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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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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实中，一些经济学家运用这个理论的时候，没有仔细考虑前提条件，譬如林毅夫和樊纲先生，如果我没有误解他们观点的话。
以坚持比较优势理论而著称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认为，在信息产业中，技术研发和品牌行销的附加值最高，制造的附加值最低。中国搞不起技术研发，在品牌营销中又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优势，所以只能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坐在世界产业链的最底端进行制造。他同时指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于这个国家要素的结构，我们的生产要素必须要先赶上美国才行。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事技术研发呢，因为我们研发不起。他是这样说的：“到底我们走的阶段对不对？当时国内在信息产业中，比如发展比较好的联想受到很多批评压力，联想组装，也生产一点零部件，自己基本上没有研发。施振荣宣称‘微笑曲线’两边都获利，所以他的公司也想往两边研发。从研发上来看，这是一个资本投入的大风险所在。IBM一年投入达50多亿美元来研发芯片，而联想现在整个产值不过300多亿人民币，还不到50亿美元，赢利就更不可观了，在这种情况下要跟IBM竞争，怎么能拿出50亿的资金做研发呢？”
樊纲也赞同林毅夫的看法，樊纲在浙江考察时发现，袜子卖８毛钱还有利润可赚，于是大发感慨：现在不少地方的领导一谈发展战略就是高科技，对传统制造业没有什么兴趣，其实这是认识上的偏差。“８毛钱的袜子并不耽误生产导弹飞船呀！”“中国这么多农民进城干什么？难道都干电脑工程师？”他认为，传统制造业在中国是大有可为的。樊纲说，我们现在的技术成本、资本成本，特别是体制成本都比较高，要扬长避短就必须依靠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
不顾实际条件地盲目发展高科技（当然，这里不讨论政府是否应该“抓经济”），不考虑其他因素地搞研发，是认识上的偏差。但是，单纯地讲劳动力便宜（廉价劳动力），传统制造业大有可为，也不见得合理。我们需要验证一下。
假设有两个国家：张三国与李四国。按照严格的测算，双方的比较优势是，张三国擅长生产电脑，李四国擅长生产袜子。那么，张三国专一生产电脑，李四国专一生产袜子，然后交换，双方各得其利，这是最好的结果。张三国不应当生产袜子，李四国也不能生产电脑；如果张三国一定要生产袜子，则是以弱搏强；相反，李四国如果要生产电脑，则也是以弱搏强。因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这可能吗？要知道，第一，比较优势理论是考虑生产一方，而没有考虑消费者和市场容量的。如果袜子市场容量一定，你一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生产，市场饱和之日，也就是破产之期。第二，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静态的，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偏好是变化的，继续按照老的定位进行分工生产，岂非等着竞争对手消灭你？第三，厂商从事生产活动，主要目的是盈利，那么，李四国只是生产附加值低的袜子，怎么能保障盈利？你辛苦半年生产1万双袜子，卖了8千元；可是，别人一分钟就生产一台笔记本电脑，卖8千元。你辛苦半年，只及人家1分钟！国与国之间怎么竞争？当然，现实世界绝对不是“两个国家、两种产品”这种简单模型所能包括的，是需要附加很多现实前提条件的。
其实，学术界在几十年前就提出了“比较利益陷阱”（且不考虑产业内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等的分析，我认为，要分析实践问题，加入“其他条件”之后的比较优势理论足够了。详见后文的分析），描述了这种静态的、不考虑实际的简单地运用比较优势理论造成的恶果。国际贸易方面的教科书是这样说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可不是嘛，君不见，那些号称“橡胶王国”、“可可王国”、“象牙海岸”、“甘蔗之国”等初级产品出口的国家，老是在国际贸易中吃亏。墨西哥、印尼等国发挥了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却依然滞留在“南方”阵营里。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并不是自由贸易的错，更不是比较优势理论的错，而是这些国家没有活学活用比较优势理论的错！要知道，任何理论都是在一定假设条件下成立的。因为是理论，必然将很多因素抽象掉了，正如哥伦布的竖鸡蛋问题一样：你能在平滑的桌面将其竖起来吗？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设法竖鸡蛋，只能是白费力气。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哥伦布的题设条件有哪些？既然他没有说不将鸡蛋打破，那么，可以打破了再竖（这是哥伦布的答案）；如果考虑到题设条件问题，我们可以想出无数种方法：比如说，用万能胶水将鸡蛋粘到桌子上；用手扶着鸡蛋（哥伦布并没有说不许用手扶）……再举个例子，角度为45度时，投掷的标枪飞行距离是最远的。但是，具体实施时，会因每个人所掌握技巧的程度、力量以及当时所处的环境等条件的不同而投掷的距离不同。比如说，某人的力量比其他人的大，技巧掌握得相对较好（动作流畅，能充分利用助跑的作用，能使投掷角度接近于45度），当时场地无雨无风，晴空万里，气温爽朗，则他投掷的成绩一定比那些力量小一点、技巧掌握差一些、自然条件恶劣一些的人好很多。所以，条件不同，结果可能大不一样。
