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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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死亡率＝＇（1955，1956，1957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1963，1965，1966年三年死亡率之和）／3＇／2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2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1958年前三年（1955－1957）的平均数为起点，取1962年后三年（1964－1966）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1962年而取1964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1964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1964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1963年，1965年和1966年。
用表12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10。61‰；正常出生率为34。71‰。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1960年分别为10。17万、17。31万和141。8万，合计169。28万。19581961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7。63万、32。99万、101。54万和93。62万，合计235。78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100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他没有说1958底到1959年10月年和1961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300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300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计算结果是，1959－1961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93．9万人，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中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1961年1月30日到2月12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1958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1955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1958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1958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的41。35％，三类公社256个，占全省1193个公社的44。05％，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8％。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200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7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1962年4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1962年1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5％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5000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100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
第二章　甘肃不甘
2000年8月，新华社甘肃分社副社长申尊敬邀请我到甘肃采访。我想，再过半年我就要退休了，过去几次去甘肃只顾完成采访任务，没有很好地收集资料，这个机会不能错过。我立即在北京准备好查资料的介绍信等有关事项。到甘肃后，恰逢申尊敬去宁夏还没有回来，我就抓紧时间到有关单位查了几天资料。这些单位比较开放，可以任意查阅，需要复印的大部分可以复印。在甘肃期间，老记者林田向我提供了一些资料，介绍了一些情况。林田告诉我，饿死人最多的通渭县在定西地区，造成甘肃饥荒的原因之一的引洮工程，也在定西地区。申尊敬回来后，问我到哪里去采访，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定西。这次采访回来后我发表了《水的故事》、《洋芋经济》、《定西思路》等五六篇稿件。其实，这些稿件只是为了报答申尊敬给我收集资料的机会，最主要的收获是了解了甘肃大饥荒的情况。我回到北京研究甘肃资料后得知，西北局1960年12月召开的兰州会议，是揭盖子的会，这个会上的文件、简报、发言集中反映甘肃1958－1960年的情况，可惜我没有找到。今后的研究者应当首先找到这套资料。
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一、用政治高压制造假话
1958年，中国人民的传统佳节春节刚过，甘肃省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战争年代曾任第四军政委，至今仍然保持军人作风，还喜欢用指挥军队的办法来指挥地方工作。2月9日，他作了《鼓足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农业跃进！再跃进！》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以百分之七十的篇幅谈“整风运动”。他高兴地谈到，自1957年6月开展的反右派斗争、8月展开的工厂农村大辩论以来，已经形成了一个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全省挖出了9700多个右派分子，还挖出了一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在19500多个农业社中，有13000多个社的大辩论已经结束或基本结束，有6000多个正在进行，有200多个即将开始。
张仲良轻巧地而颇有成就感地说出的这些数字，在其背后有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此时，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还没有召开，全国“大跃进”的号角还没有吹响。张仲良得风气之先，提出“跃进！再跃进！”。他又用整风的方法来把全省的思想统一在“大跃进”中来，他自己觉得这是高明之举。
张仲良说，中国共产党甘肃省二届二次会议的一个突出的成就，就是从我们党的队伍中揭发出以孙殿才、陈成义、梁大钧为首的反党集团和其他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辨清了两条道路这个大是大非问题。
在省领导的高层揪出反党集团，这是1958年初很多省都出现过的情况：河南揪出了“潘、杨、王”反党集团；山东揪出了李广文、赵健民、王卓如反党集团，福建省揪出了以江一真、魏金水（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青海省揪出了以张国声（1959年）为首的反党集团，浙江省揪出了“沙、杨、彭”（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反党集团，安徽省揪出了李世农、张恺帆、刘秀山反党集团……甘肃省揪出了“孙、陈、梁”反党集团并不出人意料。
“孙、陈、梁”反党集团有哪些“罪行”呢？张仲良在这份报告中说：
1956年是我省大变革、大跃进的一年，孙梁陈反党集团却认为我们的工作‘一团糟’，‘今不如昔’。
他们不承认1956年粮食增产26亿斤的事实，反说这是省委谎报成绩。
孙殿才视察银川、吴忠地区后向省委的报告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攻击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要求恢复资本主义的纲领。
在羊入社的问题上，孙殿才、陈成义等人拼命反对省委的意见，使省委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指示，在人民委员会上四次通不过。”“他们和党外勾结、相互呼应，党外人士说羊入社是‘二次土改’，他们就说羊入社‘一步登天’。
他们甚至和党外人士勾结起来，妄图要党接受他们保护地主、富农利益的反动主张。
在修水利问题上，党外人士说这是‘秦始皇磨民’，他们则说‘五百万亩水地是6百条人命换来的’。
梁大钧骂别的专区粮食增产是吹牛，并且四次压低银川专区的产量，不完成省人民委员会的粮食征购任务。
这个反党集团对资本主义多加袒护，对单干户的‘八大自由’不加过问，也不同意省委的批判。在他们的支持下，银川地区不少群众积极经营自留地，热心为自己开荒，大量从事资本主义的副业。
张仲良说：“在我们党内出现孙梁陈反党集团，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说到这里，张仲良批评“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他说：“几年来，孙梁陈反党集团为了保护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护资本主义道路，实现个人主义的野心的目的，他们曾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在反对地方主义问题上，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一直同党进行着斗争，党内一些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却分不清这个大是大非。”
张仲良在这个报告中，大讲阶级斗争。他强调“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批评“党内右倾思想严重和阶级立场模糊的同志”把许多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张仲良“郑重地提起党内有严重右倾思想的同志注意”，“孙梁陈反党集团及其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的主要活动市场之一，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严重右倾思想是他们的保护色。。。。。。。这是十分危险的。”
　　　　张仲良拧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才把话题引到“大跃进”上来。他说：“长期以来，在甘肃省党内外流行着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彷彿超越了现实是主观主义，而落后于现实就不是主观主义。孙梁陈反党集团一直就持这种论调。这种论调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前进中的主要思想障碍。它不仅挫折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影响了我们各方面工作的飞跃发展，而且给右倾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良在这里提倡超越现实，这正是大跃进的思想基础。
然后，张仲良说：“我们共产党人，必须站在事物的积极一面，向前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进派，不要站在事物消极的一面，向后看，当一个革命事业的促退派。”在那时，凡是与“三面红旗”有关的，就是积极面，只能促进，不能促退。
在报告中，张仲良介绍了甘肃省的“小马鞍形”，说明右倾思想的危害。这个“小马鞍形”是以水利建设为例的：在1956年，由于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完成了400多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洩了劲。省委提出了修300万亩水地的任务分不下去，减到250万亩分不下去，减到150万亩还是分不下去，最后定为130万亩。但是到了9月底，只完成了102万亩。这次整风运动，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又把干劲鼓起来了，四个月时间，就完成了500多万亩，全年可超过1000万亩。
在介绍了这个情况之后，张仲良说：“1956年生产大高潮之后，没有能够再掀起一个高潮，正是由于右倾思想顽强阻挠的结果。”因此，张仲良主张“不断革命”，即“一个斗争接着一个斗争，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不断的进行革命。”张仲良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比右派分子更恶毒、更危险”，“姓中的比姓右的更危险”。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