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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通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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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近代中国来说，阻碍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从根本上说，是整个“社会制度腐败”，所以，不进行革命，即对基本社会制度进行变革，而实行改良主义，即在不改变基本社会制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进行调整，是无济于事的。事实上，由于旧中国的统治阶级无不以外国帝国主义势力作为自己的靠山、以本国封建势力作为自己的社会支柱，因此，它们从来就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废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解除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的束缚。这就是说，为了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我们人民革命的目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由于落后的、反动的生产关系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消灭旧的生产关系，确立新的生产关系；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是受到反动的国家政权的保护的，因此，“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确立新的生产关系，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由于保护旧的生产关系的反动的国家政权是靠反动的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来维持的，要夺取政权，在一般情况下，就不能不使用革命的暴力。列宁说过：“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破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破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实际上，“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清代末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情况正是这样。从1902年到1911年，各地有相当规模的民变就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起。事实表明，不奋起革命，国家就不能生存，社会将不能前进，人民群众也再没有生路了。
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中国革命的许多先驱者早年也曾经企图采取温和的手段来推进中国的变革。1894年，孙中山本人就写过《上李鸿章书》，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并希望李鸿章能“玉成其志”。他后来讲过，自己原本是赞助那种“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行新政”的运动的，只是由于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这是当时许多先进分子共同的思想经历。
中国应不应该革命？中国革命是不是必要的、正义的、进步的事业？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对此有着不同的答案。所以，毛泽东指出：“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从清朝末年起，到辛亥革命、反袁世凯、北伐、抗日战争，都是经过辩论的。”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这种辩论，成了发动革命的必要的精神准备。
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后，从1905—1907年间，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与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主要阵地），围绕着要不要以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等问题，就展开过一场大论战。
改良派攻击革命要“杀人流血”，“破坏一切”，因而要不得。这种说法，成为后来一切诋毁革命的人立论的主要依据。对此，当时的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们指出：
第一，进行革命，固然会有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中国人民就有可能免除痛苦和牺牲吗？这样，恰恰意味着他们将长期地遭受难堪的痛苦和作出巨大的牺牲。革命派强调：“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痛苦而已”。由于害怕流血牺牲就否定革命，“是何异见将溃之疽而戒毋施刀圭？”这不是很荒谬的吗？
第二，革命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人们在革命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以至做出的牺牲，是以换得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孙中山说过：“我们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而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商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革命本身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正是革命这件事情的两个方面。他说：“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两翼也。”这是完全合乎历史实际的。
第8节。
对于这场论战，《新民丛报》后来自己作出了如下的结论：“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而立宪党人则“气为所慑，口为所钳”。
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从痛苦的经验中终于懂得，改良主义在近代中国是行不通的，要争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必须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必须首先以革命的方法变革腐败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从事现代化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富裕。
所以，就20世纪这一百年来说，毛泽东就说过：“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648页。…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三、资本主义建国方案在中国的破产
（一）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程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的祖国，他们珍惜它的光荣的过去；他们不能容忍外国侵略者对它肆意蹂躏，不能允许它由于积贫积弱而走向灭亡。如何挽救祖国的危亡，实现国强民富？这就是近代中国的先进分子反复思考的问题。
对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来说，在救国这个问题上，唯一可能得出的答案就是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中国封建王朝对于外国侵略者的屈服，已经宣告了中国封建主义的破产，宣告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有效武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描写了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怎样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历程，并且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领袖洪秀全，并不是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封建阶级中的开明派林则徐就已经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注意了解西方的真实情形了；在林则徐主纂的《四洲志》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还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当时他们提倡的学习西方，主要是着眼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局限于生产力的领域。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把这种向西方的学习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不仅是因为他借用西方基督教的某些形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它进行加工改造之后，创立了拜上帝会，以此组织群众，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动了英勇的攻击；也不仅因为他颁布了否定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天朝田亩制度》，而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正意味着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道路；而且还因为他明确地支持了洪仁凇蹲收缕分兴岢龅脑谥泄⒄棺时局饕宓母倭臁：槿诗认为，英、美、法等“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他说，俄国彼得大帝由于曾“到佛兰西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因而“大兴政教”、“声威日著”，使俄国成了“北方冠冕之邦”。“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师法的。他不仅提出要向西方国家学工艺技术、兴银行、办工业、开矿藏、设新闻官书信馆等，而且主张“准富者请人雇工”，对于穷人“则宜令作工以受所值”，即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政新篇》曾经洪秀全批准后公布，洪秀全并曾在该书上多处写下了“此策是也”、“钦令此策是也”等的批语。
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在西方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说过，他自己由于“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他力主学习西方，厉行变法，以便使“欧、美之新法，日、法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以便使中国臻于富强之境地。他不仅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主张对于工商业“宜纵民为之，并加保护”，而且主张将这种学习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这种对于西方文物制度的学习，应当形成为一种热潮。清廷须“广遣亲王大臣游历以通外情，大译西书，游学外国，以得新学”；同时选举贡生监生之明敏者入使才馆，“各国语言文字、政教律法、风俗约章，皆令学习”。他亲自写了《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和《日本明治变政考》进呈清廷，希望当朝者“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他并且乐观地预言：“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土众民，近采日本，则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严复是最早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理论的启蒙思想家。他认为，“国之贫富强弱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之征验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定，“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于风俗人心之间”。因为海禁大开以还，中国人向西方学习得并不少，但终于“不能有实效者”，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抓住这个根本。他说，“民智者富强之源”，“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他想用“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改造中国的风俗人心。因此，他认定自己的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就是要集中精力从事西方学术论著的译介工作。在他看来，“有数部要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他翻译了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两章），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号召人们自强不息，“与天争胜”，以便救亡图存。他翻译了英国《穆勒名学》（今译《逻辑体系》）、英国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法国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和英国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社会学原理》）等，宣传唯物论的经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社会政治思想。他以为，如果这些理论、思想为中国人接受并且付诸实施，那么中国就不只是救亡有术，而且也是富强有道了。
第9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是直接在英、美等国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他说过：“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典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因而很早就主张“仿行西法，以筹自强”。从改良主义转向民主革命立场之后，他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他把自己的基本思想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说：“予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这就是说，他提出三民主义是直接参考了欧美的历史经验的。他甚至向西方国家“特别是向美国人民呼吁”，要求他们给予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以道义上的同情和物质上的支持，因为“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当然，他也看到了“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这个事实，因而企图在学习西方时又能避免西方的社会弊病，由此，他形成了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思想，认为在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即所谓举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他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理论所制定的恰恰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当时，孙中山对于实行自己的方案，也是怀有很强的信心的。他说过：“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实现，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由此可见，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态度，曾经是十分热烈、十分认真和十分虔诚的，学习的内容是逐步深入、相当全面的。正如毛泽东所描述的那样：“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二）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不只是从思想上学习西方，而且还直接付诸行动。为了实行这些主张，他们进行过多方面的奋斗，甚至组织过政治团体和党派，举行过变法，发动过革命。但是，结果又如何呢？太平天国起义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天京城破，洪秀全病亡。《资政新篇》里的主张当然无法实行了。戊戌变法，有如昙花一现，不过百日，即告失败。光绪皇帝被幽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国外，谭嗣同等六君子则以身殉难。除了保留下当时兴办的一个京师大学堂（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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