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将主宰多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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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不予理会，而是从教会那里借来了金银财宝，并且航行到高加索地区。在那里，他凭借着那些财宝，从突厥部落中雇佣了游牧骑兵，因为他推断骑兵将会是战争的关键，既然拜占庭帝国的骑兵所剩无几，那么不如雇佣一些骑兵。结果他雇佣的这些突厥骑兵将阻击他们的波斯士兵打得溃不成军，并且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这次战败使得波斯帝国也卷入了分崩离析的浪潮之中。库斯鲁的亲生儿子将库斯鲁锁起来并且饿死了他，随即波斯帝国统治阶级分裂，之后又把库斯鲁征服的土地割让出去，将他夺取的文物送还回去，甚至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整个波斯帝国陷入了内战的泥淖，在5年之内频繁更换了8位君主；而赫拉克利乌斯则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人。当时有人赞叹说：“无边无际的愉悦感以及无法形容的幸福感充斥于天地之间；就让我们齐声高唱天使的赞歌吧！”另一个人写道：“至高的荣耀归于神，让和平祥和落至人间，赐予人类幸福安宁。”

　　　　公元533年之后的这个世纪，西方古国的垂死挣扎就是命运之神的残酷判决。由于缺少像中国那样的新经济前沿，库斯鲁在扭转西方社会发展颓势的问题上和查士丁尼一样无能为力，他们越是努力尝试，结果就越糟糕。罗马和波斯最后的后裔引发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暴力、瘟疫和经济衰退，最终架空了整个西方核心。就在公元630年，也就是赫拉克利乌斯攻下耶路撒冷并在原地修复真十字架之后的10年，他们所有的荣耀和悲剧都退出了历史舞台，变得无关紧要了。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1）
　　　　在事先并未觉察的情况下，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行为不约而同地遵循着某些古籍的准则。他们努力想要控制核心地区，结果却引起动乱，而且将更多边缘地带的人卷入僵局。库斯鲁把阿瓦尔人带到君士坦丁堡，而赫拉克利乌斯将突厥人领入美索不达米亚。另外，两个帝国都雇佣了阿拉伯部落来守卫他们在沙漠地带的边境，因为这样做要比负担自己的卫戍部队成本更低。曾经将罗马的边陲德国化、将中国的边境地区匈奴化的同一想法，如今又将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共有边界阿拉伯化。在公元6世纪，两大帝国与阿拉伯地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分别建立起阿拉伯附属国：波斯帝国将阿拉伯南部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拜占庭帝国的埃塞俄比亚同盟侵占了也门来制衡两国力量。阿拉伯地区被引入统治核心，而阿拉伯人也在沙漠中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沿着商路构筑绿洲城镇，并且改信基督教。

　　　　大规模的波斯—拜占庭战争强烈撼动着外围的阿拉伯地区。这两大帝国土崩瓦解之后，坚强的阿拉伯人仍然在废墟上战斗。公元7世纪20年代，阿拉伯西部城市麦加和麦地那为了贸易航路而展开斗争。为了便于互相照应，它们各自的军队在沙漠中呈扇形展开；伏击对方的商旅队。古老的帝国边界对于这场战争来说无关紧要，当麦地那的领袖在公元630年攻占麦加时，他手下的入侵者实际上已经攻入巴勒斯坦。在那里，忠于麦地那的阿拉伯人和忠于麦加的阿拉伯人发生了猛烈的冲突，而其他阿拉伯人则在君士坦丁堡的资助之下对这两支力量全都予以打击。

　　　　对于在同一片沙漠边缘生存的阿拉姆部落成员来说，这一切大体上与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巴比伦王国灭亡时的情景相似：这些都只是国家灭亡时边境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对于阿拉姆人来说有一件事是他们所不熟悉的，那就是麦地那的领袖—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MuhammadibnAbdullah）。

　　　　当波斯于公元610年左右展开对拜占庭的灾难性战争时，这位穆罕默德就已经有了先见之明。大天使加百列已经现身并且命令道：“宣读吧！”穆罕默德陷入了慌乱之中，他坚称自己没有宣读者，但是加百列又接连两次发出了同样的命令。之后穆罕默德耳畔传来了这样一番话：你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以人所未知。

　　　　穆罕默德认为自己一定是疯了或者是被恶魔附身，但是他的妻子安抚了他的情绪。在之后的22年里，加百列一次又一次地返回，使得穆罕默德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几欲昏厥，并通过这位先知之口传达真主的旨意。这些话语诉说着人世的美丽和传统，在听到的那一瞬间人们就被转化了。一位名叫欧麦尔的重要的皈依者说：“我的心变得柔软，我流泪了。伊斯兰教信仰进入了我的身体。”

