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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经济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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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忠告（1）
对垄断的额外解释
在我们结束本章的名词解释之前，尚需做一些额外的解释。首先，本书的重点是困局与利用不足的一种形式，即当所有权太过分散时产生的悲剧。这里，多位所有者互相阻碍对方使用一种稀缺资源。垄断也会造成使用不足，单一的所有者会阻止其他所有人使用资源。这种情况也是悲剧，但并不属反公有资源范畴，因此也就不是我所指的困局。
在旧经济制度下，不少公司实行垄断—贝尔公司、铁路、地方自来水公司。社会从这些部门的垄断中获得了规模经济的好处。国家制定政策，通过复杂的费率调控和极为谨慎的监督，避免垄断集团滥用权力。美国的电话线路比其他许多国家便宜，而且布线范围更广。这种垄断的成本大多是无形的，和胎死腹中的发明创新一样。倘若利润受政府限制，创新会使现有的投资报废，垄断者为什么还要创新呢？垄断管理天生就具有难以权衡的特点：应当允许私营公司与美国邮政竞争吗？应当允许全国性电话公司合并吗？
在信息经济下，无形财产的任何一部分，比如专利，都属于垄断。我们奖励专利，因为垄断利润刺激了发明创造，也因为专利促使发明者公开发明创造（没有专利的话，人们宁愿把发明创造私藏起来）。另一方面，倘若竞争者能随意使用基因拷贝，药品会更便宜，获救的患者会更多。为平衡创新、公开和竞争的价值，美国国会不断调整专利赋予所有者的权利范围。管理专利法牵涉到复杂的政策问题：到底哪些专利给社会带来了过高的垄断成本？
垄断困境，不论是在新经济还是旧经济下，都是一个宏大的命题—不过，那得另外写一本书来专门论述了。不管是好是坏，进退两难的窘境是类似的。然而，对于分散所有权和专利带来的棘手局面，我们没有太多处理经验。困局词汇表的侧重点不是垄断性，而是多重性。
慎待“绝对”
在探讨困局时，请远离绝对。52 首先，反公有资源所有权不见得必然导致悲剧。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充分掌握信息，并能以零成本在彼此之间进行议价的世界里，那就能避免反公地悲剧（诚如完美的世界里没有公地悲剧，这么说吧，完美的世界里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悲剧）。然而，在实践当中，议价从来不是免费的，人们推卸责任，为获得报酬拖延时间，此外还有认知局限影响着所有者的决策。在真实的世界，反公有资源所有权并不必然导致悲剧，但出现悲剧的情况也确实很常见。
其次，从理论上来说，反公有资源更可能碰到过度使用，而非使用不足。以加利福尼亚沿岸的房地产开发商为例。不同的社区组织、环境保护主义者、邻里和政府机构，每一方或许都对地产项目有着不同的设想。可是，即便身处这片管控的沼泽地，倘若履行开发否决权成本过高，过度建设的情况仍有可能出现。反对开发的每一方都宁可袖手旁观，指望其他人完成沉闷的公开聆讯。想搭免费便车的人太多，开发项目要面对的阻力就很小了。不过，加利福尼亚沿岸到底是过度开发还是开发不足，是个实证问题。也就是说，就我所见的大多数案例，反公有资源管制往往与困局联系在一起，经济建设是太少而非太多。53
反公地喜剧或许是故意设计的困局
几点忠告（2）
最后一点解释来自法学家卡罗尔·罗斯，她注意到所谓的“反公地喜剧”54给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好处。某些资源，如公路和水路，公有最有效率。罗斯指出，执行私有产权本身很昂贵，有时候，不管从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来说，成本都超出了收益。村镇公共绿地和市政大厅对社区所起的巩固作用，有着宝贵的社会价值，很难用货币加以量化。罗斯对反公有资源的看法非常有用—较之单一的所有权，我们或许更偏好集体性排斥，这是有着经济和社会两方面理由的。比方说，创造多重否决权，或许有助于保护珍稀资源，避免暂时性政治压力的强迫开发，如纽约市的中心公园或亚利桑那州的印第安墓地。55 类似地，“保护管理权交易”也有意识地利用困局来达成环保目标 56 （有了保护管理权交易，所有者卖掉或放弃开发土地的权利，获得减税，并保留继续按当前方式使用的权利）。倘若环境收益超出所有权分散的成本，分割所有权创造困局的做法或许是站得住脚的。话是这么说，但权衡之下，我仍对此持怀疑态度。假设一代人之后，社区希望减少无序扩张，但发现管理权七零八落，根本没法进行“善后”建设，情况会怎样呢？在我看来，不少“保护管理权交易”都像是潜在的反公地悲剧。
房地产问题是反公有资源所有权的一个典型例子。此外，有益的集体性排斥，大概也包括在这一概念的外延当中。举例来说，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都要求全体一致，任何一名陪审员都能阻止有罪裁定。在一个力图避免司法错判的社会里，这种反公有资源是正当的（因此也就不是悲剧）。反之，非刑事案件的陪审团一般不要求全体一致。这里，我们不接受困局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对原告和被告并无预先偏好。
