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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0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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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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