窃隋好驸马-第1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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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九月下旬，大兴城内。李渊最近的日子。其实也不算很好过。拿下大兴城已经是七月份的事情了，算来关中南部地区已经被李渊平定整合了两个月，一切好歹恢复成了安定大后方的样子。
　　　　但是陇西凉州一带的薛举、薛仁果父子，与雁门的刘武周，这两路军阀始终还保持着对李渊进攻的态势，让新兴的李氏政权没法安生。短短两个月之内，李渊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稳住阵脚，没个一年半载的功夫，根本不可能彻底剿灭其中任何一家军阀。
　　　　李建成率领了他原本拿下大兴之前的本部兵马。回防河东地区，协助此前因为兵力不足而在刘武周手下屡战屡败的李元吉，好歹是稳住了阵脚，扭转了颓势。而李世民的人马则是被派到了对付薛举的方向上。
　　　　就在数日前，李世民刚刚和薛举军交手，就因为仓促进逼，立足未稳就发动抢攻，而在浅水原一带的一场战役中受挫，不得不转入守势——历史上。薛举军对萌芽阶段的唐军作战时，态势可是丝毫不落下风，西凉强军的骁勇，也着实让李渊一家头疼；而之所以历史上李世民在浅水原之战后还能捞到反败为胜的机会。完全是因为薛举在大业十三年突然病死了，薛举军的指挥大权不得不交给他儿子，也就是经验和资历都还不足的薛仁果。才给了李世民快速翻盘的机会。
　　　　然而，现在因为萧铣所导致的一系列蝴蝶效应。杨广被杀事件乃至其他对应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被提前了至少两年以上，而人的寿命却大多数不会被蝴蝶效应所影响（宇文述这种战争中伤病而亡的不算）。哪怕历史上薛举之死有年事已高后不堪军旅劳累的因素在内，至少此刻还没有露出明显的健康恶化情况。
　　　　综上所述，李世民面对的压力自然比历史同期陡然增大了很多，浅水原初战失利之后，李渊不得不再刮地三尺强征新军给李世民输血，以便在西凉地区顶住薛举。而原本在李渊的战略布局当中，应当用于收取汉中地区与其他南下路线的部队，也全部被吸干了调到李世民这边。唐军入川的计划，不得不被无限期搁置，直到干掉薛举为止。
　　　　须知，历史上凡是以秦地而成霸业的君主，莫不是首先收取川蜀这块天府之国的，秦灭六国之前，首先就是由秦入蜀，汉高祖更是以汉中起家。而蜀地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也往往决定了在乱世肇始的时候，会呈现“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滞后性，在隋末乱世当中，历史上的蜀地是难得一块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战乱和民变的祥和乐土，占有了蜀地的军阀，可以从此得到的钱粮补给也是难以计数，对于国力增长的帮助不可以道里计。
　　　　而历史上，李渊起兵后不过半年，在关中略微站稳脚跟后，马上让他麾下受信任程度排行第四的亲侄儿、后来受封为赵郡王的李孝恭南下汉中，而后收川。后来李孝恭几乎为大唐打下了相当于南北朝时整个南朝疆域那么大的江山，几乎占到大唐总疆域的一半面积，可见入川与否，对于唐政权的壮大意义何等重大。
