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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战争-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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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苏联反对。这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苏联于1948年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苏占区和整个柏林发行新货币“D”记德国马克，并拒绝美国提出的西方三国参加管理柏林货币的要求。美国在英、法两国同意下将其货币改革扩大到西柏林。同年6月24日苏联对西柏林实行封锁，切断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
西柏林位于大片苏占区的腹地，居住着250万居民以及西方国家的占领军。西柏林不生产食物或其他生活必需品，它完全依赖陆路、水路运输。在陆路和水路交通断绝后，人民无食物可吃。美国决定对西柏林实施空中补给，代号为“运粮行动”。通过密集的空中运输，维持了西柏林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打破了苏军的计划。
由于双方都不愿诉诸武力，经过谈判，终于达成妥协，1949年5月12日解除对柏林的封锁。
这一次禁运的突破，主要得益于空中交通的发展以及西方国家维持自身利益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凸显了冷战的特点，那就是双方不希望直接发生武力冲突，而是通过非武力的方式逼迫对手就范。
2。 断绝粮食供应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苏联、日本等国是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美国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大多数出口国是美国盟友，使得美国认为有可能与其他出口国联手对某个主要进口国粮食商业进口实施禁运，从而实现特定的战略目的。但是，这种理论在围堵苏联时被挫败。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认为这是对其战略利益的挑战，又不愿武力介入，于是动用粮食禁运这一武器。卡特政府于1980年1月4日公布禁运政策。随后主要出口国加、澳、欧盟同意参与，美国希望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造成破坏性影响，从而给苏联带来国内政治压力。然而，1980年苏联已进口粮食达3120万吨，与计划进口量仅差10％，从而对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很微小。1980年是大选年，里根当选总统，他在就职后取消了禁运。
这次禁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世界不是铁板一块：①出口国达成共识困难。美国及其盟友发起禁运了，但是其他国家抓住了商机，泰国、西班牙、瑞典这些以前通常不向苏联出口粮食的国家，开始向苏联大量出口粮食。②难以控制粮食的转口输送，美国等国粮食卖给第三国后，第三国转卖给苏联。③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影响。美国是农业出口大国，禁运触犯了相应利益集团的利益，它们批评政府并要求政府给予补偿。这也成了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个对卡特的攻击点，里根上台后就据此废除了禁运。
这也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利益多元化的现实。
3。 国家形象的武器
冷战也是两个不同国家体制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国民生计，也为了彰显制度上的优越性，从而猛抓工农业生产。中国和苏联在这一过程中为国家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但是在政策的推行上，走了一些弯路。
以中国为例，1958～1960年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希望短时间内国家能赶英超美。在农业领域，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 500亿斤。官员为了向上级争功，“浮夸风”盛行，如1958年7月，湖北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 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同年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这些账面上的成绩代替不了现实。随后就发生了1959～1961年的名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饿死了许多人。
几乎同时期，苏联的赫鲁晓夫也希望通过狠抓粮食生产来展示优越性，包括他在全国不顾地域地推广种玉米，虽然在局部有成效，但是在其他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从而导致了1963年全国性的歉收。1964年，赫鲁晓夫把地方的党委分成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以加强农业生产的管理。但是这导致了官僚机构扯皮、行政效率低下的毛病，并成为政敌让他下台的口实之一。
在这里，粮食就成了成就的指标。但在缺乏科学的规划基础上，往往导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
4。 以粮食为诱导
禁运是一种手段，粮食援助也是一种改变其他国家立场、实现本国战略利益的方式。
