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林论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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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交易费用的世界啊！我的观点是：如果交易增加了，交易费用必然跟着增加。但是人们为何又愿意付出更高的交易费用？因为人们从交易中获得的好处比交易获得的坏处（即所增加的交易费用）要大。
　　还值得提醒的是，就“解释”经济增长而言，“交易费用”是没有解释力的，因为，它只是一种类似GDP或GNP的、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从这个角度看，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也不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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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2）
2003年1月18日
　　

＇附＇张五常与韦森都错了？（1）
姜奇平
　　2003年1月18日一篇题为《张五常与韦森：谁错了？》的文章（该文作者是刘正山），把一个打了半年的传统商务问题推向了新的高潮：社会贫富，是否与交易费用比重相关？
　　交易费用这个传统话题，成了媒体关注热点，很不容易。我们正好可以借机熟悉一下传统商务的“水泥”们，看他们在想什么，如何想。交易费用，也是新经济的“鼠标”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我们该从自说自话，到倾听别人，再发表意见了。
　　通过比较，最好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形成“鼠标”型“水泥”。
　　　　从大学者到业余爱好者争了半年多的传统问题
　　在这场论战中，“肇事”的一段话，是现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张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卷二第三章第七节中的一段表述：“我曾说过，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
　　引起哗然的是，另一位权威学者，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界名声显赫的实力派人物韦森教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给予反驳：“按照华勒斯和诺思在他们那篇‘美国经济中交易行业的度量’著名文章中的历史统计资料的估算，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如果五常先生的这一断言是对的，那么，一百多年来，美国不就应该‘大贫’为埃塞俄比亚了！还能‘大富’成为当今世界经济的霸主？”
　　这个论据，看上去简直太有力了。一下就把张五常据说是核心观点的东西，“一剑封喉”了。张五常先生在其一生学理分析中最拿手的“交易费用”的认识上出错了吗？
　　从2002年5月开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论坛》、《经济学消息报》、《21世纪经济报道》到2003年春节前的《国际金融报》，论战由专业媒体燃烧到大众媒体；涉及者从经济学界的“名门望族”成员（如汪丁丁、林毅夫等），到山野之中的业余爱好者。有趣的是，湖北省荆门供电局副局长也加入论战，被专家评为“山野之中多高人，经济学亦如此”。湖北省电力公司宣传部长李湘还就此予以评说：“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电力企业应当更加注重经济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有报纸甚至整版介绍了这位参与论战的业余爱好者。
　　可见，说“交易费用”成了传统商务中的热门话题，应不为过。到目前为止，战火还没有烧到新经济领域。不过，这个话题正好与新经济高度相关。在新经济中，人们只要一提电子商务，都要捎一句，“电子商务降低了交易费用”。只不过新经济的“鼠标”们自说自话，不大关注“水泥”们在想什么。“鼠标”们和“水泥”们说的“交易费用”，是不是一回事，双方都无暇深入辨析。反正是两根铁轨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道。今天，我们可以把它们并轨来考察一番。
　　　　张　五　常　之　是
　　张五常的观点“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非常有意思。因为，从不同角度看，对和错的评价完全不同。
　　交易费用，可以理解为协调成本（张五常把交易费用定义为“鲁滨逊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费用”，并称之为“制度费用”）。与它相对的是分工收益，即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按我的理解，张五常的本意大概是要说，工业社会，财富的本原来自分工，分工的代价来自协调。财富是分工收益与协调成本之比，即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代价的比较。好的经济制度，可以有效降低协调成本，即交易费用；不好的经济制度，社会的协调成本很高。在国民收入既定条件下，如果交易费用比重低，就是大富；如果交易费用比重高，就是大贫。本意是强调，不光要看国民收入，还要看付出的代价的高低。
