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通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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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沽秸呓岷掀鹄吹氖焙颍�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理解旧社会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14节。
　　　　对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他在《关于“七大”的工作方针的报告》中就这样说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据考证，在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是外国传教士在上海办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第121册至124册连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节译、中国人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尽管作者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连马克思是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弄清楚，但这篇文章毕竟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半个世纪以后，第一次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及其学说了。

　　　　清末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曾亡命欧美。他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隔、矛盾深刻，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其必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但他对社会主义并不真正了解。他认为，中国当时还处于“产业萎靡之时代，当未有容此问题（按即社会主义问题）发生之余地”。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及其战友朱执信等，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讲过，“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中国在学习欧美的时候，必须预防欧美社会已有的弊病和可能发生的社会动荡，因而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朱执信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何香凝语）。他著文论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不同，并对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有所论列。孙中山等人“在主观上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压迫群众和剥削群众”，但他们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他们为了预防资本主义的流弊而提出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在实践中被还原成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路线，这就是“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4页。

　　　　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先进分子也仍然是主要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的。他们虽然知道社会主义思潮正在西方流行，一些人在自己的论著中对社会主义思潮也有所介绍和评论，但他们同时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70页。他们并没有想到要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来指示中国的发展道路。

　　　　确实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世界性历史事件。这个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它昭示人们，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一旦觉醒起来、织织起来，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创造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崭新的社会制度。这个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的指引下赢得胜利的。它昭示人们，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争取解放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十月革命发生在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遭到严重的失败，中国的先进分子陷于极度的徬徨和苦闷之中的时候。封建主义的老一套不行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又走不通，中国的出路究竟是什么呢？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这个时候，十月革命爆发了。它确实使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李大钊当时就讲过，十月革命所开始的，“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路”。《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第15节。
　　　　十月革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的推动力量，大体说来，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人的一个启示就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示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以为自己的面前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资本主义不发达，他们认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那还是在遥远的不可计及的将来才需要考虑的；那么，十月革命开始改变了中国人的这种认识。这个革命发生在俄国，而中国有许多情况和俄国相同或近似。封建主义的压迫，这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震惊了整个世界，全人类和中国人都对俄国人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的实践告诉人们，“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由此想到，既然俄国的国情同中国相同或近似，那么，俄国人可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就不可能这样做呢？。tenluo

　　　　青年毛泽东兴奋地指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种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毛泽东给蔡和森、萧旭东并在法诸会友的信》，1920年12月，《新民学会通信集》第3集。彭璜认为，“中国国情，如社会组织，工业状况，人民性质，皆与俄国相近，故俄之过激主义可以行于中国。亦不必抄袭过激主义，惟须有同类的精神，即使用革命的社会主义也”。李达也认为，“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中国的革命运动，或者有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的可能性”。李大钊还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此作了论证。他说，俄罗斯“文明之要素，实兼欧亚特质而并有之”，“俄罗斯之精神，实具有调和中西文明之资格”。“世界中将能创造一种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者，盖舍俄罗斯人莫属”。故“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第二，十月革命后诞生的社会主义新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以前，不少中国人曾经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协约国抱有幻想，以为中国既然在战时参加了协约国一方，战后就有权收回日本、德国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有力地击破了中国人的这种幻想，激起他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

　　　　与这种情况形成强烈的对照，社会主义的新俄国对中国采取了平等的态度。1919年7月，苏维埃俄国政府公开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废弃（俄国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特权”等。这个宣言于次年3、4月间冲破中国反动当局的新闻封锁，在《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出来。长期饱受资本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在得知宣言的内容之后，无不感到“无任欢喜”。

　　　　这两方面的情况，对中国先进分子转变自己的思想方向，使他们把自己的目光从欧美转向俄国、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瞿秋白指出，对于五四爱国运动，“绝不能望文生义地去解释他。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6页。李大钊指出，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摧凌的中国人民，“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7页。一些人由此出发，主张抛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像俄国人那样，选择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这是合乎逻辑的。《新青年》杂志刊登的中国舆论界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的反应中，就有人这样说：这个宣言体现了新俄国宪法的“要铲除资本主义侵略主义的精神”，我们应当由此前进一步，去“研究俄国劳农政府的主义”，赞同“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

　　　　第三，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历史性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青年毛泽东指出：“俄罗斯以民众的大联合，和贵族的大联合资本家的大联合相抗，收了社会改革的胜利。”由此，人们认识到，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十月革命的方法是“可以普及于全世界”的，“我们应该起而仿效，我们应该进行我们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341页。

　　　　董必武曾经是孙中山的坚决的追随者。他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孙的路子不对头，总是靠军阀。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五四运动后，我们（就）想俄国与中国问题，开始谈马克思主义。”吴玉章也有类似的思想经历。他说：“从前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他也是通过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和学习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开始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激流归大海。中国的一批最优秀的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来了。正因为如此，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注入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并且逐步地发展成了这个运动的主流。如果说，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人们的主要注意力还集中于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只是偶尔才涉及社会主义；那么，在这时，中国已经产生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已经形成为一股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影响的思想潮流了。

　　　　不过，开始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瞿秋白回忆说：当时，“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然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1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57页。人们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一时还确定不了自己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等观点在各种报刊上纷然杂陈。中国的先进分子只是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的，是李大钊。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独具慧眼，首先指出这个革命将开辟历史的新纪元。在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认为“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一如十八世纪末叶之法兰西亦未可知”。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再次强调，“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1919年9月、11月所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他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改造世界原动的学说”，说明“马氏的社会主义理论，可大分为三部”，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与以往的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在李大钊的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并且得到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