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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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牖嵴叨嗍嘶旧鲜峭庹夥庑诺模渲胁簧偃巳衔承┳志渲档谜遄茫挥行┤硕缘诙糠忠饧隙啵衔驳霉谘现亓耍煌耆饣蚋痉炊缘脑蚴歉霰鹑恕：悄尽⒅苄≈邸⒗钊窈苤С峙淼禄车男拧Ｒ换坎砍ふ远健⑸轿魇∥谝皇榧翘章丑�21日在第四组发言时都积极地肯定了彭德怀的信。陶鲁笳说：我们目前需要彭总这种精神，信中某些内容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应看精神。贾拓夫在第三组发言中也表示，彭总的意见书总的是好的，总的是同意的，这会推动大会的讨论。军队干部万毅全面肯定了彭德怀的信。 后来，有这类发言的人都受到批评和追究。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应召于7月17日上山（毛泽东7月16日让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信让调来的，同时调上山的还有林彪、彭真、陈毅、宋任穷、安子文等）。把黄克诚召上山来，是毛泽东向彭德怀发起攻击的一步棋。如果在庐山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在北京掌握军队，毛泽东感到不安全。把黄召上山来，不仅解了北京之忧，还可以一网打尽。黄克诚上山的当晚，彭告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给黄看。黄克诚看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写得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剌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上没有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 18日，周小舟、周惠、李锐去看望黄克诚，他们三人都谈到在会上有一种压力，不能多说缺点。黄克诚说：“在书记处会上我也说过，我黄克诚总算是一个敢讲话的人，但现在也不大好讲了”。在这期间，黄克诚和大跃进的激进派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发火说：“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了，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 黄说“反兵”的本意是和谭震林的意见相反，后来受批判时说成是“畜意谋反”。
在毛泽东发起反击以前，与会者的发言中批评彭德怀信的人不是很多，只有陈正人、程子华、贺龙等人。陈正人有这样的态度除了他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因素以外，更多是受柯庆施的影响，在会议期间，他与柯庆施住一栋房子。在毛发起反击以前，柯庆施和李井泉却没有在会上对彭的信发表意见。7月21日贺龙在小组全上发言说：“目前主要问题是干劲不足，而不头脑发热和虚报。”他批评彭德怀的信说：“我们的缺点不到一个指头。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工作中有一点缺点、错误，这有什么奇怪的？而且缺点、错误很快纠正。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因此，我对彭总给主席的信，觉得在总的估计上是不恰当的，是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接着贺龙揭发了一件事：“我记得彭总在火车上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这当然把问题说得过火了。”
贺龙把火车上的私下闲谈拿到政治斗争的桌面上了，这个揭发非常要害。23日毛泽东讲话中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这句很重的话就是针对这个揭发的。
彭德怀和毛泽东这里说的“红军”是指中国工农红军，意思是重新搞革命。而邓力群在1998年4月16日的谈话中 ，谈到庐山会议时，却在红军前面加上了“苏联”二字，硬说彭德怀要请苏联红军来解决中国问题。看来，邓力群先生直到40年以后，还坚持彭德怀有“里通外国”的罪名。
贺龙给彭德怀这么重重的一击，大概是出于俩人的关系原因。8月16日，毛泽东在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过去彭德怀对贺龙不信任，甘泗淇到华北局去请示，回来的时候，他们五人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贺龙同志政治上靠不住，要把他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哪不是让萧克代替吗？六军团、二军团是两个山头。在云阳，反山头主义就是反贺龙。贺龙是有缺点，但要看大处：对敌斗争坚决，忠于党，忠于人民。有这三条就好。”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时，也整过刘伯承、肖克等高级将领。我还记得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会议期间，我与同事陈大斌、姬乃甫三人一起采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肖克上将，肖克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谈到大跃进饿死人的情况。我接他的话荐说：对大跃进，彭德怀还是讲了些实话。没想到肖克说：“别提彭德怀了，他和林彪是一丘之貉！”他说彭德怀和林彪一起整刘伯承。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批评彭德怀的，还是在80年代，彭德怀已经平反、在社会上备受称赞的时候。高级将领来自不同的“山头”，他们之间有种种矛盾和成见。高级将领之间不团结，对毛泽东的地位来说是最安全的。毛泽东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7月17日，彭德怀的信交上去两天以后，下午5时到10时，毛泽东还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胡乔木、田家英5人去谈了5个小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茅台酒，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当时给李锐的感觉是“这时的毛泽东还没有完全转向左派，更没有立意发起一场反击”。 从7月16日到7月22日，毛泽东没有流露出反击彭德怀的意思。但当时会议的形势，犹如庐山气象：密云不雨，气压很低，云雾缭绕，山上的人都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一切都深藏在毛泽东心中。
