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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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几十年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几十年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讲话时正是毛泽东主持会议。毛泽东听了这些话，一定会有一种“患难逢知己”的感觉。他当时就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3月20日，毛泽东看到了林彪整理的讲话稿以后，立即批给田家英和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讲话。讲话没有正面讲大饥荒问题，却大讲民主集中制。这是毛泽东阐述民主集中制最全面的一次讲话，似乎这几年出了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的结果。毛泽东把“民主”和“集中”两个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强调“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破坏呢？因为集中是有制度保证的，而民主却没有制度保证，它只是领导人的恩赐。民主是对当权者的约束。约束总是不舒服的。作为个人，总是对上要求民主，对下要求集中。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集中，它本来就是专制制度的一张遮羞布。在这次讲话中虽然也讲民主，但更强调集中。他说：
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南斯拉夫那样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从林彪和恩来在这次会上的发言可知，毛泽东讲集中，还是要集中到他那里。正如林彪说的“要使毛主席的意见受到尊重”，也正如周恩来所说的“现在要加强集中统一，听“梢公”的话，听中央的话。中央听毛主席的话。”
毛泽东这篇讲话虽然没有对刘少奇没有正面回击，但还是用大量篇幅对“三面红旗”作了论证。这表明他对刘少奇说的“‘三面红旗’还要经过实践考验”的话不能容忍。
七千人大会对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会上也对中央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但始终守住两道防线：一是对“三面红旗”完全肯定；二是对庐山会议的案不能翻。
七千人大会决议向各省传达以后，基层干部不满意，在学习讨论这些文件时，提出了很多尖锐的意见。甘肃省在讨论中，省委党校的干部说：“硬说成绩是主要的是思想僵化，是粉饰太平。我国六亿人有五亿人搞饭吃，还没有粮食，怎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呢？”“过去觉得甘肃问题严重，现在才知道问题有普遍性。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问题，其损失三五十年也消除不了。”省卫生厅的一个同志说：“几年来不仅没有成绩，反而把事情搞坏了，不仅物质上搞坏了，政治道德上也搞坏了。”省财贸办公室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的问题，不仅区域广，而且时间长，因此，不能说中央的指导思想没有问题。”《甘肃日报》印刷厂的同志说：“听了报告后好像中央没有错，主要错误是下边执行中的错误，感到中央对缺点错误检查不够，从根本上找问题少，从下面找问题多。”有人在发言中直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央有几次会议和一些文件不妥当，对下面影响很大。如，北戴河会议说共产主义看来为时已经不长了。还提出苦战三年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说中央政策完全对，我有怀疑。敦煌县搞成一个人民公社，说这与一大二公无关；大办钢铁要指标翻一番，秋收作物烂在地里，甘肃如此，河北也如此，这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省粮食厅解仙清同志说：“毛主席说过粮食多得吃不了。这没有调查研究。主席可能和斯大林一样，晚年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轻工办公室主任杜西林说：“我听到老百姓骂毛主席，说主席听奸臣的话，不听忠臣的话，还说：毛主席钻到哪个洞里去了，下面发生这么多问题，他知道不知道？”党群系统的干部说：“甘肃饿死人，毛主席不会不知道。全国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的简报各省都有。毛泽东看了这些简报会有什么想法？他感到有一股力量，有一股使他畏惧的力量，如果不强力反击，他的地位就很危险。
七千人大会显现出中共高层的严重分歧，分歧的核心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是全面肯定，还是持怀疑态度。具体分歧有以下几点：第一，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天灾还是人祸？刘少奇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主要是人祸。毛泽东有时也说过人祸，但他主要是指局部地区，即“三分之一”地区。第二，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对几年以来形势的估计。刘少奇对大饥荒的严重程度的估计远重于毛，对形势的估计没有毛那么乐观。第三，对大饥荒责任的看法，刘少奇、彭真等，比较看重毛泽东的责任；而林彪、周恩来等，为毛泽东开脱和洗刷。
危难之中见真情。在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候，谁支持他，谁反对他，他是会深深地记在心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再一次看清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对四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打倒谁”心里初步有了底。
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1962年2月21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2月26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1949年后的3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西楼会议以及2月26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3月1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3月14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1962年5月7日至11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　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1961年已经减少了1000万，1962年再减少1000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　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1959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1962年7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　
2003年9月25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1966年8月5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1962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1962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1958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1958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1959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1961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1962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20％，安徽达80％，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70％。　
1961年到1962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4月11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　1962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