　　　　伊斯兰教遵从真主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称为经典的第二波轴心时代宗教。其创始人来自精英团体的边缘（他是一个从事贸易的暴发户氏族的小人物）和帝国的边缘，他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古兰经，或者称为宣读，是在其死后被整理出来的），他相信真主是不可知的，他的思想是基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的。他践行在真主面前公平公正、在弱者面前体恤同情的行事准则，并且把这一切与早期轴心时代思想家分享。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又有一种全新的身份：一个轴心时代思想的捍卫者。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2）
　　　　与佛教、儒家学说和基督教不同的是，伊斯兰教诞生于衰败帝国的边缘地带，当时正处在持续征战的混乱年代。伊斯兰教不是暴力的宗教，但是战争是穆斯林无法置身事外的事情。穆罕默德表示过，以真主之名，打击那些与你为敌的人，但是不要采取主动攻击。真主不会爱护那些侵略者。像20世纪的美国穆斯林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崇尚和平，待人有礼，遵守律法，尊重他人。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了你，那就把他送去墓地。”宗教传播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强制力，但是穆斯林们（真主意志的“顺从者”）在自己的信仰受到威胁时会被迫捍卫自己的信仰—由于穆斯林在传播他们宗教思想的同时，不断向衰败的帝国深入拓展，因此这种情形是极其常见的。

　　　　因此，阿拉伯移民们在当地落后面貌背后寻找到了他们的优势所在：宗教救赎和军国主义的结合给了他们组织归属和人生目标，而这两者在现实世界中都是难以实现的。

　　　　像其他身处边缘地带、想要在核心地区寻求一席之地的人们一样，阿拉伯人声称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赛玛利的后人，与生俱来就拥有这样的权利。穆斯林宣称，亚伯拉罕和以赛玛利亲手建造了麦加最神圣的神殿克尔白，伊斯兰教是亚伯拉罕宗教最后和最完善的版本。古兰经把犹太教称为伊斯兰教的同源宗教。从亚伯拉罕到耶稣，所有的先知都是正当的（虽然耶稣并非弥赛亚），而穆罕默德是最终的先知，传递真主的旨意，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承诺。这些宗教之间的争斗是无谓的：事实上，西方需要伊斯兰教。

　　　　穆罕默德写信给库斯鲁和赫拉克利乌斯进行解释，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不论如何，这并不影响阿拉伯人持续不断地迁入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们更多是作为战团进入这些地区，而非以军队的形式；他们的规模很小，很少超过5000人，可能从未超过15000人；他们较少进行激战，而是更多地打游击战。然而，抵抗他们的少数防御军队规模也并不比他们大。在公元7世纪30年代，当时的国家都濒临破产，四分五裂，根本无力应对这一令人困惑的全新威胁。

　　　　事实上，亚洲西南部的人们似乎并不特别在意阿拉伯的首领们是否会取代拜占庭帝国或者波斯帝国的官员们。几个世纪以来，两个帝国都以冠冕堂皇的教义为由，迫害了许多基督徒。例如，自公元451年以来，拜占庭帝国的官方说法是耶稣有两个本性，一为人性一为圣性，两者融合于一体之内。而一些埃及的理论家反驳说，耶稣其实只有一个本性（完全的圣性）。截至公元7世纪30年代，因此丧命的人数众多，以至于叙利亚和埃及地区有许多怀抱着“一个本性”信仰的基督徒们积极地欢迎穆斯林的到来。他们认为与其忍受那些散布宗教恐怖的统一宗教信奉者，还不如接受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的异教徒领袖。

　　　　公元639年，4000名穆斯林入侵埃及，国王亚历山大不战而降。曾经强盛一时的波斯帝国苟延残喘，在历经10年的内战之后，最终如空中楼阁一般倒塌。而拜占庭帝国则撤退至安纳托利亚；从而丧失了帝国3/4的税收来源。在随后的50年间，其高端统治灰飞烟灭，帝国要想存活下去只能寻求低端手段，也就是依靠当地显贵资助来供养军队，同时要求士兵自己种植粮食谋生，而非领取薪酬。到公元700年，只有5万人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开垦郊区，种植谷物，断绝进口，并且不使用货币，而是进行物物交换。
先知的预言：阿拉伯人的征服（3）
　　　　在一个世纪间，阿拉伯人侵吞了西方核心最富裕的地区。公元674年，他们的军队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之下扎营。40年后，他们在巴基斯坦印度河河岸集结，向西班牙进发。公元732年，一个战团抵达法国中部普瓦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这些来自沙漠并进入帝国核心的移民随后放慢了步伐。一个世纪之后，吉本进行了这样的思索：（阿拉伯人）胜利的战线绵延1000英里，从直布罗陀的岩石蔓延到卢瓦河的河岸；如果重复同等的距离，撒拉逊人（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可以进入波兰境内或者苏格兰高原。要不是因为莱茵河并不比尼罗河、幼发拉底河更加通畅，阿拉伯人的舰队可能已经不战而胜，进入泰晤士河河口，那么可能剑桥的学校现在都在教授古兰经，而神职人员们在向祛除邪念的信徒们揭示穆罕默德的圣洁和真理。〞米〞花〞书〞库〞 ；http：//__