　　　　当然了，蜀地虽然富庶，钱粮广茂，兵源充足，但是蜀道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就算攫取了蜀地钱粮之后，要想将这些钱粮用于关中方向的北方战场，无疑是一件损耗极大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比如三国时候蜀国诸葛亮就曾经算过，在汉中盆地屯田，将就地收获的粮食用于六出祁山讨伐长安地区的话，即使是走最近的子午谷，大概四石粮食启运后，就有三石会在路上被运粮的民夫牲口吃掉，只有一石可以运到长安，路途损耗率将近八成之多！而如果不靠汉中屯田，直接从成都运粮到长安的话，那就更夸张了，十五石军粮从成都启运，只有一石可以到长安（注：这个损耗率没有计算木牛流马等考证难明的因素，也就是说蜀道部分无法通过粮车的地方。要全靠人力在山路上背着粮袋行军，因此人力消耗的口粮才如此巨大）。如此夸张的损耗率。哪怕蜀地的粮食多得飙油，也是不够这般折腾的。
　　　　所以。关中政权夺取蜀地之后，对于蜀地钱粮利用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南北两个战场各自为战——不要指望蜀地的钱粮来补贴关中方向的北方战场，而是夺取蜀地之后，立刻在蜀地自建新军，就地造船，然后顺着长江三峡冲出去，直扑荆楚之地，而后便是江西、江东一路杀过去。把蜀地的钱粮用于平定南方。
　　　　因为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的水运是极为便利的，便利到从夔州出了三峡就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而逆流而上的水运则是极其苦逼，所以川军打荆州极为方便，而荆州军要想反制川军就难上加难——刘备出川的时候，孙吴驻守三峡一带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直到陆逊把战场拖后到夷陵一带才稳住阵脚，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也正是因此。所以陆逊击败刘备之后，只要刘备躲回三峡另一头的永安白帝城，陆逊就抓瞎了毫无扩大战果的机会。
　　　　历史上，在江陵立国的萧铣政权。就是在唐军李孝恭部收川后次年，被从蜀地沿着三峡出兵的唐军消灭的，消灭萧铣的唐军主帅正是赵郡王李孝恭。而副帅则是李靖李药师。李孝恭部靠着在四川得到的兵马钱粮，沿着长江一路横扫上万里。连续击灭萧铣、林士弘、李子通三大占据荆楚、江西、江东的军阀，把整个南朝故地收入大唐囊中。
　　　　可惜。现在的李孝恭，因为薛举还没死，因为他堂弟李世民孤军顶不住薛举，所以李孝恭也不得不暂时跑去浅水原给堂弟打工，入川奇功只能是遥遥无期地搁置了。
　　　　在这样的时刻，李渊得到了杨广被宇文化及杀害的消息，也真是不知道是喜是忧，在他原本的计划中，最好是好歹把刘武周这个直捣他老巢的军阀给灭了，然后再拥立代王为新君，这样好歹也能更有底气一点，不至于人心不服——就好像历史上司马懿、司马师就已经实际上攫取曹魏的军政大权了，但是一直不敢篡位，就是要等到司马昭时代，有了“灭蜀大功”之后，才好名正言顺篡位：当年曹操削平北方诸雄，获得了代汉的“功德巍巍、合当受命”资格，司马昭灭了蜀国这一伪朝，才能与之比肩。
　　　　任何行废立之事的人，都希望手头有一个马上拿得出手的大军功垫垫底，造造势，以李渊的政治敏感，当然不会不懂这些。
　　　　杨广的猝死，显然逼得他不得不把拥立新君的时间表提前几个月，而三个儿子都在外头打仗，李渊也没人可以商量，只好找刘文静、裴寂密议此事。
　　　　“二位先生以为，如今昏君在江都被弑，孤等该当作何区处？”
　　　　刘文静也算是铁杆拥趸了，这个当口自然是精神抖擞地劝进：“唐公，臣以为，萧铣既然已经在丹阳另立燕王，咱这边是绝对不能落后的，不然到时候反而落下再次叛逆的把柄，不如便立刻为代王新上帝号，并且昭告天下认定萧铣篡改杨广遗诏，乃是叛逆。同时行文东都，让元文都等归顺我等——想来元文都是不肯归顺的，但是我等好歹要先把声势造出去，如今这个时刻，显然是谁先称帝就能占到好处。
　　　　一旦新君正位之后，便该以诏书加封唐公为唐王，正式另封丞相、尚书令以执掌军权。待过几个月，年关将近的时候，再以新君年少德薄、不堪威服天下为由，行禅让之事。”