1959～1961年间，中国严重饥荒时期，中苏两国关系有交恶的趋向。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认为这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尤其是在和苏联对抗的大背景下，缓和中美两国关系，能够缓解美国的战略压力，于是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以实现这一目标。为此，美方制订了援助中国的方案，并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传达这一信息。
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中国特使王炳南表示，“中国人民绝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因而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美国以粮食援助来获得盟友的计划再次遭遇了挫折。
不过美国也有成功的范例，如在冷战时期停止对印度的粮食援助，最后迫使印度跟美国改善关系。
冷战时期的粮食武器，展示了这样的景象，即涉及民生的这些物资也成了武器。但是是否奏效还要看各个对象国的态度，以及通过多种手段对抗制裁和引诱的决心。今天，这种粮食武器更会具有全球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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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控制着我们吃什么
2007年9月，我（周立）在美国中北部做农场调查时，有一晚住在衣阿华州的农民盖瑞家。盖瑞只耕作2英亩土地，拥有一个小型农场。晚餐中，我们谈起了食物收益的分配结构。他深有感触地从柜子里拿出了一盒早餐燕麦片，问我：“你说，这盒燕麦片我们农民能得到多少钱？”他告诉我，这盒美国人最常见的早餐食品，在超市中至少卖美元，而出售燕麦的农民，只能从中得到5美分，也就是。实际上，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食物结构的变迁，消费者在食物上的花费越来越多，农民得到的收入却越来越少。钱被谁赚去了呢？是那些食物巨人—大型食品企业。在认识了食物帝国的粮食武器后，我们还有必要认识食物的商品化，以及食物巨人在食物商品化过程中的推动作用。
从1996年起，美国新的农业法案实行，以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市场价格高，政府减少补贴；市场价格低，则增加补贴。1998年后，美国政府的农业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但是这200亿美元的补贴，表面上是进入了农民的口袋，实际上，农民的农场收入，在近些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美国农场的全国净收入，由一度的540亿美元，下降到不足500亿美元。补贴实际上全部落入了控制农业生产上游投入品和下游加工、储运、销售各个环节的食品集团手里。
这些粮食寡头，在得到低价商品粮的补贴后，以此为原材料基础，建立了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食物竞争力—廉价粮食基础上的廉价食物体系。这一强大的资本，不仅扭曲了食物利益的分配结构，还扭曲了食物加工结构和贸易体系，扭曲了消费者营养体系，使得公众健康受到巨大威胁。
就食物加工和贸易而言，这些食品集团涵盖了农产品投入、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每一个环节，实现了全球性的横向一体化和纵向一体化，使得跨国交易变成了公司内部贸易。他们有选择地只让农民种少数经过基因改造的高糖或高油谷物，使得一两代前还十分自然的食物结构，已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人工食物结构。这一食物结构，主要建立在对廉价的人工配置的高糖和高油玉米、大豆等转基因作物的利用上。而健康的农产品，如水果、蔬菜等，得不到一分钱的政府补贴，其生产规模相对于需求在萎缩，消费人群越来越集中于中高收入阶层，其价格也在不断地上涨。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的新鲜水果和蔬菜价格，已经上涨了40％，而软饮料、糖类、油脂类以及饲料家禽等价格，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软饮料价格下降了20％多。
于是，表面看，美国人的餐桌在丰富，世界上各个发展中国家国民的餐桌也在丰富。然而，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怪现象也随之出现，穷人越来越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它们的国民也越来越多地患上了肥胖症，而真正的富人，却体态正常或消瘦。这正是农作物体系的失衡带来了食物加工体系的失衡，从而带来了消费者营养结构的失衡。一个又一个表面自由和自主的消费者，变成了按公司开出的食物配方喂养自己的食物消费机器。
为了俘获更多的消费者，我们看到，铺天盖地的营养广告、营养专家建议，以及一波又一波的饮食潮流，在冲击着人们的胃肠和心灵；一个又一个消费者，削尖了脑袋要迎合被产业资本定义的格调和风尚，却一个又一个地掏空了钱包，落入了不健康、不自然之中。有数据显示，美国农业部亿美元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相比，少得可怜，仅是百事可乐（12亿美元）的、食品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由此一目了然。
农业是一个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生产者的组织化是相对分散的。食物消费者由一个个小家庭和个人组成，更谈不上有效的组织化。可是，将生产者和消费者连接起来的食品集团，却是高度组织化的。在美国以及少数农业大国，它们与另外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强势机构—政府，实现了强强联合，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如何考虑安排市场交易者的对等地位，可能是避免美国故事在中国上演的关键。但要应对食物帝国的扩张，则远远不是在市场经济框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也超出了一国的能力范围，可能需要国家间更多的协调，来制衡食品集团的跨国贸易。
美国为何要当食物帝国（1）