比较优势理论要活用（2）
回过头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关于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教科书上白纸黑字写明了假设条件（我认为这些前提条件不够完全，还有一些很重要的没有考虑进来，如前文所说的那些）：假设世界是由两个国家组成的，它们只生产两种产品；采用静态分析方法；没有规模效应；生产要素在国内完全自由流动，但在两国间不能自由流动，且两国国内实现了充分就业；不存在或不考虑运输和保险成本等等。这么多前提条件，有几个国家的生产完全符合？没有，现实世界中很难找到。所以，分析现实问题的时候，必须将这些前提条件“考虑”进来。
譬如，说中国劳动力便宜是一个比较优势，是有条件的。在什么条件下它能成为优势呢？如中国的汽车，作为产品是全世界最贵的，作为劳动力是最便宜的。这如何解释？比较优势在这里没有任何体现。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没有开发产品的能力，一直在依赖跨国公司，这导致了你的成本过高。所以，你一旦掌握了这种技术，劳动力便宜就立刻变成了优势。就像家电产业，同样的技术水平，同样的质量水平，你的产品就是比别人便宜，因为你的劳动力便宜。所以，变成优势不是自动的，不是因为你有便宜的劳动力你就自然而然的拥有了这个优势。要是这样的话，最有竞争力的地方应该是非洲。劳动力便宜能不能成为优势？能够成为优势，但是在你学习、掌握了技术之后。
现实中，灵活运用比较优势理论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少，如“亚洲四小龙”，它们的资源禀赋与中国内地基本相同，原有的基础也差不多。现在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它们的经验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贸易结构导向的转变，过去参加国际竞争主要是依据自身的供给条件，以资源禀赋为导向，现在则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另一方面是有效地进行由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转化工作。为了使比较优势成为竞争优势，各个竞争国家和地区都争先采用新技术，以新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尽管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的产品仍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但是这些产品包含了更多的新技术含量（这是我在《张维迎为资本家说话？》一文中讨论“里昂惕夫之谜”时所说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相反，中国以廉价且丰富的劳动力为后盾，积极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目前，中国的产品出口每年都在增加，到2001年已经占整个出口的90％。其中，加工贸易的进出口已占整个贸易的约一半，在中国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中国甚至已被称为“世界的工厂”，工业实力受到普遍关注。但是，中国能够参与国际分工的部分仅仅限于附加价值很低的部分，而且与当初日本以加工贸易为中心的时期不同，“冷战”结束以后，廉价劳动力的获得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困难，再加上发展中国家间的竞争，导致中国能够获得的利润进一步缩小。这样，对中国而言，本国的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的相对价格日益处于不利境地。产量的扩大并不能带来实际收入的增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中国正在陷入一种“丰收贫困”的陷阱。中国要想挣脱这一陷阱，成为真正的“发达的工业国家”，就必须着眼于人力资本的积累。
其实，不仅制造业，中国一些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地方，也简单地实施比较优势理论，选择了资源导向型战略，将资源型产业确定为主导产业。萧灼基和魏后凯甚至还提出“以资源换资金”的观点。这些操作与观点，忽略了国内外市场等相关因素。现实情况更是证明了这一点。如“九五”计划所确定的几大支柱产业——能源、矿产、原材料工业和深加工工业，现在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已经成为几大包袱，包括债务包袱、亏损包袱、失业包袱，而且他们的特点是背不动，背不起，放不下。不妨以新疆为例，其盛产棉花，石油蕴藏量也很丰富，有“一白一黑”优势资源之说。简单地套用比较优势理论，新疆应该选择基于“黑”、“白”资源的主导产业。新疆过去也是基于这些认识，制定了“两个3000万”的目标：一是使新疆的石油加工能力达到3000万吨，建设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二是使新疆的棉花产量达到3000万担，建设中国最大的商品棉生产基地。但是，受国际市场的冲击，计划的石油化工目标只有少数落实，多数没能上马；棉花虽然达到了3000万担的产量，却由于价格大幅下跌，也没有显示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2002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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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保险不保险