　　　　吉本不带任何嘲讽色彩地补充说：“基督教徒通过想象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得到启示。”18世纪的伦敦和7世纪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当时的世俗认知将基督教精神视为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而将伊斯兰教视为其对立面。西方核心的统治者们可能经常将那些从边缘地区来的人看作野蛮族群，但是吉本非常清楚阿拉伯人其实是具有更大规模的西方核心第二次轴心转移的一部分，而这个转换过程一开始就注定了基督教精神的胜利。实际上，我们可以跳出吉本的思维模式，将阿拉伯人置于一个更为长久的传统之中，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亚摩利人时期，并且站在阿拉伯人的角度看待他们：他们曾经因为争端被卷入核心地区，现在向当权者追讨自己正当的权利。他们来此并非为了埋葬西方文明，而是试图让它更完美；不是为了挫败查士丁尼和库斯鲁的野心，而是为了将其实现。

　　　　就像吉本在18世纪发表的言论一样，我们这个世纪的许多政治家很容易倾向于将伊斯兰文明想象成一种局外的、与“西方”文明（指西北欧及其海外殖民地）相对立的文明。但是这种倾向性忽视了历史的真相。到公元700年，伊斯兰世界或多或少已经成为西方的核心，而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这个核心北部的边缘地带。和罗马人一样，阿拉伯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同样多的西方核心文明。

　　　　与东方隋文帝的征服相比，阿拉伯人的征服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但是因为阿拉伯军队人数少，并且很少遇到大规模的抵抗，所以他们很少摧毁所征服的土地。公元8世纪，西方的社会发展最终停止了衰退。现在，也许这个大部分重新统一的西方核心能够强势反弹，就像公元6世纪时的东方核心一样，从而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1）
　　　　然而图7–1清晰地表明这一切并未发生。尽管两个核心在公元700年都基本统一，并且在公元8~10世纪之间都经历了，或者说是遭受了类似的政治命运，东方的社会发展速度仍然快于西方。

　　　　可以证明的是，两个统一核心的政治统治都是风雨飘摇。它们的统治者必须重新学习汉代和罗马时期统治者已经熟悉的课程，那就是帝国的统治是凭借欺骗和妥协实现的，但是当时的隋朝和阿拉伯人都不善此道。像汉代一样，隋朝也要警惕游牧民族的入侵（当时是突厥人，而非匈奴人），但是由于东方核心的不断强大，他们也要提防来自新兴国家的威胁。当高句丽王朝与突厥人开展秘密协商，讨论联合起来侵略中国的时候，隋朝的皇帝决定采取行动。公元612年，他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攻打高句丽王朝，但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糟糕的后勤保障以及残暴的将领指挥，战争以失败告终。公元613年，他又派遣另一支军队，在公元614年又派遣了第三支，正当他筹备第四支军队时，叛军违抗了他的命令，转而颠覆了他的国家。l米l花l书l库l ；www。7mihua。com

　　　　在一段时间里，这些天启骑士似乎挣脱了束缚。诸侯们瓜分了整个中国，突厥首领们则对他们的领地任意摆弄，随意洗劫。灾荒和疫病不断蔓延，传染病在草原之间不断传播，听上去就像是从海上带来的黑死病一样令人作呕。但是如同统治者的蠢笨愚昧足以引发灾祸一样，具有领袖气质的人物出现足以结束灾祸。当时中国有一个称唐国公的诸侯，他成功地说服了匈奴最主要的首领们支持他攻打其他诸侯。当匈奴意识到自己犯下大错时，他已经称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唐朝。公元630年，他的儿子利用突厥的一次内乱，将中国的统治范围延伸到了从未涉及的草原地区。国家掌控力得以恢复，人口流动扩大，疫病逐渐消失，这酝酿出了高速的社会发展，由此成就了之后的武氏天下。

　　　　唐朝运用了比隋朝更为强硬的手段，保证了统治核心的统一，但是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这种手段并不见得总是奏效。事实上，正是情感丰富的人们瓦解了唐朝。根据著名的大诗人白居易所说，公元740年时，唐玄宗—“迷恋红颜祸水，最终祸国殃民”—疯狂地爱上了亲生儿子的王妃，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杨贵妃，并且将她封为自己的妃子。这个故事听上去就像1500年前周幽王和意图颠覆西周的蛇蝎美女褒姒之间的爱情一样令人生疑。但是尽管如此，传统观点认为唐玄宗为了取悦杨贵妃什么都愿意做，他的办法之一就是给杨贵妃宠信的人无数的荣誉，包括一个投向汉人的名叫安禄山的突厥将领。唐玄宗忽视了对兵权的限制，纵容安禄山集结起庞大的军队。

　　　　考虑到宫廷争斗的复杂程度，安禄山迟早会失宠，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公元755年，当安禄山意识到这一点时，他公然调动庞大的军队围攻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仓皇逃亡；但是途中愤怒的卫兵将内战的爆发归咎于杨贵妃，并要求唐玄宗处死她。唐玄宗为了防止自己的挚爱落入士兵手中，只得啜泣着让近身的大太监勒死了杨贵妃。这就是白居易所描写的“花钿委地无人拾”这一情景。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核心的转移：东西方走了不同的道路（2）
　　　　根据传说，唐玄宗曾派一道人前往仙岛追寻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