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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林论剑-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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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为防止爆发经济危机，加强了宏观调控。主要措施是通过有效的统计或信息工作，及时发现出现高利行业的苗头，及时予以调控。调控的措施是综合的、多方面的，其中一条主要措施是提高税率，也就是通过高额收税拿走行业的“高利”，使之降为“中低利”行业。由于西方国家二战后的综合调控做得比较好，虽然仍然有周期性的萧条期，但已经避免了爆发经济危机。
三是什么是暴利，目前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其获取的利润至少要比高额利润高得多。什么是暴利行业，按理应界定为，这个行业的多数企业（至少是一半以上的企业）能够获得暴利。由于二战后西方国家在出现高利行业苗头时就予以调控，即使出现了高利行业，时间也很短暂。至于出现多数企业都能获得暴利的暴利行业，还没有听说过。
四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主要是同行业内各个企业的竞争。从利润分配的角度看，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优劣纷呈。一般情况是能够获得暴利的企业是少数或极少数，获高利的企业也不会多，占大多数的是获得中利和微利的企业。至于亏损企业，在行业萧条期，比重会大一些；在行业繁荣期，比重会小一些。由于每个行业都拥有几万、十几万甚至更多的企业，获得暴利的企业哪怕少到1％以下，也有成百上千家，也会造就一批大富豪。由于出现大富豪不是界定暴利行业的标准，因而不能因为某一个行业出现了大富豪的数量多于其他行业，就把它定性为暴利行业。
五是西方国家的专家认为房地产业是投机性、风险性行业。在经济萧条期，破产倒闭的房地产企业一般会比其他行业稍多；在经济繁荣期，取得高利、暴利的房地产企业一般也会比其他行业稍多。但不能据此把房地产业叫做破产行业或暴利行业。
据回忆，我国在媒体上出现房地产是暴利行业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有人在使用这个概念。如果我国真的出现一个大多数企业（至少是一半以上的企业）都能获得暴利的行业，国家肯定要予以调控。如果国家不予调控，并让这个行业的大多数企业都获取暴利而延续十几年，肯定会对社会的公平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极大的危害。而事实证明，没有发生以上情况和问题。由此可以看出，暴利行业的概念不是经过严肃的调查分析和科学论证得出来的，而是经过炒作炒出来的。我们搞经济研究工作，最好不要使用这个没有经过科学论证的概念。
一点诚挚的希望
我是一个已满74周岁的经济研究工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深地关注我们的经济研究队伍，时刻祝愿它不断发展壮大。为此，希望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坚持求真务实、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作风，对每个问题的研究，既要刻苦学习钻研，锲而不舍，又要敢于迎难而上，锐意进取。总之，要不断地充实自己，发展自己，提高自己。为了从整体上提高研究水平，要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团结奋进搞研究的环境和氛围。在共同研究问题时，要立足于互相切磋、互帮互学，共同提高。对于与自己不同的观点，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首先要尊重对方的观点，倾听对方的观点，在弄清楚对方的观点后，再提出自己的争鸣意见。在争鸣中，要努力把自己的观点讲透彻，把道理说清楚，做到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在商榷、研讨和争鸣时，切忌予对方以讽刺、戴帽子、打棍子。刘先生在行文中，使用了“缺乏中立，行文中倾向于为某个利益集团正名、抱不平、唱赞歌，则不是学者所为”以及“狭隘地坚持‘小圈子利益’和‘诸侯经济’的观念”等词汇。这些词汇，不是商榷和研讨的词汇，不仅不能达到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目的，而且不利于团结。希望中青年同志在与他人商榷、研讨、争鸣问题时，不要使用有悖于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不和谐词汇。
2004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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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理论的公允：也谈“危险信号”（1）
理论的公允：也谈“危险信号”——兼求教于包宗华、刘正山两位先生
刘玉录
近日，《中国房地产报》于2004年6月9日和2004年8月4日先后发表了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包宗华常务副会长、《中国土地》刘正山主编二位先生的争论文章。读过之后，深受启发。学习之际产生一些疑问，笔者想借此机会分别求教于包（以下简称“包文”）、刘（以下简称“刘文”）两位先生。
包、刘二文利于土地市场的建设
刘文的率直可谓锋芒毕露，表现出一种求实的科学态度，理论研究确实需要这样的精神和勇气。尤其是面对包老先生这样的地产理论前辈，刘文敢于挑战于城下，言“在下不才，斗胆商榷”，８个字历历在目，使人感觉到一个学者求索的拳拳之心。
