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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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汉县金鱼公社的不完全统计，1960年死亡1443人，死亡率为7。1％，出生294人，出生家庭多为干部。连山公社1960年死亡1268人，死亡率为7。7％，1960年2月，这个公社出现浮肿病人1000多人，公社领导人隐瞒不报，反而向县委报喜，说全公社只有6个病人。这里的7％以上的死亡率不包括1958年到1959年的死亡数，1961年以后还继续饿死人。
1961年秋后，全国很多省份开始走出饥荒，而四川省还处于严重的饥饿之中。1961年8月31日，四川省委整风整社达县工作团检查组，提交了一份渠县群众挖吃观音土的调查报告。摘要如下：
六月下旬，大峡公社文兴大队的20多户人家，有15户在蒲家山挖观音土吃。七月中旬，挖土的人愈来愈多，蒲家山一处不够挖，就去太公石、河底子去挖。七月底、八月上旬更加严重，挖土吃的已扩大到三个区十八个公社。
我们在蒲家山、太公石、河底子、龙凤咀等四处调查的结果是，被群众挖空的土估算为400多立方米，挖土的约有一万人次，挖走的土50万斤左右。群众在挖土的过程中，由于坑少人多，还需要在烈日之下排队等候。路远的人为了不在当日爬过高山之后再挖土，头一天就住在山上的沙郎庙学校过夜，第二天早挖早走。这所学校每晚有四五十人住在这里，最多时有100多人。新河公社三大队派一老农专门挖土交给队里，队里给他记工分。由于饥饿，不少人边挖边吃。有的小孩由于天热和饥饿，昏倒在地，挖好的土也背不回去。挖土时还造成塌方，压伤了人。
群众把挖回的泥土，经过发水、磨细等简单处理后，就渗合着南瓜花、丝瓜花和其它野菜等做成粑来吃。有的地方还有人卖土粑的。庆丰大队262户人家当中，就有214户、755人吃过泥土。截至8月23日止，他们挖回9840斤观音土，已经吃掉了6768斤，现在还继续吃。吃土后普遍反映肚子疼，屙不出，有的诱发了不少疾病，有6人死亡。据对三个生产队的初步调查，吃泥土致死的就有13人。
观音土（即白泥巴，其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铝），由于颗粒细腻，给人以面粉的感觉，但它不含一点粮食中的成份，连动物也不吃。从1959年春开始，四川很多地方有大吃观音土的记载。北川县游坪公社马鞍山农民1960年冬到1961年春就大量挖吃观音土。这期间曲山、白泥、旋坪等公社多处发生群众挖观音土吃的严重情况。　
从1960年底到1961年底，四川全省各地都有关于饥饿和死亡的报告，如武隆县对平桥、鸭江两个区10个公社的了解，1－6月份死亡率4－5％的有4个公社，5－6％的有3个公社，6－7％的有2个公社，最高的顺兴公社为8。28％。10个公社1－6月共死亡3362人，占总人口的6。23％。
到了1962年，全国已经基本走出饥饿的时候，四川还有大量关于饥饿的报告。1962年1月21日，江津地委关于肿病情况的报告称，截至1962年1月20日，肿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两倍多。1月1日至15日，全地区共死亡5743人，比前15天增加了2。1％。江津地委1月29日报告称，江北县1月5日，有病人112190人，10日上升为120635人，15日上升为133801人，20日上升为141523人，25日上升为147560人，占总人口的22％，其中肿病和枯瘦病人占84％。1962年1月25日，长寿县省委工作组马吉良电话汇报说，1月15日，肿病人达36000人，比上年12月下旬增加了1。57倍，到22日又增加到41000人，占总人口的9。2％，肿病较多的江南区，占人口总数的25。5％。1月上半月的15天内，全县共死人1700人。因家里吃粮问题，发生了妻杀夫、父杀子、兄杀弟的人命案也都出现。云集公社挖观音土吃的有1513户，占总户数的37。8％。秤砣公社有24个生产队靠挖观音土充饥。1962年1月26日，万县地委关于肿病的简报称，近来各县肿病普遍上升，非正常死亡又有增加。1月23日，肿病和干瘦病比一星期前（1月16日）上升了17。87％。1月17日到23日，死亡人数比上周上升25。3％。
1962年3月2日，粮食部两位局长（林翩天、吴国宪）在四川调查后向部里报告，江津地区壁山县城北公社共有9818人，1960年全年死亡548人，占总人口的7％，这个公社甘塘大队原有589人，1961年死了102人，现有肿病58人。这个大队第四生产队共有143人，仅1961年11－12两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3％。城西公社来龙大队第四生产队小湾浣子，有7户37人，已死12人，患肿病住院11人，社员张世富一家五口全死绝。有两户父母双亡只留下两个孤儿，一户父母一亡一病，只有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在家。其余三户除生产队长一家7口健壮以外，都有浮肿病或干瘦病人。黄角大队还出现了杀子而食的现象。这个报告还说，江北县1961年12月统计，浮肿病人79469人，1962年1月15日统计，浮肿病人增加到133610人，占农业人口的22。1％。全县死亡27305人，占农业人口总数的4。5％。1961年1－10月平均每月死亡1678人，11月增加为3387人，12月死亡增加为7225人，1962年1月上半月就死了2805人。壁山县1960年死亡两万多人，1961年又死亡两万多人。进入1962年还在继续死亡。
