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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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打私分粮食的71件，其它8件。追缴回粮食481。1多万斤。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仅公主岭地区7个县、市的统计，从1957年9月到1958年1月初止，检察院、法院、监察厅三家共侦破破坏粮食政策案件189起，其中属于套购、抢购进行投机倒把的8起，隐瞒产量私分粮食的130起，抗缴征购的19起，盗窃粮食的2起。使国家粮食损失73。94万斤。这些“犯罪”，实际上是农民为保卫自己利益的一种自发的斗争。这些案件的处理中包含着农民多少血和泪！
表511957－1961年吉林粮食情况（单位：表中未注明者皆为亿斤，征购和销售都是贸易粮）
　
1957 1958 1959 1960 1961 　　　
产量　 原粮 86。00 105。00 108。00 80。00 88．00 　　　
　 贸易粮 74。78 91。30 93。91 69。57 76。52 　　　
征购 29。58 49。61 51。77 44。56 38。61 　　　
销售 26。27 32。34 33。36 35．32 30．61 　　　
净拥有 71。47 74。03 75。50 60。33 68。52 　　　
总人口（万人） 1248。1 1280。9 1313。0 1397。1 1414。3 　　　
人均净拥有（斤） 572。63 577。95 575。02 431。82 484。48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吉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以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向毛泽东叫苦：粮产量的增长远远赶不上征购任务的增长。与1957年比较，全省1958年－1960年平均分配产量增长15。8％，纯征购任务增长了75。6％；在分配产量中，征购的比重由28。2％增长到51。8％；留粮比重由71。8％下降到48。2％。特别是大豆种植面积多、商品粮比重大的粮豆产区，由于大豆没有单独定产定购，每遇歉收减产，即须以粗粮抵交大豆任务，更加挤了群众的口粮。
　“分配产量”是上级分配的产量任务，实际产量的增长达不到增长15。8％的幅度。吴德算的这笔账和粮食部的账略有差别。
　有些地方，粮食产量下降，征购任务却大幅度增加。例如，怀德县1960年的粮食产量比1953年减少了38。3％，但征购任务还高于1953年。1953年征购粮占总产量的41。69％，1958年和1959年约占80％，1960年占67。46％。
在这个粮食大省，省委领导人每年却为粮食发愁。1959年6月9日，中共吉林省委以特急件向中共中央送交了《关于当前粮食情况的报告》。报告说：
1958－1959粮食年度，吉林省征购入库（贸易粮）49。27亿斤，城乡销售预计32亿斤，到1959年5月底已实销28。68亿斤。纯调出计划16。8亿斤（到5月末已调出15。2亿斤），军需供应8900万斤，粮食损耗4000万斤。这样，预计6月末库存为4。99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8200万斤。
从1959年7月到接上新粮前（主要城市到11月15日，县城到10月底，农村到9月20日），城乡销售最低需要11。35亿斤，其中，城镇需要销售7。63亿斤，农村非农业人口缺粮供应3。44亿斤，军需供应2800万斤。这样安排，收支相抵，赤字为6。36亿斤，再加上最低库存2。5亿斤，共差8。86亿斤。　
尽管农民口粮不够，但国家的征购任务还是必须完成。由于征购任务太重，逼得农民自杀事件多有发生。为此，1960年2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工作中必须坚决贯彻政策，彻底杜绝自杀现象的通报》，通报说，“全省自征购粮食以来，自杀事件已达43起。”自杀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错误地采取所谓‘追、逼、压、扣’等强迫命令的办法，甚至到群众家里翻箱倒柜”。
不降低征购任务，只讲征购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个年度的征购任务还是减不下来。
为了保证征购任务的完成，1960年10月31日，在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上，分管粮食的省财贸书记栗又文向大家交了全省粮食供求紧张的“底”，要求各级干部“进一步认识到粮食工作的艰巨性和支援全国、支援灾区的重大意义”，强调“根据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我们必须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支援全国，支援灾区，同时还必须安排好人民生活。”提出粮食工作的“五条方针”：低标准，瓜菜代，办好食堂，管好粮食，劳逸结合。
