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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职业是旅行:背包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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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也不多，都是当季买的，过了季也就扔了，没扔的几件通常会穿好几年。
衣服和书的待遇相同，留下来的成为朋友，脏了旧了也不会嫌弃。丢了的，只是因为最初的光鲜打动了我，丢就丢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鞋有三双，一双休闲鞋，一双旅游鞋，一双黑皮鞋。穿坏旧的会买新的。还有笔记本电脑，移动硬盘和相机。
对新家的要求简单：干净，有书桌，能洗澡，能上网。
对我来说，简单与自由同义。大多数人，一直在做加法，积累了很多，想要放下时，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温水中的青蛙，想跳已经没有力气。而我因为没有负担，才能越飞越高，越走越远。
2004年开春，我从丽江回到北京。 2004年也是 10年背包背包十年生涯中唯一没有出门旅行的一年。
上半年我先后找了两份工作，在某旅游杂志做编辑，然后跳槽到某金融公司做市场营销。如果不算在丽江打的义工，这是我的第四份和第五份工作。五份工作行业不同，性质不同，相同的是都没超过三个月试用期。其实每次工作前我都信心十足，但是很快就发现那根本就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记得在面试那家旅游杂志时，当时还是那个出版集团副总的刘江对我进行最后一轮面试。他说之前你可以像走马灯似的换工作，即使撞得头破血流都可以从头再来。但你已经 26岁了，不再年轻了，选择了一份事业，就要坚持下去，才能有所成就。虽然我在一个月后还是辞职了。我欠当时的廖主编一句对不起，更想对刘社长说一声感谢。因为正是他的这句话，让我坚定了旅行的路途。
妈妈心中的世界地图
2004年 12月中国，北京
晚上八点，三里屯一间叫做 Swing的酒吧。一年一度的圣诞季已经来临，各家酒吧在灯红酒绿的竞争中难分高下。
良辰美景当道，我却觉得有点儿累。眉宇间的神采消失了，嘴角不再呈现上扬的姿态，手里抓着一瓶啤酒，也忘了喝。
我坐的位置临街，窗外搓手跺脚的酒吧招待试图拦住每位潜在顾客，那么卖力，能笑的部位全部绽放，也不知能拿多少提成。
走神了，继续想自己的问题。从来都那么有主见，所有重大选择都由自己做主。文理方向，工作选择，人生道路，父母从不干涉。可我也发现，我选择的道路并不是父母希望我走的那条。可能因为他们老了，只希望儿子过得平稳踏实，不要像他们自己的人生路那样坎坷而充满磨难。
我知道，在妈妈心中一定有一张世界地图。那地图上没有国家，没有城市，只有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我也知道，我的每一步都踏着她的担心。
晚上 11点 30分，出租车在京通快速路上飞奔。仪表盘上的时速很容易就跨过 100公里。可再快又能怎样？空旷而冷漠的北京城如同参透悲喜的佛祖，冷眼看着茫茫苍生。是，再快又能怎样？不过是手心里的孙悟空。
春天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老师看了我的个人网站，对我在欧洲累计 80天的旅行产生了浓厚兴趣，想要把我的文字和图片出版。于是那个夏天，在结束了第五份工作之后，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用我的全部才华去设计自己的第一本书。从封面到封底，一共 256页，每一页都尽可能精益求精。我发现当人专心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灵感的火花就会随时迸发。我也发现平常大大咧咧的自己，竟然还是个完美主义者，会把文章反复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背包十年书名想了很久，从“一路狂奔”到“我走我路”。当脑海中闪现出“我把欧洲塞进背包”时，我激动了一整天，赶紧把这个想法告诉编辑老师，她也觉得很棒。