存款保险不保险——与徐滇庆、谢平等先生商榷
“产权经济学之父”阿尔钦打趣说，要彻底消灭交通事故，最保险的方法是在方向盘上安装一把直指司机心脏的刺刀。存款保险是否也像司机的安全带？
王东京等教授提出，中国应该推行存款保险。理由在于，对于银行而言，能够增进信誉，避免流动性风险，避免挤兑风险，也有利于其在市场竞争中增加砝码；对于存款人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其存款的安全。从表面上看，存款保险确实很有推行的必要。但是，深入分析不难发现，存款保险不会也不可能起到预期作用。
当存款得到保险或保障时，存款者无需在有危机预兆前撤走存款。存款保险使银行摆脱流动性不足的压力，并减轻风险的扩散。然而道德风险问题却是无所不在的，在对贷款提供保险的同时，银行当然应该把道德风险问题考虑在内。得到全额保险的存款者往往不会和以前一样的去监督银行事务，或查看银行的文件，这就会诱导银行放贷经理“赌博”。所以说，存款保险极可能造成道德风险问题，也就是说，避免银行挤兑的结果竟是银行经理用银行资产去“赌博”，这是很可怕的结果。因此，存款保险的提供者必须同时密切注视银行的经营行为以及一切与风险有关的损益状况。另外，一旦推行存款保险制度，存户将需要承担部分保费，亦即是“羊毛出自羊身上”。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乃至有效需求，对处于启动和成长阶段的经济发展很不利。
从实践看，存款保险的作用颇值得怀疑。存款保险制度可追溯到19世纪。1829年，美国一位名叫Joshua Forman的商人参照中国票号的“互保”制度，设立了私人存款保险公司，以保护存款人利益。其后，美国本土上涌现出大量的私人存款保险公司。20世纪初，因保险基金不足，大多数存款保险机构破产。1929年暴发经济大危机，美国很多银行破产。为保护银行和存款人的利益，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法案，并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此后，加拿大、日本、英国等国家引入这项制度。目前，世界上多数发达国家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但是，正如香港大学的张俊喜在其论文《银行监管的七大政策及其有效性》中指出的，大多数实行过存款保险制度的国家，均有失败的经历，人们期望的稳定效应没有实现，反而被严重的道德风险所掩盖。美国经济学家凯因（Kane，2000）、戴莫古克·康特（DemirgucKunt，2000）等的研究发现，在银行监管薄弱的国家里，存款保险的某些特征，如较高的承保限额，将使银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增大。世界银行的研究证实，存款保险制度越宽松，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就越大。在银行业的发展和效率方面，没有证据显示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张弛程度有任何联系。不妨以美国为例，看看存款保险制度究竟有无功用。20世纪80年代末，储蓄和贷款协会危机严重影响了美国经济就是存款保险失灵的明证。在1983…1985年的3年中，有问题的储蓄贷款机构迅猛发展。1989年破产的637家储蓄机构在1983…1985年均成倍增长，其中的74家超过了400％。是的，由于有存款保险，银行就有了从事高风险投资的动机，他们可以把风险损失的成本外部化，即直接转嫁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但最终一般还是由公众来承担的。
由此，我想起了被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的美国经济学家阿尔钦（也被译作“艾智仁”或“阿尔奇安”）对安全带问题的反诘和打趣。他根据美国实行司机必须佩带安全带规定后交通事故反而大幅上升的统计数据说，要彻底消灭交通事故，最保险的方法是，在方向盘上安装一把直指司机心脏的刺刀。存款保险是否也像司机的安全带？
200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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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担保不是良策
信用担保不是良策——与汤敏先生商榷
如果信用担保的有关政策能够真正的贯彻下去，银行基于风险的担忧无疑是解决了，坏账的最终承担问题却没有解决，只不过是挪到了下一个环节。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2004年11月3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说：“应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帮助银行来对中小企业贷款。目前我国已经有了一些由地方财政出资建立的信用担保体系，由其对中小企业进行部分或者全部信用担保。除了财政担保外，还要大力发展民间担保机构，靠商业化的操作来为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另外，还应建立一套再担保体系，来分散担保公司的风险。”
汤敏先生的出发点是极其良好的，但能否真正发挥预期效用、达到预期目的，则需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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