同样，美国宪法规定联邦和州政府实行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早在1788年，詹姆斯·麦迪逊撰写《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之时，美国的立宪主义者们就论证了“相互制衡”的合理性，因为它有助于深入思考并保护少数*益—尽管权力的分散有可能制造出政治反公有资源。57
选民有时似乎偏爱困局，投资者也是。按理财经理约翰·戴维森的说法：“市场实际上喜欢行政当局和立法当局分属不同体系，因为它能减少华盛顿造成的任何损失。”2006年，共和党人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接着，到11月选举时，*党人重新夺回了国会两院的控制权。投资者们反响如何呢？“华尔街沸腾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再创新纪录，因为投资者相信，*党人在国会选举中的胜利，能创造困局，阻止立法者干扰商业利益。”58
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各享有一票否决权，你该如何解释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反公有资源结构的国际性应用。各国建立联合国之后，害怕它滥用集体行动甚于毫无作为。除非能依靠困局保护国家利益，否则五大国绝不同意联合国行使其广泛的权力。困局的副作用是，握有否决权的国家可以而且经常阻止安理会结束战争、避免种族大屠杀的行动。
“反公地喜剧”的看法暗示，有时候，对于某些资源，我们应当提倡困局。然而，大多数时候，对大多数资源来说，一定的使用度对社会是最为宝贵的。困局很少能保证最佳使用度。
在辨识公地悲剧方面，我们有过千百万次的实践。太多人捕鱼，鱼群就枯竭了；太多人制造污染，我们就会在浑浊的空气中窒息。于是，我们根据以市场为基础的协作与立法解决方案展开了行动。类似地，我们在辨别因单一垄断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方面也有许多经验。我们设立了管制机构，多少知道该怎样解决这类问题。
但我们不熟悉因多重所有者造成的使用不足局面，难以辨识受影响的资源。和其他资源误用形式一样，反公地悲剧也会给社会带来不小的损失，然而，我们从未注意过，未给它起过名字，没有围绕它展开过辩论，也不知道该如何补救。我们怎么会陷入所有者太多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脱身？首先要迈出的第一步，是别再给反公用品悲剧中的“使用不足”划上波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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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说不定有一天，你，或者你深爱的某个人，会因为一项根本不该批准的基因专利白白送了性命。听起来很牵强？遗憾的是，此事丝毫不假。如今，有人用基因专利来终止研究，阻挠医学试验，向你和医生屏蔽关键信息。基因专利放慢了我们对致命疾病的治疗步伐。
—2007年2月13日《纽约时报》署名社论，迈克尔·克莱顿
生物科技革命当初信誓旦旦说的救命药物在哪里？可能是生物医学困局挡了它们的道。本该诞生的药品没设计出来，这笔赌注未免太大了。
一方面，提倡者认为，国会应当对专利权做一般性的限制，甚至完全禁止申请新的基因专利。
1 另一方面，生物技术行业的说客们却说，光是嘴上嚷嚷倒没问题，可立法悬而未决，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2 国会山就公众的健康和不少主导产业的财务健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辩论。这是生物科技与*之战，是大药厂与软件之战。人人都被困局搞得焦头烂额。
3 《洛杉矶时报》社论指出：“立法冲突反映出华盛顿方面日益感到专利制度误入歧途。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高速发展，迫使专利持有者做出新颖、出人意料的权利主张。但它同时也反映了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本质。对于小块土地或成串珍珠来说，你很容易判断产权的边界在哪里。可对于像发明创造这样抽象的东西，边界非常模糊，并有可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
4本章会带你畅游药品专利困局。10年前，丽贝卡·艾森伯格与我携手拉开了当今辩论的序幕，我们在《科学》杂志上提出警告：“生物医学研究的私有化务必谨慎部署，方可维持上游研究和下游的产品开发。”否则的话，我们写道：“知识产权越多，改善人类健康的有用产品反倒越少。”
5我们发现的危险是，私有化解决了一个悲剧（投资不足），却又导致了另一个（反公有资源）。两极结果并非唯一选择。对产权进行谨慎的定义，可以带来不同的局面。近年来，私有产业和公立管制机构都提出了不少巧妙的解决办法，并在一路上学到了不少管理困局的经验。但这个过程尚处于尝试阶段，还不全面。如果生物科技产权设计得更好，能挽回多少人的性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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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1）