事有凑巧，彭德怀回国不久的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波兹兰省的“波拉夫采”生产合作社发表讲话中谈到，苏联在内战刚结束时就搞了公社，但公社既不具备经济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所以这些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我们就不搞了，就把农民组织在合作社中。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认为，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让毛泽东占了理，这是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原因。 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是不对的。苏联《真理报》7月21日才发表赫鲁晓夫讲话的全文，只有这个全文中才有批评人民公社的话。新华社7月27日在《内部参考》2831期以《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为题刊出，胡乔木7月28日才将这期《内部参考》送给毛泽东，毛泽东7月29日就批给与会人员参阅。也就是说，毛泽东知道赫鲁晓夫7月18日的讲话是在7月23日讲话以后。毛泽东7月16日就把彭德怀的信当作“意见书”批给大会，而且对会议作了两个新的部署：一是重新编组；二是调援兵上山，这些显示毛此时已露杀机，这时赫鲁晓夫还没有发表讲话。中国作家权延赤也写过与麦克法夸尔类似的文字，他说，在苏联批评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以后，在毛看来，“‘意见书’本身的内容已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权，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点，这些是远比彭德怀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 言外之意，毛泽东整彭德怀是出于大局。40年以后的1998年，邓力群也持这一看法，他谈到庐山会议时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的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大同小异。因此，引起怀疑：里外互相呼应。” 根据我上面列出的时间顺序，权延赤和邓力群的说法也是与事实相悖的。
三、毛泽东翻脸倒乾坤
李锐的书中只讲了他们这些对“三面红旗”有意见的人的一些活动，没有讲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的活动。这些人的活动李锐是不知道的。7月21日，这时距毛泽东的反击只有两天，由于左派的活动，对彭德怀信的指责的声音已经逐步升高，左派说这封信主要是“针对毛主席的”。左派的活动和言论对毛泽东有多大影响，至今不得而知。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人已经闻到了某种气味。张闻天准备这天在第二组（通称华东组，组长柯庆施）发言，得悉风声已紧的胡乔木，早晨打电话给张闻天，提醒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问题。 张闻天不顾这些，却作了长达3小时的发言。在发言过程中，组长柯庆施和其他好几个人，不断插话，表示不同意见。张闻天毫不让步，按照自己的提纲，一直把话讲完。
张闻天又名洛甫，早年曾留学美国。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1931年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同年9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长征到达遵义时，他支持毛泽东，参与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随后，他代替博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的总书记职务一直担任到1943年，不过，后几年由于毛泽东专权，他的总书记只是名义而已。在延安期间，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麦克法夸尔认为，张闻天是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三面红旗”的主要策划者，而彭是配角。 就这个问题我专门问过庐山会议的参加者李锐（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和姚力文（时任刘少奇的秘书），他们都认为麦克法夸尔这个说法只是他个人猜想，与事实不符。
张闻天对“三面红旗”有一整套看法，他是一位有深厚理论功底的革命家，也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3个小时的发言中，张闻天讲了13个问题：1，大跃进的成绩；2，缺点；3，缺点的后果；4，对缺点的估计；5，产生缺点的原因；6，主观主义和片面性，7，政治和经济；8，三种所有制关系；9，民主和集中；10，缺点讲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问题；12，关于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13，成绩和缺点的关系。发言对大跃进以来暴露的严重问题及其后果作了系统的分析，全面，深刻，明快，尖锐，针对性强，几乎毫无顾忌。他强调，对产生问题的原因“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当从思想方法和作风上去探讨”，领导经济“光靠政治挂帅不行，还要根据客观规律办事”。