农民口粮低，国家的征购任务也很难完成，到了11月12日，才完成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的28。64％。11月14日，中共吉林省委不得不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送上《关于粮食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先向上级算了细账：19601961粮食年度，全省粮食估产550万吨，扣除25万吨（自留地、啃青），按525万吨进行分配。国家征购任务248万吨，拿走了总产量的47。2％。农民口粮147。2万吨原粮，平均每人320斤。这对吉林省这个粮产区来说，口粮标准是很低的。这还不包括几十万山东移民。算账以后如实地讲了困难：“我省每年春粮食向外调，到六月以后，就需要从外省向省内调，由于调拨不及时，每年三季度城乡供应非常紧张。特别是近几年来，省内粮食库存逐年减少。1956年六月底库存为69万吨，1957年为52万吨，1958年为31。3万吨，1959年为38。7万吨，1960年为27。4万吨，今年库存更难增加，这样就更加难以周转。希望能在上交任务中，给我省留下15－20万吨，作为明年三季度的周转库存。”上级是否同意他们有要求，没有看到有关资料，但是，他们敢于向上讲困难，和四川、河南和贵州等省的领导人相比，还算不错的。一方面向上级叫困难，另一方面还得抓紧完成征购任务。11月18日，省委召开了电话会议，接着又抽调3万多名干部深入农村，大抓粮食征购和生活安排，到11月25日统计，就完成了征购任务的74。32％。吴德还要求不能松劲，进一步完成征购任务。到1961年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96％，吉林省委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表示：“征购已经宣布结束……大量入库已无可能。”征购任务结束以后，“只给农民留下口粮7。8亿斤，今后8个月，每人平均只有85斤。。。。不少地区把一部分口粮交了征购粮，有的地区还交了一些饲料粮。目前各地已提出要求返销粮达7亿斤……。各地上报目前就没有粮食的已达219万人，占农村人口的23。8％；到七月末缺粮人口473万人，占农村人口54。1％……由于口粮紧，目前人的体力开始减弱，患浮肿病人数，据去年12月末统计有两万人左右，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饲料不足，牲畜死亡增加。”
到了1961－1962年度，粮食征购更加困难。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220万吨，到了11月底，完成了征购任务的80。4％。到1962年2月15日，征购粮食共入库201。1万吨，就宣布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实际上征购粮入库还在进行，到2月底征购入库为202。5万吨）。征购任务完成后，农村人口集体分配口粮每人平均235斤。其中各地很不平衡。集体分配口粮300斤以上的占农村人口的33。6％；200－300斤的占28。2％；100－200斤的占24。2％；不足100斤的占12。6％；没有分配口粮的占1。3％。从2月15日到接上新粮（9月20日）还有7个月零5天，以200斤口粮计算，平均每天只有口粮9两，还算过得去。如果不足100斤，每天口粮就不到4两6钱，饥饿就很严重了。镇赉县反映，结束征购后，该县平均每人分配口粮96斤，全县570个生产队中，有78个生产队没有分配口粮，有176个生产队口粮在50斤以下，两者占生产队总数的44。5％。中共延边州委反映，敦化县全县534个生产队中，分配口粮在200斤以下的有113个队，其中有43个队现在有的吃饲料，有的吃种子。镇赉县嘎什根公社有三个生产队的社员，先后13次到附近的新生农场强取粮食，参加人数达75人，共拿走粮食5300斤。榆树县在粮食集运中，连续四次发生乘机偷粮事件，参加偷粮的有23人，拿走粮食1300多斤。1961年以后，县以下的干部吸取了前两年浮夸的教训，上报产量一般都留有余地，对征购任务也讨价还价，征购任务不得不减少。由于有了自留地，集体分配的口粮不足，由自留地产的粮食补充。完成征购任务最困难的是梨树县。省调查组认为，这个县是社员过多地搞自留地、搞小片开荒，影响了集体生产，造成粮食减产。“有的队实际走上单干道路了”，集体完不成征购任务，社员自留地的粮食却多了。双马大队第五小队，社员自留地、小片荒地产的粮食最少的每人有300斤，平均有500斤。夏家堡子大队第六小队25户有19户种了队里的熟荒地，多的三亩半，少的也有半亩。有的户小片荒地、自留地多达7亩、产量最多的达7担。所以，省里虽然上向面叫苦，农民的生活还是比前两年好。社员自留地产的粮食多了，这是摆脱饥荒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粮食短缺，就寻找代食品。据1960年12月底统计，全省已收储各种代食品原料51万多吨，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了大小加工点4万多个，组织了38200个代食品生产专业队，参加专业队的人数有46万多人，占全省农村劳动力的15％，已制成淀粉3万吨。被利用做代食品的原料有20多种，有玉米叶、玉米杆楷、玉米瓤、稻壳、豆杆、柞树叶、榆树皮等。为了得到更多的代食品，省委还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大搞代食品的“三百”运动，即动员100万人（指主要劳动力），大干100天，为全省农村人口每人生产100斤代食品。
