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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的盛宴:中国保险产业1919-2009-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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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监管的伪命题
作者指出了保险监管的两个典型问题：其一是严厉的监管与保险业的发展似乎是一对矛盾；其二是分业监管似乎已经落后于保险控股集团的综合经营模式。
第一个命题的表述恐怕是错误的，是个伪命题。如果严厉的保险监管会遏制保险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本身值得反省，或者是监管的目标和方向有问题。
事实上，发展我国保险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一套健全的保险监管体系，包括建立监管法律体系、明确界定监管者的监管职责和监管目标，建立实现监管目标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标准，即市场游戏规则，以及落实这些制度标准的监督保障体系。逐一梳理这些要点，我国保险监管体系确实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关于监管法律，从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新版《保险法》，已经是1995年版《保险法》基础上的第三次修改。但该法的基本架构仍然是将属于私法性质的“保险合同法”与属于公法性质、用于监管目的的“保险业法”或“保险监督管理法”合二为一，所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无法在《保险法》中明确监管者的监管目标是要保护保险客户的利益。因为现行《保险法》的性质决定了，它要公平对待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利益。至少在这一点上，我国保险业已经落后于商业银行业，后者在2003年就实施了专门用于授权中国银监会实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法》，区别于私法属性的《商业银行法》，在监管法中明确了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是“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而不仅仅是“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监管者的职责，中国保监会是按照国务院办公厅“〔2003〕61号”文（《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授权，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的管理机构。实际上，中国保监会一直承担着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机构的双重职能，包括国有控股保险公司监事会的日常工作。与我国商业银行业相比较，中国银监会却不需要承担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出资人的管理职责，后者由控股方中央汇金公司和财政部承担该职责。虽然我国于2008年底颁布了《企业国有资产法》，但仍然没有彻底解决我国金融国有资本的出资人和管理者的责任问题。其所导致的后果是，中国保监会在制定保险业的经营规则和监管标准时，需要很好把握维护保险业的稳健发展大局和保证国有保险公司的安全经营，制定监管政策和措施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至于作者提及的第二个问题，即分业监管落后于实际中的集团控股模式下的综合经营问题，笔者则以为，实质要重于形式，通俗地说，分业监管与综合监管，无非是一种监管协调机制，将现行的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为一个“金融监管局”之类的机构后，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提高，就像现行各监管会内各部门之间的协调性未必很高一样。反之，要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性，提高监管工作效率，也未必需要通过合并机构来实现，举例来说，建立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标准，就是要有一套协调一致的、适合于各具体金融服务领域的特殊企业会计准则和财务制度，这项工作在理论上是由我国财政部牵头，但具体标准的制定则需要各监管机构组织行业内的技术力量来支持，这项工作非常重要，需要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但不是通过合并机构等形式化的调整就能完成的。在更高层面，则涉及到建立适应未来新的金融环境下的《金融控股法》等大量繁重而具体的工作。
无论如何，笔者以为，作者所总结的这三个问题还是点到了我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问题，顺着这三个方向的深入思考和研究，都将有利于我国保险业的监管发展。