包文的初衷真是忧国忧民，表达了作者关于土地市场建设任重道远的真见卓识，体现了对房地产业宏观态势把握的精到。应该承认，包文的出发点是好的、积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指出了产业当前与今后若干值得注意的倾向性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学术的讨论不完全同于竞技场上的比赛，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争个你高我低，排出一二三名来，而是探求真理的方式，发展理论的需要。包、刘讨论围绕着土地市场的焦点问题，接触到房地产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碰撞出思想火花，令人振聋发聩。下面是笔者请教的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土地拍卖中的地价？
包文认为，拍卖很容易大幅度提高地价。笔者以为，土地实行“招拍挂”后，全国平均地价确实出现了明显上升，但是这不是地价上涨的根本原因，而是潜在上涨因素的实现形式，即如包文所说，“诸多方面都会不断对土地供给提出更多的要求”的原因所致。
刘文对土地拍卖要不要限价疑问的答案是：否。笔者认为，问题可能没有这样简单。试问，土地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语），难道只限于放量，而不涉及价格？换言之，土地的宏观调控难道只是量的概念，而不包括（价）值的概念？如果调控涉及价格，在拍卖时不作为，到哪里去作为呢？何况在国际上，早就有日本《国土利用计划法》（1974年）“土地交易许可制”，其目的在于直接控制某些地区的地价水平及土地利用方向。（柴强：《各国地区土地制度与政策》，1993）
怎样分析地价－房价的关系？
包文关于地价与房价的联系被刘文归纳为“成本决定价格论”。笔者认为，价格的成本论有着实践上的依据，问题并不在这里。包文的问题在于房价分析的单向决定，即只强调地价…房价的线性影响，而未提及房价…地价的逆向影响。房价与地价二者之间其实是一个辩证的互相决定关系，此一时彼一时，谁决定谁，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视时间地点为转移。
刘文主张的市场最终决定房价固然不错，但是，正如上面讲到的，房价与地价不是没有关系。同时，刘文全然否定成本论，认为犯了计划经济时代通行的逻辑错误，未免偏颇。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詹姆斯·Ｌ．帕帕斯教授等所著《管理经济学》中，第十一章“定价实践”列举了企业４种定价方法，第一个就是“成本加成定价法”。
房地产是不是“暴利行业”？
包文对房地产企业经营状况的具体分析是客观的，但是以此来否定“暴利说”不能说服人。由于产业本身性质使然，房地产行业在组织结构、地域上是极不平衡的，因此传统“平均数”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准确地说明问题。正如刘文所列举的“福布斯”富豪榜的例子，房地产“暴利”是客观的，准确说，应该是“房地产存在暴利”，而非整个房地产业都“暴利”。
刘文对包文第三部分所使用的统计数据质疑道：是否可信？从何而来？等于全盘否定了这些论据，论证中对论据的怀疑是允许的，但是应该拿出像样的反驳证据，即用事实说话。如果不是这样，断然地否定就有失公允。我相信包先生这里所使用的数据是客观的，只是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
“扶强抑弱”命题怎样来理解？
包文提出，土地拍卖产生一种“不全面”的扶强抑弱。笔者不理解的是何为“全面的”扶强抑弱呢？即使政府在土地拍卖中能够限价，那些“弱不禁风”的企业往往也不会拿到地，而且从市场原则讲也不应该拿去。君不见，一些国有企业不是曾经有过很好的地块吗，结果呢，“先卖房、后卖地、再卖机器，最后回家去”。因此，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在哪个层面、在怎样的程度上讲“扶强抑弱”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不然，岂不是保护了落后？
刘文讨论“扶强抑弱”强调统一市场、追求效率的观点是正确的，竞争的基本精神是应该坚持的。但是，何事都有个度，在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前提下，也要注意到“市场失灵”现象的发生及其政府干预等的弥补。市场不是万能的，经济问题不会一“市”百了，有时也需要非市场力量的介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地租时、西方经济学在“分配论”里，都充分论述了土地市场的供给弹性特点和独特的垄断性。即使目前我们土地一级市场具有垄断性，难道没有行政力量介入吗？以土地拍卖为例，出价最高的企业就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好（最合适）的企业。土地市场是一个限制极多的市场，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也不例外。例如，1923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两个州通过了法令，禁止东方人在那里享有土地所有权，并规定他们租地的期限不得超过３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这些法令符合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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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理论的公允：也谈“危险信号”（2）