不仅是吉林，在整个富裕的东北三省，也大搞代食品运动。1961年1月18日，东北局在向中央、主席的报告中说：“据各省报告推算，全区在扣除征购粮、种子、饲料和年前已吃掉的粮食以后，今年1到9月，农村每人的口粮相当多的地区不到120斤，辽宁省平均每人只有92斤。为克服困难，在东北全区开展一个以制造人造淀粉为中心的大搞代食品的群众运动，并已初步取得成效。据年前统计，全区参加采集代食品原料和制造代食品的共有548万多人，已采集各种代食品原料640亿斤，加工出淀粉3。6亿斤。主要是苞米皮、苞米心、苞米杆做成的。全区80－90％的食堂吃到了代食品。”1月17日到20日，东北三省财贸部长又召开了会议，专门研究了代食品问题。会议要求在3月底以前达到农村每人干湿淀粉100斤，要像抓粮食一样抓代食品的进度。会议还要求，大中城市每人每天能吃到一钱人造肉精。会上还介绍了一些地方搞代食品的经验。如辽宁省锦县建业公社四合大队，全队310户，1500多人，有一半人参加了制造淀粉，按现有加工能力，每天可制出淀粉4200斤。黑龙江商学院建立了一个人造肉精厂，日产60斤到100斤，全校四个食堂、2000多名师生，平均每人每天可吃到人造肉精三钱到五钱。辽阳市第一高中，去年11月有31人发生浮肿病，后来每人每天吃一到二钱人造肉精后，师生健康情况大有好转。
　　其实，搞代食品不用政府组织，不用动员，在肠胃的压迫下，人们会自发地去搞。在城市，直到1961年，食品不足的问题还没有缓解，有些市民在城市绿化中寻找代食品。在吉林省会长春市，自1961年5月以来，市内不少树被扒了皮。据统计，仅南关、朝阳、二道河子三个区，被扒了皮的树有1036棵，绝大部分是榆树。一般都是零星扒的，也有连片的。除了扒树皮以外，也有不少人撸榆钱、树叶作代食品。长春市扒树皮的情况在4月以前就开始了，4月7日，市建设局发出了禁止乱种菜、损坏树木花草的紧急通知，但扒树皮现象还继续发展。接着，市长出面召开了公安、教育、团委、建设局等单位的会议，禁止扒树皮及在市区乱种菜。市公安局、建设局组织了300多人，分赴各公园和树木多的地方，由早4时到晚11时，轮班巡逻，对于扒树皮、毁坏树木的人，则行政拘留。在长春以外的地方剥树皮的情况更为严重。延边地区各市、县，除敦化以外，公路、铁路沿线以及村子周围，大部分榆树都被剥光。
除了寻找代食品以外，吉林和全国各地一样，也大力推广“做饭增量法”，同样的米可以做出更多的饭。农民说这是哄肚皮的办法。吉林省在推广时却说，据辽宁、陕西两省若干个科研机构，将增量法和原来做饭的办法对比试验证明，增量法既能把粮食中的养分发挥出来，容易消化，增加热量，有利于增强体质，又能吃饱吃好，节约粮食。按全省农村一年消费口粮238。5万吨计算，如果都用增量法做饭，就等于增产粮食75万吨，可够全省900万农村人口吃4个月。
二、“五风”也渡山海关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也渡过了山海关，在东北大地肆虐。这“五风”本来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产物，哪里有“三面红旗”飘扬，哪里就有“五风”　肆虐。而“五风”之所以毫无阻拦，是政治运动的结果。政治运动使说真话的人沉默，使智者沉默。
从1957初年到1959年末统计，吉林全省有19611名党员受到党纪处分，占全省党员总数的2。49％，其中开除党籍的7243名（内有反革命分子446名，各类坏分子1103名，阶级异己分子1101人，右派分子857名）。在这些受处分的党员中，中央管的党员干部25名，省委管的党干部125名。
1959年8月26－9月10日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掀起反右倾运动。吉林省反右倾批判的对象：李树仁：省委委员、公主岭地委第一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李晨：通化市委书记处书记，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徐壁人：吉林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委员，留党察看二年，撤职；张书田：四平市委宣传部长，留党察看一年，撤职；袁小平：长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严重警告，撤职；宋均：长春市基建交通部长，撤职；崔世臣：辽源市委书记处书记，撤职，保留市委委员；闻风：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设计院副院长；杨光：白城地委书记处书记；石达：省林业厅副厅长。
从这个名单上看，吉林省的批判对象层次比较低，最高的是地委级。而相当多的省里，批判对象中有省级。这说明吉林省反右倾斗争不如有些省那样激烈。
1959年12月31日，中共吉林省委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在彻底揭发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李树仁和李晨，并批判了其他一些人的严重右倾错误的基础上，作出决议：省、市、地、县机关以及厂矿、企业、学校领导干部中的反右整风已经开展了的，应继续深入；没有开展的，应及时开展；无论开始先后，一律搞深搞透。在农村中，继续开展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的整党整社运动。集中弄清“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党的领导等问题上的大是大非，彻底揭露和粉碎右倾机会主义，以保证总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党的统一和团结。”这个决议，把反右倾斗争从省级干部中推向基层。
吉林省委领导人虽然不像河南、山东、四川等省委领导人那么狂热，但还得跟着政治潮流走。“五风”　肆虐和反右倾运动是同时发生的。
1959年3月，吉林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批评和制止横行了半年的“五风”。与会的发言者揭露了不少农村“五风”的情况。在1958年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