笔者自己的初步研究结论是：我国社会公众需要商业保险，我国市场经济离不开商业保险。由国家和政府主办的社会保险无法代替诸如上文所列举的社会公众对商业保险的需求。即使从资金融通的功能看，寿险公司资产的长期性质和特点，也不能被商业银行、更不能被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所替代。也许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上文曾提及的、笔者所进行的关于对我国商业保险满意程度的问卷调查中，虽然被调查者普遍对我国保险业的满意度不高，但大多都没有否定商业保险，在［…100，100］的分值判断中，普遍给出了30～40的分数。据此可以判定，商业保险必将在我国社会中继续存在下去。
这是一个重要而严肃的前提，只有在这个基本前提下，才有可能继续探讨和研究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问题。
作者的这本书，当然不是解决我国保险业发展问题的方案。但确实是一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保险业的书，一本用独特视角讲述中国保险商业故事的书，书中有大量的描述和判断或许不够严谨，但读者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平时不大关注的人和事，是一般保险书籍所不具备的，有助于从不同角度思考中国保险业的问题，值得推荐。
谢志刚
2009年9月上海
前 言
追寻向上生长的力量
“我也是画家。”
孟德斯鸠于《论法的精神》中，如此定位自己记叙社会制度万象时的角色。
时间跨越260年，翱翔于万里南空，身处上海至广州飞机座舱的我，沉陷于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跌宕起伏，挣扎于视角与定位问题。
机舱中，再次翻开孟德斯鸠，我豁然开朗。
2009年6月刚刚辞世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阿锐基，于其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中谈到，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中，兴起和衰退已经形成规律，从十三四世纪意大利热那亚开始，不断在荷兰、英国和美国身上演绎，此起彼伏。
曾经辉煌，历经沉沦的东方古国，承接谜一般的兴衰轮回，仅用一个甲子的时间，就创造了这个国家百年奋斗史上的奇迹。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已经拥有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全球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China Mobile）等大型公司。2009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上榜43家，其中来自中国内地的企业有34家。或许没有一个国家比日本更能体会其中复杂的情绪。仅仅20年前，这个国家曾占据了1989年10家市值最大公司中的8家！
流星，抑或恒星？除了人口红利、城市进程，以及双高的外汇储备和居民储蓄，支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因素似乎看不到尽头。
中国经济奇迹的洪流，裹挟着稚嫩的中国商业保险滚滚前行。短短30年间，中国人寿（China Life）的市值已经位居全球寿险行业之首，另外一家非国有企业，中国平安（Ping An）也跻身2008年《财富》杂志全球企业500强之列。
究竟是市值泡沫，还是真实增长？究竟是统计数字的幻觉，还是制度进化的嬗变？究竟是竭泽而渔式地对保险资源的掠夺式开掘，还是一股可持续发展的向上力量？
没有历史的眼光，就不会有客观的结论。溯源与回顾，过去30年的风起云涌绕不过去；并由此上溯至20世纪20年代，只有纵切中国商业保险90年的历史断面，或者才有可能逼近于时间的真实，尽管以此归纳结论依然困难重重。
20世纪70年代，冷战坚冰重重。
1975年的一天，一架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舱门打开，走下一位50岁的美国商人，悄悄扣响“红色中国”的大门。这位访客的来意独特，不为游览北京的长城，而是谋划做一笔生意。他巧妙地用了“加强合作将会如何有利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之类的套话，意图匹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之后，中美关系破冰的政治言语。
种瓜得瓜。17年之后，他获得中国市场唯一一张寿险独资牌照；甚至30年后，在他被老东家抛弃之时，2005年他依然被中国方面授予“马可·波罗奖”，表彰其为促进中美交流做出的贡献。
这位被中国前WTO谈判代表龙永图称为“中国真正的好朋友”的人，就是曾任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叱咤风云于保险界的格林伯格（Maurice R。Greenberg）。
龙永图曾评价：“AIG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格林伯格。”
对于中国，尤其是上海，格林伯格和这家公司有着特别的中国情结，因为这里留有AIG创业发家的“根”。
但是，前缘难续。1958年之后，中国内地就不再有商业保险。20年间，保险公司关门歇业，人才散失殆尽，仅余海外业务延续香火。这几乎就是一片商业保险的不毛之地！除了格林伯格稀缺的“归根”相思之外，几乎无人会关注中国，更遑论中国商业保险。
传奇恰恰就此写下。
就在这片被中断的土地上，短短30余年间，中国的商业保险不仅被唤醒，而且诞生了超越AIG的中国巨头。
究竟是谁，什么力量演绎了这样的惊天大逆转？《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认为：“休谟希望得到的和平、自由与公正，非来自人们的善良品性，而是来自（健全的）制度——这一制度使得即使是坏人，在他们追逐各种事务以满足自己的私欲时，也为公共的好处做了事。”
神奇的制度！时势造英雄，皆于斯般。