　　韦森教授认为：市场参与者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仅在降低交易费用，而是在寻求更多交易机会、更好的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努力中获取更多的净交易剩余，即企业利润。努力降低交易费用，只是他们为达至这一目的的手段。韦森教授这话没错，但没抓住张五常思想的核心。因为张五常先生并没有说降低交易费用是“目的”。他所说“关键”，也是指手段。当然，这里可能有细微差别。比如，按照推论，对于粗放的工业经济，韦森教授可能认为是好的，而五常先生可能认为不好。
　　从大师级的“水泥”们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首先，他们考虑问题。优先想的是专业化分工引致的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利润的来源。虽然在怎么看待这种生产率提高付出的代价方面，二者观点有点不同。但在这一点上，没有太大分歧。相比较而论，“鼠标”们对新型工业化中，什么叫工业化这一点，要加深体会。说到底，是要理解专业化分工引致生产率提高，作为利润来源。不理解这一点，你永远只是信息化，而不是工业化。“鼠标”们在过于激进的状态下（包括我自己在内），有时会矫枉过正，片面强调协同的作用，把“生产和消费的同一”这种价值绝对化，而有意无意贬低了在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中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作用。这是需要检讨的（当然不是完全检讨）。其次，在五常先生这里，还要学习一点。就是韦森教授错误地批评的那一点：“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五常先生对于交易费用的异常强调，显然是看到了工业社会的缺陷（而韦森教授是否看到，就不好说了）。我们有些“鼠标”，在制度设计上，反而没有注意这一点。比如，在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上，竟“忘”了考虑交易费用，造成法不责众，有法不依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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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张五常与韦森都错了？（2）
从市场原教旨主义看，张五常这个观点是符合逻辑的。张五常说的是整个工业化的大道理。韦森教授说的是利润导向的小道理，而且不计代价地考察国民生产总值的观点有缺陷。整个观点比较，大同小异。同新经济的观点比，他们之间的分歧实在算不得什么。
　　　　张　五　常　之　非
　　从“彻底的”新经济角度看交易费用，分歧远在“张韦”差异之上。无论是五常先生，还是韦森教授，在交易费用问题上，都显示出历史性的幼稚。我认为真正成熟的，反而是不懂经济学的比尔·盖茨。
　　我这里说“幼稚”一词，不是指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而是根据每种观点背后依靠的社会生产力的先进程度。五常先生和韦森教授，还是站在传统工业生产力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有“水泥”们特有的天然局限。我们说别人“幼稚”，不表明我们水平有多高，这跟学术水平高低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些新经济的“鼠标”，论专业经济学，可能还在大字不识一二的幼稚园阶段。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用批判的眼光对待“非常成熟的”传统观点，因为我们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个人能力，而是来自一个朝气蓬勃的上升力量。“水泥”们可以无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鼠标”，但他不能躲在神圣和权威的光环后，企图逃避我们整体的理性的检验。我们只根据我们的体验，按照胡塞尔所说的“直面事实本身”（又可译为“实事求是”、“格物致知”），就足以取得说话的资格。
　　张五常，推而广之，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问题上，把什么算漏了呢？“鼠标”们有什么根据，要对交易费用，进行现象学的还原？
　　第一，交易费用仅仅是成本吗？
　　韦森教授从反面说出了一个事实：“张五常先生和绝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家一样，到目前为止，他们还都从直观上和情感上把‘交易费用’看成是一种‘坏东西’，一种‘反角’”。我们可以理解为，五常先生是把协调当作成本来看，而不是当作收益来看的。他价值观的深处，仍然只是认为价值是由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而协调只是成本，是一种对收益的扣除。沿着这样的思路，没法面对如下现象：主要依靠信息的一对一个性化生产的差异经济、不确定和风险条件下协调成本的降低、金融市场上的非理性行为收益，等等。
　　而盖茨则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协调的增值作用：“要获得亚当·斯密所说的‘理想化价格’（perfect　price）不仅仅通过减少经纪人，而且靠使用网上的在线附加信息来实现”。在盖茨看来，即使把信息价值作为一种交易费用看，它也属于正面的价值创造，是收入而非成本。
　　这就间接回答了韦森教授关于“从1870年到1970年间，交易费用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5％增加到45％”的诘难。即使交易费用比重增加，如果这意味着信息市场（包括金融市场的信息交易）对个性化需求的响应，这就不应算成本，而应算收入。因为信息是创造价值的。所以我们先要把信息创造的价值和收入，从一般交易费用中剥离出来。请特别注意，作为收入的信息交易费用，对应的是个性化需求的响应和满足，它直接就被消费了。
　　第二，新经济的现象学显现了靠传统“制序变迁”降低交易费用的反例。