当食物逐渐脱离其人类生存必需品性质，被商品化和政治化后，美国正逐渐成为一个食物帝国。这一帝国以粮食对外援助、农产品自由贸易、单一食品体系的扩展，将粮食作为武器，控制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前的全球粮食危机，是这一帝国扩张的过程和结果。
2006年以来，世界粮食价格持续上涨，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不仅不能从粮价上涨中获得好处，却面临着破产的命运。原因何在？
从表面上看，这是自由贸易体系下，小农家庭农场竞争不过产业化农场的失败，背后原因却是小农家庭农场竞争不过美国的财政部。在过去的20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在提高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在1995～2002年间，美国提供了114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年平均亿美元。在2002年，美国还通过了一个新的农业法案，该法案将美国基本农业补贴体系再延长10年，预计补贴总额高达1900亿美元。以补贴支持的产业化商品粮生产体系，将本来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小农经济挤压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可以说，世界上最穷的农民正被迫与工业国家的财政部竞争。这就是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三农”问题的一大背景。
美国为何要强行补贴全世界
问题产生了：一个经济体愿意以低于成本价的方式销售其产品，对于购买者本来应该是个福音。出售者愿意补贴全世界，让他去补贴好了！世界各国为何不去感恩，反而要用“倾销”的字眼儿声讨呢？美国为何要通过WTO的强制机制，硬把自己的廉价货品“补贴”给全世界呢？
实际上，农业产品的自由贸易带来的是世界各国对美国更多的依附，从糊口的粮食，到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整个农业产业体系，都变成了美国的原料提供者，原本自给自足的食品体系，则换成了昂贵的、由美国提供的产业化食品体系。比如，通过电视广告，大食品公司成功地从发展中国家夺去了他们传统、廉价、营养丰富的本地化食品，代之以现代、昂贵、缺乏营养的工业化食品。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消费者付出了更多的钱，却得到了更少的营养。曾有人这样论述：在肯尼亚，消费者用一个肯尼亚先令可以购买到900～3630卡的热量，条件是他们食用当地的玉米或面粉。而在当地购买经加工的早餐食品时，他将只能得到
40～176卡的热量。大盒装的早餐麦片，需要肯尼亚最富裕地区一个劳动力两天的工作收入。
美国兜售其廉价的农业生产体系和食物系统，最终形成了中心外围型的依附性农业生产和食品消费体系。这一单一食物系统，使得第三世界的食物系统变得与他们相似（在市场化和食物消费结构方面），也与其形成互补（在农业生产结构方面）。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美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又是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多数被控制国家，既没有驱逐那些统治国家，也没有发明自己的解决办法，反而在刻意地模仿富裕国家的粮食生产系统与食物产供销体系。在美国产业资本的宣传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盲目学习下，美国的食物系统被塑造为世界上最好的食物系统。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自给自足的本地化食品体系瓦解，而食物集团的商人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
由此，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粮食，成为了美国的赚钱机器和政治武器。
如同在储备石油一样，美国一样在储备粮食产能。美国强大的粮食生产能力和食物生产能力，足以使得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面包篮子”都成为多余。近20年来，美国主要粮食作物的耕作面积，一直在15亿中国亩左右，由于政府补贴休耕，美国还有大约1/3的土地处于休耕状态。而且，美国的农作，历来只是一熟制，合理密植技术也远远没有像中国这样得到淋漓尽致的利用。所以，保守估计，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短期内提高30％～50％的粮食产量。而从10年以上的长期看，提高100％的粮食产量也并非难事。在目前情况下，美国早已经拥有了摧垮绝大多数国家粮食生产体系的实力，如果再加大产量，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已在WTO规制之下的传统农业大国，亦将无法幸免。对于食物帝国的营造者而言：鱼已经进网了，至于何时收网，只是一个等待时机的问题了。一个单一食品体系的形成，一个食品帝国的崛起，伴随着食物商品化和政治化的不断推进，在不断地延伸和发展。当单一食物帝国奠定基础后，谁还能不听凭食物帝国的调遣？
美国为何要当食物帝国（2）
2006年以来的全球粮食价格上涨，只是食物帝国新一轮的洗牌过程。当中国、印度等国的农民，又一次在政府和市场鼓动下，纷纷投入粮食生产，而在收获时，迎接他们的是连续几年的低价格时，类似大多数亚非拉小农国家的命运，就将在未来的3～5年内上演。摆脱单纯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粮食、就简单的供求失衡谈粮食的讨论模式，才能进一步挖掘新一轮粮食价格上涨表象的背后逻辑。
在食物帝国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形成和拓展其疆域的时候，想要逃脱被其控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我们能以局部的、改良性的替代方案，来延缓这一进程的实现。比如，可以像美国反对产业化食品体系的实践者那样，以消费文化革命为精神内涵，以一个本地化食品体系的创建为实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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