不过，如何评价中国商业保险改革开放之后30年之制度发展，我与当年在上海财经大学学习和工作时的老师谢志刚教授却存有不同。2009年春节，于其宽阔书房的一角，我们一起讨论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共识是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描绘出中国保险业的激荡30年。
直到飞跃于距离地面的万里高空，再读孟德斯鸠时，我顿生醍醐，还是做画家吧——既能深入，又可独立。
英雄亦造时势。如果说哈耶克解释了时势的力量，但是还有一个刺激的问题——是哪些善良，抑或非善良的“英雄”呢？30年间于中国商业保险的商战博弈中，这些人有过怎样的挣扎和奋斗？
恰恰这些人正在悄然隐去。
2009年5月13日，我回母校参加上海财经大学许谨良教授30年从事教学生涯的研讨会。许老师是上海财经大学复校后的第一批研究生（1979—1982年），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派往国外进修保险教师之一（1983—1984年，他被公派去美国Temple大学和北美洲保险公司进修保险）。回国之后，许老师就开始从事保险研究和教学，再未选择离开。蓦然间，几近半个甲子，一去30年！
作为当年学生的我，面对华发尽染的许老师，这样的紧迫感更加强烈！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读李秀成被擒后写就的数万言时，大兴感叹，“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
就算是格林伯格，2009年已经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而过去30年叱咤中国市场的第一代拓荒者，例如马鸣家、唐运祥、王宪章、戴凤举、王国良、谢仕荣等都已经让出身位，再如平安的马明哲、中国人寿的杨超、太保人寿的金文洪等逼近让位的年龄；即使有老当益壮，梅开二度者，亦是英雄迟暮，更不消说那些不见于正史却仍马不停蹄奔走的幽光者。
于是，我执意收拾那些30年的碎片。
并由此上溯一个甲子，梳理20世纪20年代以来至21世纪第一个10年，90年的中国商业保险的变迁线条，为过千万的从业者以及从业过的幽光者记叙，追寻推动中国商业保险的向上力量。
一、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之踵
30年，一段光辉岁月。笃行观察，需将中国商业保险的发展，尤其是过去30年的变迁，放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激流之中，既可以还原其商业的本源，亦可以扩大其参考的基准。
相映成趣的是，以人力为王的制造业，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以数量庞大的保险代理人“人海战术”为核心发展路径，亦同样创造了中国保险规模增长，以及全球市值的奇迹。
改革开放之初，决策者都信奉市场换技术，甚至限定合资公司形式“偷师”。不过，大凡市场换技术，都鲜获成功，典型的如中国的汽车工业。而中国之合资寿险公司似乎重蹈覆辙，或者异变为假合资真外资，或者成为非洋非土的“四不像”，至于2009年，更为退合资，变身中资的“创举”。
作为对照，只有基因改良的国有资本，或者是善于学习的民营资本，才最终演化为先进的商业力量之一。
凡是局限于牌照生意，都缺乏持久的生机与活力。中国30年之改革，从解决吃饭问题开始，重结果，轻过程；重GDP，轻结构；重现在，轻将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式发展观，亦折射于国内商业保险的保费规模“饥渴症”。
倘若穿透市场喧哗的表面，行业肌体的深处沉积着三个方面的矛盾，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阿喀琉斯（Achilles）之踵：
（一）短期的资本与长期的行业
历数行业特性，尤其是寿险行业，并非一个短期能够赚“快”钱（所谓开业即赚钱，多半就是一个会计神话），但同时又对资本消耗巨大的行业。
依次登上舞台的，首先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行政资本”；1986、1988年，国有企业资本聚合成立股份公司；1992年，友邦打响海外资本第一枪；1996年，保险行业第一次扩容潮，民营资本首次“随风潜入夜”；及至2004年，保险行业最阔绰地发放了一次牌照，异军突起的民营资本上演蛇吞象大戏，批量染指“2004系”新公司。
资本决定一个行业走向，而资本的腾挪与博弈成为这个行业最为魅惑的故事，其操纵者亦成为最为风云的人。
但是，这个最需要耐心的行业却最缺乏有耐心和耐力的资本。
肩负“做大做强”最大使命的国有保险资本，历次都成为执行保险行业政策的急先锋，因缘牌照便利，不管是投资股市，股改上市，还是并购金融牌照，构建金融集团。但是，对于部分资本而言，某些政绩要求甚于行业健康发展。
逐利而生的民营资本，无利不起早，急于提前变现。他们或为利润，或为资本运作现金流，或为炒作牌照而来。
最有商业耐心的，似乎仅剩海外资本，这亦是外资进入市场时大谈之道，“我们长期看好中国市场”。不过，或因被并购（例如安泰、恒康和康联保险），主业更换（例如花旗银行旅行者保险），甚至于经济危机（例如AIG）等，化神奇为腐朽，外资的信誓变身旦旦。
（二）迅速做大的规模与行业形象的整体滑落
过去30年，国内的保险行业创造了增长奇迹。
1979年国内恢复保险业务。1980年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仅4。6亿元。2008年实现原保费收入9784。1亿元（简单统计口径），比上年增长39。1％，是2002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00多倍，超过1980年到1999年20年的总和。2008年，保险公司达到115家，保险公司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元。
2004年4月，保险业总资产突破1万亿元大关。第一个资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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