1962年3月17日，当年任粮食部长的陈国栋，根据四川粮食厅副厅长管学思的汇报的情况，给李先念副总理写了一个报告，报告说，不完全统计，全省浮肿病人144万人，11个特重灾县从去年7月到今年3月就死亡145800人，占农业人口的2。3％。1962年1月底，60万人的江北县就有浮肿病人14。7万人，占总人口的24。6％。这个县去年12月一个月内就死亡7225人，占总人口的1。5％，今年3月上旬每天死亡100人左右。路毙和河里的死尸到处可见。壁山县大兴公社，最近三个月内死亡人数占全社总人口的12％，兴隆大队231户，781人，最近三个月死亡人口占总人口的13。8％。其中9户死绝，另有9户只留下11个孤儿。
1962年5月27日，省委副秘书长周颐《关于西昌地区点滴情况报告》中说：“在西昌、德昌、米易公路沿线看见成片的荒田，据说这不完全是旱象造成的，有的是连年死人过多，无人耕种所致。我们在西昌锦川公社六大队的公路上发现中年妇女刁永相饿死在路上。经过雅安紫石公社六七大队时，在马路上看到一位被打得不能动弹的妇女，群众说她偷吃被打成重伤。公路两旁荒田荒地很多，麦田的草长得和麦子一样高，大块大块的水稻田未整出。病人还很严重，最近不断死人。群众说他们公社死了三分之一，现在还未停止。”
1962年7月25日一份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全省累计发生肿病234万多人。据7月20日统计，现有肿病人51万多人。
1962年9月，正是秋收季节，从雅安还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一份报告说，目前病人仍然很多，非正常死亡现象还没有停止。芦山县仍有病人2000以上，占总人口的4％（财贸部的工作组调查说，还有3034个病人，占总人口的5。6％）这些病人都属三度肿病人，较严重。目前芦山县有孤儿1000名以上，约占总人口的2％以上，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两个，个别人口死亡较多的生产队，孤儿竟占总人口的20％。清源公社光明生产队，20户，初级社时有107人，现在连迁进的3人，共55人，死亡率竟占50％，目前有孤儿13人，占总人口的23。6％。
过度饥饿使人失去理性，暴露出动物的残忍。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记录的人吃人事件有多起。
大邑安仁九管区社员刘元芳，女，30岁，于1960年4月23日把亲生女（李水清，8岁），儿（李永安，9岁），用牛绳子拉到安仁观音堂清水河淹死。据刘元芳自己说，由于这两个孩子偷社上豌豆角二斤五两，被发现，当天中午事务长即扣了刘元芳母子三人的饭。刘元芳提出她下午要耕田使牛，只给了她一人四两米，两个孩子没吃。下午这两个孩子又去偷了附近鸭棚子的米二斤，又被捉住，第二天中队长×××打了刘元芳两耳光，吐刘的口水，要刘把米退出来，刘没法，将饭票退出。因此，想到做了活，吃不到饭，做活路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斗争，所以就下了这个毒心，把孩子整死。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岁，　1960年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元一斤，共卖了11。75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岁。1960年3月16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月16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五、只准讲“疫情”，不能说饥饿
人口大量死亡，全国各地统一口径称“疫病流行”，不能说饥饿所致。1959年5月23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宣教动态》以“为什么肿病继续上升”为题报道，“据卫生部报告，入春以来，肿病又有上升趋势，涉及面也较广。从今年一月到目前，在山东、河南、江苏等11省、自治区共发生肿病105。5万人，死亡6700多人。其中以山东省最为严重，1月至4月14日，发生肿病病人77。9万人，死亡618人，仅4月1日至11日，就发生肿病病人17。3万人。其次是河南省，从1月到4月20日，发生肿病15。3万人，死亡2000多人。”这里没有提四川和安徽，因为这两个省当时盖子捂得很严，外界不知道。
这篇报道分析肿病发生的原因，第一，因口粮紧张，群众以为吃盐可以增加力气，每天吃盐1两以上（正常日需3钱），因吃盐过多，引起代谢障碍发生浮肿；第二，食品单调，长期间未能调节，脂肪、蛋白质严重缺乏或不平衡；第三，去年发过肿病未能根治，今年复发；第四，原患有慢性病、贫血、身体虚弱、年龄大，肠胃不好。
1960年春天，正当成千上万的农民死于饥饿的时候，3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中说：
卫生工作，这两年因为忙于生产大跃进，有些放松了。现在应该立即抓紧布置，抓紧总结经验，抓紧检查、竞赛、评比。。。。。。中央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要把过去两年放松了的爱国卫生运动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一定要于1960、1961、1962这三年做出显著成绩，首先抓紧今年的卫生运动。