　　　　李渊听了，却不觉得有多欣喜，毕竟军事上占到的优势才是实打实的，名义上捞再多好处都是虚的。听了刘文静的言语，他也不置可否，转头示意裴寂也说说看法。
　　　　裴寂也拿不出别的什么看法，只是老生常谈把刘文静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又添加了一些细则：“臣以为，新帝应当额外加封大公子为唐王世子，二公子为秦国公，四公子为齐国公，侄少爷为赵郡公，也好定下名分，让群臣知道将来的奔头。”
　　　　“罢了，这事儿便依了两位先生，且按照你们说的去办就是了。另外，让代王那小儿坐多久，怎么把死忠于他的人都钓出来，也要二位先生操心。孤不想明年再给代王那小儿另外想一个年号了——你们明白孤的意思么？”
　　　　今年，新君仍然会沿用大业十二年的年号，李渊说不想再给新君另外想一个年号了，显然是不打算让新君做过年了。刘文静和裴寂自然立刻领会了最高指示，自去操办不提。
　　　　……
　　　　王世充得到杨广被杀、燕王继位的消息，比李渊还早了七八天，然而元文都在上头压着，他也不好置喙。
　　　　可叹元文都这个不明时势的家伙，居然一开始还有心承认丹阳朝廷，几乎让萧铣兵不血刃得到了东都地区的法理统治权——历史上元文都自然是和王世充商议之后，既不承认李渊手头那个傀儡，然后在东都直接立了越王。然而不得不说，元文都好歹还真是一个大隋忠臣，历史上他之所以立越王，是因为江都的宗室都被杀光了，现在理论上更正统的燕王还或者，元文都这个死脑筋居然就想继续效忠。
　　　　然而，王世充显然不是这样的二愣子，他一直在隐忍，元文都踌躇不定十几天，李渊那边新立代王、招抚元文都和王世充等东都文武的诏书也到了，元文都两者相比之下，觉得代王明显更加不名正言顺，是李渊的傀儡，自然拒绝奉召。
　　　　九月三十这天，东都终于发生了一股大乱。王世充带领东都驻军，发动兵变把元文都拿下，然后快速审讯问斩，并且把元文都控制的越王杨侗给控制住了，摆出一副越王手下大忠臣的姿态，宣布立越王为新君。
　　　　王世充另立新君的理由看上去也很是冠冕堂皇：燕王虽然正统，然而如今被外戚把持，为奸佞萧铣所控制，若是归顺燕王，大隋江山将来必然崩塌！至于李渊这个早就是反贼的家伙，就更不用说了，他所立的代王怎么看都没有正统性。
　　　　要想拯救大隋，唯一的办法就是跟着他王世充这个大隋最后的忠心名将，拥护新君，披荆斩棘！
　　　　李渊和萧铣虽然都没有招抚到东都朝廷，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没有觉得失望。毕竟，王世充武力把此前官声和忠义之名都还颇为不错的元文都宰了，对于东都官员的声望便是一个整体上的打击。唯一一点让外人觉得惋惜的，便是历史上原本应该“共襄盛举”的拥立新君行为，从一开始就成了王世充一家把持的局面。
　　　　三皇并立的时代开启了，而且从第一瞬间就充满了火药味，此前的虚伪遮掩都不复存在，任何一个皇帝背后的军阀，都直斥另外两家是反贼叛逆，后面就只有战场上见真章了。（未完待续。。）

第五十九章　首恶
　　　　兵荒马乱的年代，讯息传递总是很慢。等到李渊、王世充纷纷动手、三皇并立的局面已然形成，并且确认后传回丹阳的时候，已经是大业十二年的十月底了。
　　　　确认之后，萧铣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这一个月里头，他除了不停地整合南方地区并且梳理朝政人事之外，一直还顶着另外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那就是他手上那颗代表正统的棋子、新皇杨倓，已经进入了破伤风症的重度发作期。