“日本的教训”值不值得汲取？
包文题目一目了然：“土地拍卖‘拍’出的危险信号”。固然，近年房地产市场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征兆，因而有宏观调控的出台，所以有“要挟说”（易宪容语）、“爆炸说”（史蒂芬·罗奇语）、“危险说”（包宗华语），两年前“泡沫说”（王小广语）余音还一直未消。不过笔者认为，虽然产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信号”，但是从总体上看房地产业发展还是健康的。因而，现在讲“危险”还不充分，至于“要挟”是误解，“爆炸”是敏感，“泡沫”未形成。
刘文全然否定了土地拍卖制度的设计和运行汲取日本教训的需要，我感觉这一态度可能过于绝对化了。中国的土地拍卖不过是近一两年的事情，还在实验、完善、健全之中。即使该制度设计完美，也还有一个磨合和操作问题。制度变迁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甚至会有反复的过程，人们不会相信一个牵涉面广、事关如此重大的土地拍卖制度一经出世就完美无缺，一点儿吸取中外土地方面经验教训的必要都没有。笔者认为，日本教训的价值和意义绝非一个拍卖所能包括，日本泡沫是当时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地价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前车之鉴，岂能无视？日本的教训值得注意，这决非是仅仅关系一个拍卖或土地资源部门的事情，而是关系整个房地产业乃至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前些年，海南泡沫就是先从地“热”起，至今余温尚在，虽然当时没有拍卖一说，但是其教训，于当前包括拍卖在内的土地市场的建设，于房地产业的发展，就一点作用也没有吗？
结语：科学的生命在于争辩和创新
瑕不掩瑜，虽然以上笔者就疑问请教两位先生，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包、刘两文开头所做的基本评价。科学研究忌讳“护犊子”——总认为自己的孩子好，即使犯了错误也百般辩护。笔者虽然将自己的观点书于上，但并不认为其内不存在错误，只是自己还未意识到而已。因此交流于大家，期待仁者对笔者的质疑反辩。其目的就是为了校正、修改、深化自己的观点，以学习长见识。结尾时，我想起哲人的一句话：“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2004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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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3＇对包宗华、刘玉录文章简要回应（1）
＇附3＇对包宗华、刘玉录回应文章的简要回应
刘正山
学术商榷，应该是商讨性的，客观而冷静，不应该带着主观色彩，譬如我在《何来“危险信号”？就土地拍卖问题与包宗华先生商榷》中使用“狭隘地坚持‘小圈子利益’和‘诸侯经济’的观念”这样类似扣帽子的词汇，是不合适的。包宗华先生的提醒，我非常感激。
这里，我不打算与包宗华、刘玉录二位先生就文章的观点和内容展开再商榷。一方面，我们几个人的观点，谁对谁错，读者可以分辨出来；另一方面，诚如刘玉录先生所言：“学术的讨论不完全同于竞技场上的比赛，最终目的不是为了争个你高我低，排出一二三名来，而是探求真理的方式，发展理论的需要。”
本文要讨论的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分析问题，该怎么应用理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分析问题的方法论不正确，使用的理论是错误的，你的结论也必然是错误的。
先看第一个问题——如何分析问题？我认为，要从真实世界出发去思考。如果头脑被一些理论框架所约束，你的观察和思考就难免出现偏差。
譬如说土地价格，看它是否合理，就得观察：土地价格的形成是否有违反效率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包含了“噪音”。当然，你也得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土地价格。
按照普通大众的一般理解，土地价格的高低，是相比较的结果。与历史比，单价增长了；与同期其他区域的比较，单价高了。但是，可以这样简单地比较吗？不能。天下没有两块条件相同的土地。
价格的实质是什么，首先得搞明白。先讨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情况。你到水果店购买苹果，商家报出的单价为3元。你觉得2元合适（你的感觉，或经过货比三家后你做出的判断），于是，你们双方展开讨价还价，最终以元的单价成交。那么，苹果的价格就是元。这个价格的决定，显然是你（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代价，因为买卖是一个自由选择的过程，如果认为它不值元，你绝对不会购买的。反过来讲，你所支付的价格的高低，表示的是你对苹果主观估价的高低。所以，苹果的价格决定，纯粹属于主观估价。不过，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苹果的主观估价是不一样的。比如张三估价为元，李四却认为它只值元。所以，张三与李四的价格衡量的尺度是不同的。于是，将二人的支出的价格相加或者相比较，只有货币数量上的意义，却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因为，主观的估价尺度，相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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