他认为1958年以来出现的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他说：“主席常说，要敢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领导上要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便于下面敢于发表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自由的局面。”发言最后才提到彭德怀的信。他认为信的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好的。彭信中受批评最多之处就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就是支持彭这封信的人，也认为这句话不妥当。张闻天却说：“这个问题不说可能更好一点，说了也可以，究竟怎么样，可以考虑。但是，‘共产风’恐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张闻天发言当天晚饭后，他见到彭德怀说，我今天讲了三个钟头，支持了你。彭德怀把张闻天的发言提纲要去，让参谋读了一遍。后告张“你讲得很全面。”
在批判张闻天的时候，有人说他的这个发言对彭德怀的信“作了全面、系统的发挥”，是“进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反党纲领。”有人对他的这个发言作了精心统计：全文9000多字，讲成绩的只270多个字。用了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都是坏“但”。
张闻天当时是外交部副部长。他是6月30日离京赴庐山参加会议的。乘同一车厢的有彭德怀、贺龙、康生等。上庐山后，住东谷河东路177号，同彭德怀住的河东路176号是近邻。7月2日到16日，张闻天被编在华北组。他在小组发言说：大跃进给外交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我们的驻外使节很不好讲话。会议初期，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对身边的秘书说：小高炉炼钢是无效劳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按劳分配原则不能破坏等看法。还说，现在是骄傲了，就像当年斯大林说的胜利冲昏头脑。7月12日，他同彭德怀交谈时说：会议开了十多天，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有压力。彭说：我们西北组也是这样。张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历史中学了不少好的东西，但是也学了些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权术。要防止斯大林后期的错误。 7月上、中旬，彭、张二人在饭前饭后还有若干交谈。其中曾讲，政治局会议很少讨论，一般只做个大报告，实际是空的。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的信送出。此前张散步到彭处，得悉彭将写信，对彭所说的写信是希望把问题摊开、搞得深些表示赞成。彭要张看信，张不看。彭念给张听，张没听完就走了。
7月17－8月1日，张闻天被编入第二组（华东组）。7月18日，张准备在小组会上发言，开始准备发言提纲。
7月19日，张闻天出席小组会议后，路上被田家英邀去小坐，同时相遇的还有周小舟、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李锐。交谈中大家都感到有压力，认为应当肯定成绩之后，缺点也可以讲。胡乔木说：主席也是主张讲一讲缺点的。同日，在田家英处吃饭后，邀周小舟到住处交谈。
7月下旬某一天，张闻天约戎子和到住处闲谈。得知国家给土铁生产补贴了40亿元时说：问题主要还不在于这40亿，而在于9000万人上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
7月20日前后在准备发言过程中，张闻天接田家英电话，田劝说，如果发言，有些问题别讲了，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通话后张闻天对秘书说：“不去管他！”接着继续准备提纲。后来又接胡乔木电话，说毛要向彭开火，劝张少说。同时秘书也感到发言与会上对彭批评的气氛不合，担心会挨批评。但张不顾一切要讲。
李锐认为，“使毛泽东作23日讲话的原因很多，张闻天这个长篇尖锐的发言，可能是最后的一副催化剂。”
1959年3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报告中谈到：“据榆次市、太谷县的材料，五级干部会议经过三天的鸣放，有观潮派、算账派的言论甚至反动言论的人占10％左右。估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言论是属于发牢骚的性质。”毛注：“牢骚也吧，反动言论也吧，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让人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以后，他们立刻就会感到孤立，他们自己会作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里已经照下了他们的尊容，跑不掉了，故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现在是1959年，不是1957年了。”
在上海会议上，4月5日，毛泽东在讲话中抱怨他的下属“不大批评我的缺点”，提倡海瑞精神。他说：
海瑞写给皇帝的那封信，那么尖锐，非常不客气。海瑞比包文正公不知道高明多少。我们的同志那有海瑞那样勇敢。我把《明史．海瑞传》送给彭德怀看了。同时也劝你（指周恩来）看，你看了没有？（周恩来答：看了）
彭德怀的这封信和海瑞给皇帝的信相比，要客气得多了。劝彭德怀学海瑞的毛泽东，是怎对待彭德怀这封信的呢？怎样对待张闻天等人的批评呢？
7月22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柯庆施、李井泉对纠左不满。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同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7月23日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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