　　　　杨倓破伤风的全面发作，是武士彟回来之后不到十天的事情。后世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破伤风症候里面大约**成的病例，从感染成功到出现症状，潜伏期普遍是七八天到十天光景，但是也有一两成的少数情况，可以拖到数月；并且感染期间其他炎症或者感染的治疗药物，对于破伤风的发作也有或多或少的延缓作用——当然在对症药物出现之前，要想根治几乎还是不可能的。
　　　　杨倓身为新皇，身边太医众多，原本为他外伤和治风疾伤寒的药物就很多，又有调理身子的补品随时斟酌损益，所以潜伏期比平常病人长数倍都属于正常情况。从十月中旬开始，杨倓才算是彻底压不住破伤风的典型症候，被太医们发现皇帝犯了一种新的并发症，而非此前草草认为的外伤和风寒的症状。杨倓全身不定期出现各种肌肉强直、痉挛，乃至牙关咬死，张嘴开合都不受大脑控制。渐渐再演变得每日多次脸色紫涨，呼吸困难——几乎是到了这一步。太医们才确诊了是“七日风”。
　　　　这个过程，可谓是让萧铣担惊后怕又虐心。最后都忍不住亲自假设提点了太医们——因为只有确诊为“七日风”，才可以把后期照顾杨倓的一切人等的罪过都摘干净，根据医理，谁都知道“七日风”是外伤导致的后遗症，虽然病理不明，但是只要可以抓住外伤这个主因，就能把所有罪责往已死的宇文化及一党身上推——陛下是在逃跑的时候被宇文化及的追兵射伤的，是中箭后落水导致的如今的一切，和后来伺候皇上的一切人无关。
　　　　太医们之所以第一时间没有看出来。主要还是古人对破伤风的了解太少，这从医书上定了“七日风”这个病症名称就可以看出来，故老相传的医生们，包括太医，都把受外伤后七八天内发作的风疾才诊为七日风，而此后潜伏期太长的那些，即使症状很像也没人敢这么认定。
　　　　原本萧铣对于自己开口提醒太医们这件事情是很谨慎的——身为梁王殿下，又不是专业的医生，你怎么能知道陛下得的是七日风呢？难道陛下得病的病因和你有关不成——但是最后权衡之下。萧铣还是没有忍住，想到了一个借口，也就是把当年他在天台寺躲藏年间，跟着天台宗开山鼻祖智顗大师学习期间习得的医术拿出来显摆。解释自己之所以可以断定七日风的原因。
　　　　为此，他还拿出了智顗大师独门的黑槐树皮熬膏外敷的七日风诊疗方案，让下面找民间伤员实验。证明他跟着智顗大师所学不虚。智顗大师的名声在整个隋朝期间，在南朝故地都是活佛一般的存在。所以萧铣搬出这个名头之后，当然可以妥妥地压住太医们。
　　　　只是等他拿出这个方子的时候。杨倓的外伤早就好透了，外敷的药物毫无用武之地，所以杨倓的病情自然没有帮助。
　　　　萧铣很是斩杀了几个对于“确诊为七日风”这一阶段负有延误责任的太医，而且让萧皇后下诏斥责了太医院诸人学艺不精，不明病理，延误治疗云云。
　　　　这些杀戒，原本萧铣是不想开的，但是谁让太医们不争气呢，居然被七日风这个名词所局限住，思维那么狭隘，梁王殿下都诱导他们往那个方向想了，居然还想不到——你想不到事小，耽误了梁王殿下把陛下死因全部推到死鬼宇文化及身上的大计，区区太医们死一百个都不足以抵偿。
　　　　……
　　　　李渊、王世充拥立伪君对萧铣当真是及时雨。这一日，刚刚从杨倓身边探病归来的萧铣，一听说这个事情，马上就召集手下文官心腹们商议。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私人幕僚，和裴矩、虞世基等朝廷大臣中的核心都没有拉下，萧铣也算是一碗水端平，把他们全部叫来讨论。
　　　　因为场合的问题，因为还有裴矩和虞世基在场，所以长孙无忌和房玄龄这种忠于萧铣明显多于终于隋朝的幕僚们便不能说话太放肆，只能先用询问病情的由头打开话头。
　　　　“你们也不必猜了，陛下的病情……没有根治的可能性了，孤也看过了智顗大师留下的《天台医经》，如今只能是用药缓解症状，但是绝对……拖不到两个月了，最晚腊月间就会……驭龙宾天。唉，当真是国家不幸啊。”
　　　　裴矩和虞世基心中一凛，越王和代王已经成了大逆伪君，如今军阀割据的局势，是势必不可能让萧铣将来等杨倓死了之后再去对杨倓那两个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