9月，我的第一本书出版了。当我把还冒着热气的新书捧在手里的时候，开心得像个刚分得糖果的小孩。“背包”出版后我接连在北京和天津的几所高校做了讲座，主题是“自由与梦想”。印象最深的是在母校南开大学的那次，当我把 PPT放到最后一页时，投影屏幕上出现了两个英文单词—— “Dream & Freedom”。我对着麦克风轻轻地说了声谢谢，随后就听到如潮的掌声。我的眼睛红了，鼻子酸了，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后来出版社在王府井书店组织了一次签售，那一天也被奇怪地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段。上半段我很兴奋，签名、接受采访，而下半段却感到莫名失落。我一个人来到三里屯，心中只感到一阵空茫。这种空茫的压力首先来自父母，虽然他们给了我绝对的自由，但我却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种压力来自经济，书的版税只能维持几个月的生计。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坚持？还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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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欧洲，因为有了 CCTV的名片
2005 年1月法国，戛纳
戛纳老城依山势而建，已经有 600多年历史。一条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至山顶，路不宽，两旁是高低错落的民居。厚重的木门没几扇开启着，各家的窗户却开得交相辉映。阳台上有大簇大簇鲜花，各种颜色，各种大小，各种芬芳，仿佛一场比拼艳丽晚装的名媛社交会。
路旁的老式路灯早已丧失最初的照明功能，像是闲坐路边的老人，用自己的花白胡须告诉旅行者，老城的年龄已然不轻。
看到一家新古董店。所谓新古董，是指生产时间不长，却又把时间要素换算成价值的商品。店里的每件商品除了标注价格，还有生产时间。比如一只 1940年的碟子，售价 20欧元；一包 1965年出厂的蜡烛，售价 欧元；一张 1970年的老唱片，售价 150欧元。进门时，会有铃声通知主人有顾客光临。店主安然看报，并不理睬。偶尔让他抬头招呼的，都是一些相熟的老主顾。多年经验让店主知道，游客大多把它的小店当成博物馆，真正形成稳定利润流的还是那些几乎每天照面的左邻右舍。
新古董店旁有一条小巷，半米宽，随着山势忽高忽低，忽正忽斜，看不到尽头，也不知通往何处。对未知的好奇向来是每个旅行者的通病，非要看到常规路线外的风景。不过奇迹与背包十年危险总是结伴而行，好在我们大多乐观，愿意相信自己每把手气都还不错。
巷子的尽头是个鱼市，有各种新鲜的地中海活鱼叫卖。刚打的大海鱼，躺在冰块上大口大口吸气。鱼市旁是水果摊、蔬菜摊，买菜的大多是当地老人。
市场周围有几个咖啡馆。走进其中一家，老板说他是超级球迷，曾随法国队到上海看比赛。所以咖啡馆看上去更像个足球酒吧，挂满俱乐部队旗和大牌球星球衣。他说喜欢 AC米兰，这也是我喜欢的球队，曾在圣西罗主场看过 AC的比赛，因而和老板聊得投机。咖啡馆里差不多都是买菜后来这里歇脚的老人，彼此微笑着招呼，一杯咖啡，两块点心，几句闲聊。生活好像不过如此，也好像应该如此。
早晨侍弄鲜花，去市场买菜，走累了，喝一杯。路上遇见熟人，交换彼此近况。下午去小店淘宝，晚上和老伴吃自制的烛光晚餐，放年轻时常听的唱片，心情也就会格外好。
老人有自己的圈子，阳台上盛开的鲜花是他们交流的语言，他们也有自己的骄傲，紧闭的大门并不对游客开放。老路灯、老唱片、老街、老店和这些安享晚年的老人共同构建了一个安静平和的生活圈。除了羡慕还能剩下什么，无论对老城还是老人。