　　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制序变迁是旨在降低交易费用”，这话固然不像韦森教授批评的那样错，但从更新的观点看，问题倒是出在了别的地方，在于它忽视了生产力的作用。张五常代表的“水泥”观点，光注意到用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没有想到还有其他重大可能。新经济的现象学显现了反例。
　　一是虚拟企业实践，可以证伪传统观点隐含的降低交易费用必须明晰产权的假设。生态链合作、生物型组织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实践，证明非明晰产权的合作，交易费用可能低于明晰产权的合作。
　　二是扁平化组织实践，证伪了企业替代市场，节省交易费用的假设。因为不分层的网络组织，更接近市场而不是更接近分层的企业。它的交易费用，比企业低，组织效率比企业高。更主要的是，扁平化组织的组织效率与交易费用相比较的微分斜率，与企业组织不同，可以比企业更为优化。
　　第三，反对张五常，然后再回到“张五常”。
　　出乎意料，我们的结论，同样是“一个社会的富裕与贫穷的关键，是交易费用在国民收入中的百分比。这百分比减低少许，就大富；增加少许，就大贫”。但与张五常理解的正好相反。
　　其中奥妙，盖茨一语中的：“1995年在《未来之路》中，我使用了‘无摩擦资本主义’这一术语来描绘互联网是如何帮助创建亚当·斯密所设想的理想化市场的”。
　　在“鼠标”们看来，降低交易费用，不光是扩大专业化分工的手段，还可能直接通向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第三次浪潮，在那里，专业化分工并非主要创造价值的途径，个性化定制和体验倒可能成了高附加值的活动。在新经济的这个高级阶段，交易费用倒确实可能是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占得越来越少，那不是由于社会分层的组织制度设计得更有效率，而是社会生物化、有机化、人性化，使连分层组织，带国民收入本身，一齐成为了可疑的概念，要接受个性化
　　

＇附＇张五常与韦森都错了？（3）
体验价值的评判。到那个时候，交易费用的下降，将不再是来自对
　　于分工的协调，而是来自产消合一了。
　　　　有没有可能，形成“鼠标”型“水泥”？
　　也许现在我们应当说：以交易费用的下降带动专业化分工，专业化分工促进交易费用的下降。这是我们从未来再回到现实的选择。
　　载“新浪网财经频道”（200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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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绑销售、垄断及其他（1）
　　捆绑销售、垄断及其他——与张五常、朱锡庆等先生商榷
　　　　　　　　张五常先生说：“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永远都是武断，很有点乱来。”我记得茅于轼先生曾经跟我讲：“对任何学者都要保持警惕之心。”我觉得有必要核实和检验自称为“美国垄断问题专家”的论据。
　　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一个完备的保护竞争的法律体系，对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和经济的持续增长必不可少。因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反垄断的法律。
　　然而，张五常先生坚持反对反垄断，他曾连续撰写几篇文章进行探讨。譬如《垄断可能是竞争的结果——为微软说几句话》（1999年12月2日）、《反垄断法性质模糊》（2001年11月21日，该文是连载的《经济解释》的一部分）、《反垄断的一般理论》（2003年10月16日）。
　　张五常反对反垄断的论据是什么呢？我大致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种：（1）“所有我认识的高举自由市场竞争的学者，都一致地反对反托拉斯（反垄断）法律。案例专家戴维德、高斯、史德拉、麦基等人差不多认为所有案件都判错，因而反对反托拉斯。”（2）“毫无天然资源的香港，在九十年代之前的工商业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奇迹，但香港从来没有反垄断的法例。”（3）“反托拉斯法例是那样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执行与否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老板不喜欢就没有谁大叫大嚷的。”“美国的反垄断法例是完全没有法律的，永远都是武断，很有点乱来。”（4）“天下垄断物品无数，竞争物品也无数，要是垄断可以用捆绑伸展，市场不会有那么多竞争物品。在完全没有反垄断法例的香港，任何捆绑可以自由使用，捆绑销售的现象并不比美国多。”“电脑与纸卡的捆绑销售，我认为正确的解释是一种保养合约的选择。”“把软件连带硬件一起出售，可以防止软件被盗版或盗用。”
　　乍看起来，五常先生的论据非常充足，与那位自称为“张五常高足”的薛兆丰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兆丰先生曾经断言：“美国反垄断从来没有成功过。”然而，五常先生在《经济解释》中就列举了几个成功的案例。林平先生的《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主要内容及最新进展》（载《现代经济前沿专题》，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9），列举了更多的成功案例。
　　我觉得有必要核实和检验一下张五常先生所列举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五常先生列举了四个“反对反托拉斯”的“案例专家”。限于精力，我只验证一个。史德拉，就是198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J。施蒂格勒（George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