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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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期）、《大跃进中的亳县人大、人委、政协》（2006年第3期）。另有三篇稿件《炎黄春秋》编辑部觉得很好，但不敢发表，即《沉痛的历史教训――亳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实录》、《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安徽亳县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后两篇发内部版《春秋文存》，印数只有几十份。在已发表的稿件中，由于政治条件所限，《炎黄春秋》编辑部删除了部分敏感的内容。征得梁志远先生的同意，本书这一节全部取材于梁先生上述作品的原稿。
1，放“卫星”，高征购
1958年秋，安徽省委、阜阳地委（当时亳县属阜阳地区）迫不及待地要求所属各县大放“卫星”。亳县闻风而动，并抢先在各县前头。9月27日召开的县党代会上宣布，五马公社将要放出亩产万斤以上的特大水稻“卫星”，并作出了“今年粮食实现亩产千斤县，明年亩产万斤县”的决议。之后，由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在五马公社泥店大队，选上好水田，打上木桩，先竖后横网好铁丝，从一百零几亩稻田里将成熟的水稻中选优拔棵，移栽到1。389亩水田里，并在田埂栽上青草，以表真实。经过几昼夜苦战，园满完成了水稻特大“卫星田”的创造任务，连夜上报省委、地委，并通知各社队组织干部参观。许多参观者站在稻穗上合影留念。收获之后，这块“卫星田”放出了亩产40803斤的特大“卫星”。省、地、县报纸、广播及时发表了消息，省地委迅速发来了贺电。
全县社队干部通过参观学习，“并田移栽”水稻和合并收获形成高潮。在秋收季节，高产“卫星”此起彼伏，连续不断。全县数不清放出了多少“卫星”。有的来不及像水稻那样并田，干脆就把多亩地的收获作物放在一起，上报成很小面积的收成。特别是红薯起收时，把十几亩甚至几十亩地里大块红薯挑出来堆放到一块几亩地里，要求上级来验收，以放特大“卫星”。
经过一段狂热的浮夸，亳县知名度大大提高，一跃跨入了农业先进县的行列。县委负责人和亩产4万多斤“卫星”的泥店大队负责人，出席了1959年的全国群英大会，亳县和泥店大队都受到了国务院的奖励。
产量报得太高，征购指标也随之提高。1957年实际征购1。3亿斤，1958年提高到3亿斤。到1958年底，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大会追，小会逼，干部群众人人过关，拔白旗，批右倾，把征购粮食多少当作衡量干部左、中、右的标准之一。虽然食堂多数停伙，浮肿病大量发生，但县委还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硬说无粮是“假象”，是“西北风”，到处翻箱倒柜，大搜粮食。后来地委派副专员张剑华带工作队来检查，搞清了真相，县委才勉强承认没有粮食，安排了农村粮食返销。但是，返销粮食很少，十天口粮三天吃光。在打击说真话的人的同时，大力表扬说假话的人。1958年，县委让一位新提拔的县委副书记宋某去分包五马公社，他很快伙同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李某放出亩产4万斤的水稻高产卫星，全社粮食产量跃居全县第一。秋季征收“过头粮”从而夺得全县的“帅旗”。1960年3月4日，正当农民大量饿死的时候，他们竟把二月份县委分配给该公社的人均每天4两（相当于十进位的2．5两）的返销粮4500斤退回给县里。从而在县委扩大会上受到大力表扬。结果，五马公社是饿死人最多的公社之一。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8月29日，县委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在全县城乡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县委的头脑又膨胀起来。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凡是反映过农村粮荒、饥饿的党员、干部，均被视为否定1958年成绩、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给予无情打击。1959年粮食进一步高征购，征购量和总产量的比率由1958年的33。2％，提高到39。5％。1960年春，大批饿死人的时候，返销粮每人只有二两左右，相当于十进位1两多。
“五风”大行其道，畅通无阻，是因为没有人敢说真话，党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1958年10月，　县委书记为了更方便推行其意志，将县委和人委（即县政府）合署办公，县长、副县长下农村蹲点，以党代政达三年之久。1959年春，农村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以后，如实反映情况的人都遭到残酷打击。
2，亳县的公共食堂