没想到那么快又回到欧洲，而这次我的身份是 CCTV2的出镜记者。
《我把欧洲塞进背包》出版后，我整理了一份简历，打算到中央电视台的一档旅游节目毛遂自荐。这是在三里屯独自喝酒的那个晚上想出的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继续旅行，又能让父母放心，知道我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那档节目叫做“旅游风向标”，他们策划的“由零开始”系列报道从零海拔的崇明岛到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我每天晚上都追看。在节目最后一集，当主持人韩冬终于看到珠峰时，他哭得像个孩子，他想的一定是那几个月的路途艰辛。这种感觉走过长路的人都能感知，于是我也被他的感动所感动。
我是那种有想法就要去实践的人，于是跑到梅地亚中心的《生活》栏目组问人家是否要人。可工作人员告诉我《旅游方向标》下属于《为您服务》，他给我指点方向，告诉我《旅游方向标》就在马路对面。
接待我的是栏目组的一位编导老师，他说制片人去西藏拍片了，收下我的简历后就让我回家等通知。面试过的人都知道，回家等通知基本等于没戏，于是也没抱什么希望。
几天后，我竟然接到栏目组打来的电话，让我写一个去欧洲拍摄大型旅游节目的策划案。我一听，有门儿了。
几年之后，我和一位已经很熟的编导老师闲聊，他跟我说，当年正是他接待的我，觉得这个小孩儿还不错，于是推荐给了制片人。真是罪过，我那天的记忆已完全被忐忑的心情稀释。感谢孟老师，如果你把我的简历扔进垃圾箱，我的人生可能就会拐到另一个方向了。
很快我就获得了出差机会，和编导小叶去法国戛纳采访购物节。那次旅行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和法国旅游局的齐勇姐有了第一次合作。正是她后来对我的几次帮助让我最终走上第二章艰难的旅行路背包十年了职业旅行者的道路。
抵达法国后，一辆黑色奔驰商务车载着我和小叶从尼斯机场开往戛纳。我们住在超豪华的酒店里，每晚的法餐漫长到天荒地老。白天或者乘直升机俯瞰蔚蓝海岸，或者在戛纳老城自在游走。每天晚上在戛纳电影宫都会有顶级品牌的时装秀，我的位置就在第一排， Dior、Hugo Boss、Salvatore Ferragamo，新一季的时尚气息就在我面前风起云涌。
但我心中清楚地知道，我能坐在第一排是因为那张印着 CCTV的名片，否则，我什么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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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后该怎么办
2005年 6月德国，纽伦堡
早上九点半约了纽伦堡旅游局的吉尔克先生在酒店大堂见面。由于时差作祟，才早上七点我就再也睡不着。还有两个多小时，小叶一定还在睡觉。
一个人下楼，酒店旁是个咖啡馆，浓香的咖啡混着烤面包的香味儿，暖洋洋地溢到街上。透过咖啡店的窗子，看到一个戴金丝眼镜的老先生在看报纸，系红格子围裙的金发女招待忙忙碌碌。这是德国小城的又一个普通早晨。
从酒店所在的小街向右转，我看到一座塔楼。砖红色塔身，尖角塔顶。纽伦堡作为纳粹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二战”后期被苏联空军炸得只剩下碎砖烂瓦和尸体。眼前这座中世纪建筑能够如此完好地保存，简直是苏联飞行员的耻辱。
我朝塔楼走去。路边有个停车场，停满奔驰宝马，都是二手待售车。车窗上贴着售价和联系电话， 3000多欧元一辆宝马， 4000多欧元一辆奔驰，便宜得让我情不自禁地在脑子里策划走私路线。
塔楼旁有个麦当劳，我习惯比较世界各地巨无霸套餐的售价。经济学有个巨无霸指数，是说各地物价通常与当地巨无霸套餐价格成正比。一条小河从塔楼旁流过。看一下手机上的时间， 7点 50分，时间还早，八点半再往回走都来得及，于是沿着小河朝老城走去。
老城位于纽伦堡城市中心，商业街、鱼市、餐馆、酒吧、教堂、市政厅，一个都不少。水果摊出摊最早，卖洗净的草莓， 10个一盒的小包装，看上去新鲜可口。一摸口袋，发现出门时没带钱。