首先请看图3…1，水平横条代表基因专利。图中标出了专利分布多的区域。想象一下，开发一种医用产品，需要拿到某条染色体上所有专利的使用权。过去30年通过了4万多项与DNA相关的专利。6 但凡需要创建数据库的发明发现，都会受到不利影响。7 危在旦夕的不止基因专利，越来越多的发明需要整合生物科技前沿分布的各种零散知识产权—就好像是想要买下所有的小块土地。8
图3…1 20号染色体片段上的专利活动 9
如果说困局阻碍了研究，那么，制药产业投入的创新能量变成了什么样呢？图3…2给出了一部分答案：公司耗费资源，威胁要打官司、打算打官司、回应别人的官司、继续打官司、解决官司。位于该图中心区域是昂飞公司，类似这种情况的企业可不少。每一家生物科技先锋企业都是自己官司小宇宙的中心点。据尼古拉斯 J。 纳克莱奥（摩托罗拉生物芯片部的主管）说，近年来生物专利的增多，非但没有带来更多新药，反而“弄出了一张错综复杂的官司网，而且很可能越演越烈”。他还说：“要是我们想制造一种包含40个基因的医用产品，20家公司分别持有这些基因的专利权，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根本没人知道该怎么解决。”10 要是人人都跑去打官司，把创新抛在一边，困局乘机而入，我们全会输个精光。
记住，图3…2是一幅官司示意图，仅仅涵盖了基因微阵列（一种诊断工具，把多种基因探针放在微芯片上，筛选基因组里包含的信息）的小小一角。不管你是否留意过自2000年开始进行到现在的微阵列新闻，或者是否考察过生物医学的其他领域，情况完全一样—许多创新变成了打官司。
图3…2 2000年基因微阵列专利官司示意图 11
请注意，打官司还不是全部。批准专利权的过程本身，与专利权的内容一样，很容易引发困局。例如，在美国，生物技术专利权的归档和公布之间存在很长时间的延迟。专利权未决期间，没人知道最终能获得多大的权利覆盖范围，甚至没人知道申请是否能获得批准。未决的专利权本身并不具备执行权，然而，企业和大学会在专利生效之前，为本机构的研究结果许可权利。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专利申请保护的预期权利进行筹资活动。于是每一项潜在专利都创造出一个权利幽灵，随时可能激活困局。考虑到生物医学研究耗时漫长，申请人为专利创造的潜在权利，恐怕比美国专利商标局最终批准的实际权利更为重要。
专利革命
近年来，专利申请呈指数增长，不仅意味着核准专利的时间越来越长，还意味着专利商标局核准的专利质量出现了下降。12 图3…3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各领域的所有存世专利。两位顶尖的专利理论家，马克·列姆莱和卡尔·夏皮罗指出，专利是“随机的”，也即他们对产权的看法并不像人们想得那么肯定。13 商标专利局批准大多数专利申请，之后让人们为其有效性争论不休。判断邻居在你篱笆的哪边，比判断获批准的专利是有效还是侵权要容易多了。约有半数提出诉讼的专利是无效的；剩下有效的一半，又有半数是侵权的。14 但每一项专利都打官司，成本太高，太耗时间，结果又无法确定。因此，哪怕手里的专利权有可能侵权或无效，专利所有人仍然可以凭借它榨取许可费、阻止创新。不可靠的专利太多，狠狠地拖了创新的后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药品困局是怎么回事（2）
图3…3 美国历年来的存世专利
然而，生物医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困局源头，并不在具体的某起官司上，甚至也不在专利范围和有效性的不确定上，而在于进行任何形式的创新，包括药品开发，都必须获得所有相关权利。一家公司可能有十足的把握打赢某场专利官司，但它无法保证能战胜上百项不可靠的权利主张。光凭分散的所有权，已足够阻挡创新的脚步。
以脑受体（脑受体是一种大脑蛋白质，与特定的分子产生反应，刺激大脑细胞响应）相关专利有可能造成的困局为例。默克公司全球基础研究部副总裁，本内特·夏皮罗解释说，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症药物的人，往往会产生某些类似帕金森式症的行为失调，帕金森式症也是一种与多巴胺系统相关的疾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合理的方法是寻找改进精神分裂症药品的途径，使之专门针对特定的多巴胺受体。可要是不同的公司掌握着不同受体的专利，我们就根本没办法迈出这迫切而又重要的第一步”。15
假设默克公司发现了有望治愈精神分裂症的化合物。此时，公司必须先找出该化合物的所有潜在副作用，再考虑要不要投入数亿美元进行临床实验、把药品推向市场。倘若相关脑受体的专利掌握在不同的所有人手里，研发阶段的费用很快就会高到让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在测试化合物之前，默克要先跟每一位相关专利的持有人达成交易。他们每个人都能阻止默克的进展，因为美国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提出过一个相当合理的要求：药品必须测试对所有已知相关脑受体的副作用。
从默克的角度来看，每一项专利或未决的专利，都有可能充当着幻影收费站，合在一起，专利持有人就变成了当代的强盗贵族。倘若默克认为克服精神分裂症研究困局的成本太高，就会把研究经费重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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