1958年9月7日到17日，在10天之内，全县就实现了公社化。在公社化的同时，全县办起了4700多个公共食堂。食堂一般由生产队长负责，司务长由会计兼任。食堂所需的房子、器物都是用“共产风”刮来的。刚开办的一个多月，一日三餐有干有稀，门前红旗飘扬，男女老少一起进餐，像民间办喜宴似的，社员家中来客和路上行人都可以到食堂吃饭，一律不收钱和粮票。当领导参观、记者采访的时候，一片欢腾，高喊“食堂万岁！”
但喊“食堂万岁”的毕竟是少数典型。大多数食堂是开饭时社员排长队领饭，食堂门口蹲着大片吃饭的人群。排在队伍前边吃完了饭，排在后面的人还没有领到饭。雨天要踏着泥水去领饭，冷天领到饭以后吃冷饭。对老弱病人无法照顾，乳食不足的婴儿难以补贴。更重要的是，吃粮无计划，粮食浪费十分严重，秋收后不久就没有粮食了。多则两三个月，少则一个多月，大部分食堂就被迫停伙。此时，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还没有完成，为了完成国家的征购任务，一方面以反瞒产私分的名义搜粮，一方面在县内主要干道和周边县市设立“劝阻站”，查缉逃荒农民。1959年2－3月间，全县因缺粮，食堂停伙，浮肿普遍发生。大批农民逃荒到邻近的河南省。到1959年3月上旬，全县只有几十个食堂起伙，春耕生产基本处于停顿状态。直到麦收季节，食堂还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麦收后不久又出现夏荒，食堂还是难以正常开办。当时农民私下传顺口溜：
食堂没有粮，
饿得人脸黄，
浮肿像黄牛，
干瘦像螳螂。
1959年8月29日，县委传达了庐山会议精神和省委反右倾会议，全县反右倾运动迅速展开。“保卫食堂”是反右倾的一项重要任务。县委负责人在大会报告中对食堂特别强调：“人民公社的食堂为什么会被一风吹掉？主要是对敌人打击得不狠。有人认为食堂一片黑暗，有人在动摇军心。”县委认为，办不办食堂，农民参加不参加食堂，是拥护不拥护共产党、拥护不拥护社会主义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农民绝对没有“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即使是无粮下锅，喝清水，吃菜汤，也得集中在食堂喝。在反右倾运动中，对停伙的食堂人人过关，个个检讨。对那些所谓“污蔑食堂、攻击食堂”的给予严厉打击。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小陈庄生产队长程中德曾编过顺口溜：“食堂食堂，经常没粮，小孩没吃，饿得叫娘。”因此将他定为右倾，撤销了队长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进行了多次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县委还对时开时停的食堂，要求一村一堂地全面起伙。为了巩固食堂，采取了分户不支粮和收尽社员饭锅的“两头挤”的办法，做到不漏户，不漏人，农民全部到食堂去吃饭。为了显示“一大二公”，把食堂合并起来，越办越大，农民到食堂吃饭越来越远，吃一顿饭要跑好几里路，雨雪天苦不堪言。观堂公社沙土集850人一个食堂，锅小笼少，经常不能按时开饭，晚饭经常等到9点多钟。有人编了打油诗：“早饭等到日正南，午饭红日偏西山，晚饭等到更鸡叫，不知明日再多晚。”为此，在干部和教师中广泛排查，要找出编这首打油诗攻击食堂的“坏人”，最后没有查出结果。
农民为了生存，搞些野菜、树皮，但是，没有锅成了社员家庭的一大难题。有些生产队把锅部分还给社员，但一到粮食收获季节为防止吃青或上级检查时又把锅收回来。农民白天不支锅，把锅藏在柴草中或沉放在河边的水中，等到晚上再拿出来煮些野菜、树皮充饥。
靠反右倾恢复起来的食堂口粮标准很低，一般日均每人2两左右。大部分食堂两年没有吃油，更谈不上吃肉。有的食堂几个月没有盐。冬天不供应热水和开水。食堂缺柴也是一个普遍问题。解决缺柴的办法一是砍树，二是拆房。全县树木被砍达80％以上，全县房屋倒塌和被扒10万间以上。有的地方挖坟劈棺当柴烧。在田野劈棺后剩下片片白骨，令人胆寒。
1959年秋，县委副部长以上干部从县、人委机关食堂撤出，成立了县委小食堂。小食堂里吃细粮，一切副食品满足供应。县委主要负责人有时还另加小餐，公社党委书记来往也在小食堂用餐。在小食堂虽然凭票用餐，但粮油月月透支，透支的全都由县委财贸部解决。
公社食堂一般说来有明有暗。明的是公社机关食堂，按标准凭票用餐；暗的是可以多处饱食。如在小农场，火箭营（以武装民兵为主体的单位）、公社饭店、公社菜园等地方，采取多留粮、多供粮的办法，以满足一些领导人的需要。有的公社不仅暗吃饱食，还聚餐、饮酒。
在大队一级，先办食堂，后被统一撤销，大队干部到所在生产队食堂吃饭。多数干部是明餐不饱暗餐饱，东庄不饱西庄吃，千方百计地安排好自己和家属的生活。还有不少干部贪占粮食，以保证自己家属饱餐。个别作风恶劣的干部不顾农民死活，采取硬卡农民口粮、偷盗食堂粮食，除满足家属需要以外，还高价出售。在农民日均口粮二三两的时候，食堂的粮食被干部吃掉了三分之一左右。
干部不仅自己多吃多占，还把食堂当作摧残农民的工具。古城公社一名干部说：“我就靠食堂的一把勺子一杆秤，想叫谁死谁就得死，想叫谁活谁就能活。”当时的食堂有“五多吃”、“八扣饭”。“五多吃”是：干部多吃，干部家属多吃，干部近亲多吃，炊事员多吃，上级检查人员多吃；“八扣饭”是：病事假扣饭，少干活扣饭，上工迟到扣饭，不服从领导扣饭，吵架闹不团结扣饭，对上级检查人员说实话的人扣饭，偷吃青苗的扣饭，偷庄稼的扣饭。五马公社李集大队社员段刘氏因病不能干活，被扣饭，上吊自杀而死。城父公社宿庄生产队长宿某，除满足全家吃饱以外，还从食堂偷粮卖私馍，并利用馍饭诱奸妇女10人，全队饿死80多人。立得公社修刘大队乔园分支部书记乔某，扣饭致死农民11人。亳县农村流传着：