继续往前，走到一个三角形广场，广场上铺满正方形的青灰色石砖，湿湿的，不知是前夜下过雨还是人工洒的水，感觉空气中水汽充沛。四周是带烟囱的三层楼房，灰白色墙面，棕黑色尖顶。每家窗前都旋转着一个色彩斑斓的风车。风车的鲜艳色彩和黑白背景的搭配让我产生了拍照的念头。这时才意识到也没带相机。并且同时发现，口袋里除了一个没有信号只能当手表使用的手机外，什么都没有。
此时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八点半。
远远看到那个塔楼，还没走到跟前我就发现好像什么不对劲儿。那条小河不见了，围着塔楼绕了一圈，麦当劳也失踪了。
我竟然迷路了！
迷路也没什么大不了，找人问呗。
问的第一个人是位老先生。对不起，我听不懂你说什么。
第二次问的是位年轻女孩。不好意思，我赶时间。
第三次则是个看上去不忙又会讲英文的先生。什么？你说的是哪个塔楼？那样的塔楼老城里还有许多。
我忘了酒店名称，只记得第一个字母是 M，后面还跟着*个字母，是一家三星酒店。这点儿线索让我在鼓足勇气拦下一辆出租车后（打算回来到付）嗯啊了半天也没说清楚究竟要去哪里。
已经九点了，这下我真慌了。
看到一家卖纪念品的小店刚好开门。
对不起，我迷路了，能借我地图看一下吗？
店主很热心，我想是我的可怜相发挥了作用。他马上找出一张市区地图，问我，有酒店名片吗？我说没有。
记得酒店的名字吗？我摇摇头，又说， M开头， Ma*ala？ Ma*alan？ Manila（马尼拉） ？
老板乐了，接口说，那是菲律宾的首都。店主从城市地名列表里面找到一长串 M打头的，让我看到底是哪个。
就是那个， Maxmillan！
9点 25分，看到小叶在酒店门口抽烟。他笑着问我，自己玩儿去了，也不叫我？
我甩掉一头汗水，拍着他的肩膀（实际是扶着），说，好啊，明天早晨带你去老城转转。
对我来说，每次对未知城市的探索都像冒险一样充满刺激。但没有任何旅行者无所不知，也就无法避免旅行中的各种失误和错误。如果是一个人旅行，当错误出现时，我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甚至还会觉得兴奋。可如果和同伴在一起，我就会觉得内疚，会尽可能事先想得周全一点儿，可这样也就少了那种无知者无畏的自由。这应该是我喜欢一个人旅行的原因吧。
虽然我自觉方向感十分强大，但就像淹死的都是会水的，所以迷路对旅行者来说就像家常便饭一样普通。迷路时千万不能慌张，要动脑筋想办法，最后总能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后来《旅游风向标》精简编制，和我同时去的一个新加坡编导也离开了。不过很快我就找到了第七份工作，在一家电视公司做节目策划。每天的工作就是把老板和全国各地电视台台长在饭桌上聊出的节目创意变成具体方案和制作流程。核心创意、节目模式、时长、主持人、公司背景，写多了都是一个套路。 2005年超女正火，老板就想弄一个比超女更火的节目。这让我无法胜任。心里想的还是什么时候可以去下一个国家下一个城市旅行。一直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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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府井乞讨
2005年7月中国，北京
到王府井时大概10点左右，星期六的早上10点，人潮汹涌。
没有刻意装扮，牛仔裤、T恤衫，都是平常穿的衣服。仅有的两样道具是我的背包和一张A4纸，纸上用中文和英文写着：我需要钱继续旅行，I need money to continue my trip。
通往新天地的地下通道中有个拐角，坐在那里并不妨碍别人走路。来往的行人很多，购物或者看电影。大多是生活在这座庞大城市中的白领、骨干、精英。几乎没有人注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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