1961年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关于防治当前主要疾病的报告》，把浮肿、干瘦、妇女闭经、子宫下垂等因饥饿所致的病态和其它常见疾病混在一起，用常见疾病来掩盖饥饿致病。并且笼统地要求各地加强“疾病治疗”。四川省委看到卫生部这个报告，立即下发通知，用“疾病”来掩盖饥饿，用“卫生工作”来代替对饥民的救济。通知说：“在抢治浮肿病、妇女病、小儿病等主要疾病的基础上，结合进行四大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更进一步做好以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化卫生工作，防止传染病的流行”。接着提出了三项措施：一、开展防治肿病突击运动，迅速清理现有肿病病人，集中免费医治、营养、休息三结合的办法突击抢治；二、进一步加强以公共食堂为中心的集体卫生工作，办好公共食堂；三、围绕防治肿病这个中心，结合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和季节性传染病。这些措施洋洋大观，就是不提给农民增加粮食供应。从此以后，各地上送的报告，都把饥饿致病、致死，都说成“疾病”、“流行病”、“疫情”。
1959年8月9日上午，四川省委杨万选自南溪报告说，长宁县流行的水肿和腹泻，自6月下旬以来发病人数占总人数的13％。兴晏公社一个生产队今春以来死亡率达17％。发生这次“流行病”的原因，西医说是缺乏维生素B以及食堂不卫生造成的，中医说是湿气和脾胃不和造成的。这个报告也提到粮食不足，就是不敢说因饥饿而致病致死。
1959年秋后不久，古蔺县因饥饿出现大量浮肿病人，饿死人的情况也相当严重。这时，从县委到地委省委，统一口径说古蔺出现了“疫情”。12月7日，中共泸州地委办公室关于古蔺县疾病情况的汇报中，将发病人数缩小为403人，还说前次所报数字不准（实际前次报的数字是大大缩小了的），“把一般正常的疾病或富裕中农闹粮无病叫病等都统计进去了”。这个报告还夸大其它疾病的比重，缩小肿病的比重。说钩虫病占86。6％。“肿病是钩虫病的晚期，并非急性传染病，更不是吃代食品所致。”
这个报告很符合李井泉的口味，第二天他就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这个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肿病和钩虫病往往结合着发生，在注意肿病的同时，要首先治钩虫病。请卫生厅对此加以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解决。”这个批示进一步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饥饿引向钩虫病。12月12日，“泸州专区古蔺疫情调查工作组”上报了一份更符合李井泉口味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没有粮食不足和饥饿的影子，还批驳了“有些人认为病是吃代食品造成的种种错误论调”，说是钩虫病占31。9％，一般慢性病占25。8％，感冒占19。8％，胃肠道病占13。8％，其它病占8。7％。结论是：“当前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声势浩大的冬季除害灭病运动，大力抓好钩虫病的防治，大搞食堂卫生和积极预防冬季多发病和传染病的宣传教育工作。”省委负责人之一的杜心源于1960年1月2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结合开展春节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爱国卫生运动，进一步检查和防治工作。”这是一场掩盖事实真相的闹剧，用“爱国卫生运动”代替了对饥民的救助。
然而，爱国卫生运动救不了饥饿的农民，“疫情”继续发展。省委除灾灭病办公室1961年1月18日报告，泸县到1月8日止，有肿病人20626人，比去年12月下旬增加30％以上。资中县1960年12月下旬肿病人比10月份增加了四倍。但这个数字还不是肿病人数的全部。各地都少报、瞒报。长宁县原报肿病人4000多人，经查至少在8000人以上，江安县上报7709人，实际至少有2万名。在一个公共食堂，干部上报16个肿病人，实际有116个。泸县死亡率已占总人口的7％，死亡还在继续，1961年1月4日到8日，五天就死281人。
既然是疾病，就得治疗。因此，四川省委下令，各地要组织医疗机构，加强治疗病人。其实，治这种“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粮食。由于政府把住粮食不松口，要求供应粮食就是“闹粮”，而“闹粮”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因此，各地开出了治疗肿病的种种药方。
1960年4月16日，内江地区一份给省委和内江地委的报告中讲到资中县肿病又有所发展。当地的治疗处方是：鸡蛋一个，白酒（50度以上）一两，雄黄二钱。三者混合均匀后一次生服。效果很好，不再复发，无负作用。1960年10月23日，万县除害灭病办公室在开县召开中西医座谈会，提出了治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