刮大风，
起大雾，
饿死社员留干部。
当时，也有一些好干部坚持与农民同甘共苦，不用手中的权力多吃多占，其中不少人饿死。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的苏如章等四名党员全部饿死。这个公社颜集大队有一位生产队长也死于饥饿。
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农业十二条》）　对食堂有所宽松。在冬季为分户取暖，县委规定：“经县委批准可采取食堂统一管理、各户分散做饭的临时办法。”接到指示后，县委原打算分两批报地委批准以后实行分户做饭，但没等到报批，食堂就一哄而散。据11月底统计，全县4438个食堂，没有分的只有287个，全是小农场、敬老院等不宜分开的食堂。1961年4月26日，发出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323号，文件宣称办不办食堂由农民自愿，在这之后共食堂才正式解散。
3，全县饿死20万人
饥饿使人口大量死亡。
当时农村流传民谣：“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政府说假话”；“夺高产，放卫星，饿死的社员填满坑”；“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
1960年冬整风整社以后的若干年内，县委曾经研究过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梁志远见到过三组数字：
1961年3月17日，县委在亳县三级干部会上整风检查，在一份绝密材料中说：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为4。4万人；
1979年阜阳行署计委、农林局编印的《解放以来30年（1949－1978）农业统计资料》，其中亳县1959和1960年两年全县农业人口减少了28824户，占原有户数的15。9％，150503人，占原有人口的21。1％；
1996年2月出版的《亳州市志》第75页刊载：1960年城乡总户数比1958年减少了29400户，总人口负增长9。6万人。
那么，究竟1959年和1960年农村非正常死亡人口有多少？梁先生用自己当年调查研究的材料作了分析。
1960年5月上旬，县委为了对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心中有数，让他安排一个中等大队人口死亡比例调查。他选了古城公社李8大队作为调查对象，并拟好分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死亡时间五项内容的提纲，交县委生活检查组组长王心斋去调查。调查的结果是：该大队原有3130人，1960年1月至5月8日，共死亡719人（不含外流死亡他乡的人数），占总人口的25。3％，同时还在继续死亡。回报后，县委认为，选点不准，死亡比例过大，要重新选点调查。
接着，由县委书记亲自选点，以十河公社十河大队为全县中等大队。梁志远派县生活检查组组长李运曾等人前往调查。调查结果是：从1960年1月1日到5月15日，共死亡909人（缺东关分支三个生产队，没查），占被调查村队原有人口的29。15％，同时还继续死亡。
这两个生产队如果加上1959年和1960年1月到12月底的死亡人数，总共死亡人口都占原有人口的30％以上。
1960年底，梁志远带领姚志远等，在双沟公社王阁大队调查了饥荒偏重的大王支庙等六个村庄。这里原有127户，575人，两年死亡239人，占原有人口的41。5％，其中死绝18户，占原有户数的13％，小李庄原有75人，死亡36人，占原有人口的48％，小许庄原有65人，死亡32人，占原有人口的49％。
更有甚者，1960年底，梁志远在五马公社泗合大队杨庄调查，原有68人，除4人外流未归外，全庄仅剩18人，两年死亡46人，占原有人数的70％以上。
1960年3月中旬，古城公社李腰小学课间休息时，两个十二三岁的学生坐靠在教室门前的墙根前死去。3月19日一次降雨，检查主要公路，发现19人饿死路旁。
梁志远根据以上调查判断，全县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应当在20万人以上，有近3万户彻底毁灭。留下了一大批鳏寡孤独，仅观堂一个公社，就有孤儿400余人。有的孤儿被收养后饿死。十八里公社羊庙大队幼儿园收养11个孤儿，饿死10个。
据典型调查，1960年1－5月间，在非正常死亡人口中，贫农占本阶层的28。25％，中农占本阶层的12。5％，地主富农占本阶层的44％。
在地方上一些颇有影响的人物也死于饥饿之中。例如，魏岗公社后孙湾生产队饿死了烈士的母亲孙＊氏，烈士的弟弟孙石头沦为孤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五马公社草寺大队彭小庄，1960年3月饿死了归国华侨彭广胜夫妇，彭在饥饿无奈时曾给他旅居40年的法国友人去信，待友人回信时，彭已死数月。十九里公社明洼生产队知名人士李琴丹（清末秀才）饿死，李已编入1996年出版的《亳州市志》名人传略，但其死因则写为“病故”。
有的家庭死人不报，继续到食堂领饭，有的死人无法抬埋，留在家中。大杨公社许洼生产队，1960年3月有一农妇将其死去的丈夫和女儿用被子盖在床上5天，多领两人5天的稀饭，使她和另一个孩子没有饿死。
没有饿死的人饥饿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