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6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丽江地区叛乱情况：永胜、宁蒗、华坪共有叛叛乱武装3500多人，主要几股如下：棉花地（华坪东北）400多人；毛牛坪300多人；华荣庄300多人；跑马坪地区（宁蒗东南）1000多人；辣子沟（跑马坪北）700多人。
叛匪活动情况：一，羊坪、哨坪等地叛匪200多人，4月6日开始暴乱，抢去大米3000斤，豆子200余斤，菜900斤。我方护送武装（民警7人，公安4人）及马帮20多、马50多匹，除逃出4个马帮外，其余无下落。同时，哨坪、莫尔坪地区将我工作队包围，打死打伤我10人，抢走长短枪4支、物资全部。当晚200多人又包围了我羊场办事处，杀死我送信干部2人。二，华坪以西的水坪、毛牛坪地区有匪300多人、枪200多支。于4月8日时，包围我通达地区政府，9日拂晓，我华坪民警及民兵两个战斗队向该敌进攻，毙、伤其50余人。三，新营村（宁蒗南）有匪600多人，于4月8日开始暴乱，抡走粮食3000斤和贸易组的全部物资。4月7日敌1000多人，将我跑马坪的一个连包围，我当即向宁蒗出动四个排进击，至4月8日增援部队到达解围。
昆明军区4月28日报告：
1956年4月6日以来，小凉山的永胜、宁蒗、华坪地区举行叛乱的武装曾陆续达到4000多人，为平息这次叛乱，我们先后动用了13个连的兵力及民警、民兵2000多人。从4月6日到4月27日，大小战斗36次，歼灭敌人1230余人（敌亡363人，伤397人，俘470人）。
云南省公安厅4月28日报告：
自4月6日起，发生暴乱的小凉山羊坪关、跑马坪地区及华坪县四五两区共参加暴乱的人数约2500人。在宁蒗县境，部分上层集中3000多人，除围攻金棉、西营两地区外，并准备全面围攻我县区政府。
富宁县瑶族骚乱。
中共云南省委1956年9月25日《关于富宁县瑶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几年来，我省苗、瑶民族不断地发生搬家骚乱事件，肯定是有反革命分子挑起和操纵的。但问题是，为什么经过我们多年工作，反革命分子仍能进行这样大的破坏活动、群众仍听信反革命的煽动……。这就不能不从我们主观工作中检查。
文山地委1956年10月7日的《关于富宁县民族骚乱事件的报告》中说：
富宁县兰靛瑶族闹退社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开始缓和下来。但是，山瑶和黑瑶闹事又有新的发展。由闹退社到斗争村干部、到抢夺枪支、组织武装骚乱。地主张尚杰（黑瑶，已批捕外逃）持枪率领地富惯匪、以及社员群众40多人，攻打我敬龙乡政府，抢走铜炮枪五支、党支部公章一枚、文件一捆、人民币40元以及衣物，并追杀我乡文书。被乡文书开枪打伤1人后退去。事后敬龙乡弄登社8个寨子86的男子全部跑光。另外，龙绍、龙万两个乡的山瑶族也闹退社并斗争土族社长，抢走土族民兵铜炮枪5支。山瑶族男子大部分日夜上山开会并积极修理枪支、倒砂子、冲火药。民族闹退社骚乱事件与土匪武装暴动有所不同。尽管有敌人策划煽动，但它是以民族形式出现的，参加骚乱的大多是被骗的基本群众。事件发生后，我们加派了干部力量，部队也进驻控制，坚持以民族形式和平解决的方针，使多数群众平息。但是，敬龙乡还有10多名外逃分子没回来。楷绍乡还持枪拒绝我干部进去工作。群众怕捕、怕关，不敢下山，食盐断绝，地里的谷子成熟了没有人收。
维西县伏击事件
1956年12月13日丽江公安处电话报告：
　12月8日，维西县民警11人护送粮食6驮及慰问品支援凉山前线，中途遭80人伏击，民警牺牲5人，重伤2人，物资全被抢走。
归化寺问题
1956年12月在四村若依母战斗中，我方击毙叛匪7人，将尸体陈列在小街子（喇嘛寺附近），动员叛属认领。到场叛属200多人，发生武装冲突。当场牺牲工作人员1名。我亦击毙喇嘛1人。部队闻枪声立即赶到，他们也向部队射击。归化寺是迪庆自治州最大的一个寺院。
昭通地区昭鲁二县结合部事件
《昭通地委关于昭鲁二县结合部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说：
昭鲁结合部4个区、20个乡，46名土匪暴乱。1958年11月25日晚，46名土匪杀害乡营业所干部1人、服务员2人。26日凌晨，先后杀害干部10人，打伤7人。他们提出“反对三化”、“反对公共食堂、反对托儿所”、“反对日夜苦战”的口号。我方组织力量即时围歼，历时5天，共捕获匪180多人，其中公开出面暴乱的50多名。打死12人。此外，大理与永胜交界处，在国庆节前发生暴乱，口号是：“反对公共食堂”、“反对苦战”。打死叛匪几人，还有7人外逃，大部分被争取过来。
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暴乱
1958年10月26日，云南省禄劝县大松树新村煤矿发生了以李光荣为首的“中国人民起义军”的反革命暴乱案。次日，暴乱首犯及骨干均被民兵擒获。28日，平叛工作组到达出事地点，共拘捕117人，大搞逼供信，打死24人，打伤致残36人（致死7人），判刑50人。平叛有严重扩大化问题。
金平县崇岗公社老街管理区铁匠寨事件
1958年12月27日晚8点30分，元阳县毛草坡、金平县崇岗公社铁匠寨、芭蕉河、铁良寨、河头寨等四个村子43个人为骨干及部分群众共70多人，持火枪15支暴乱。他们攻打老街乡人民委员会，抢走布匹、衣服、胶鞋及零星百货，还抢走现款1300多元。打死粮食局干部1人、售货员1人。攻下老街后就煮饭吃。闹了五六个小时，43个人上了山。
宣威事件
1960年11月30日《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案件的调查报告》中写道：
1960年12月24日晚，云南省宣威县阿都公社发生了反革命暴乱，波及增平、翠华、两个公社。这一带是云贵两省结合部，周围驻有铁道兵两个团和3万民工。有的叛匪就在军队驻扎的村里活动。暴乱涉及13个管理区的37个生产队，共417人。其中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及财贸人员、小学教员138人，占暴乱地区干部总数的9％。其中有公社党委委员2人、支部书记7人，党员47人，团员45人。在暴乱中，被杀干部13人、群众1人，抢走短枪11支。25日我部队到达后匪众即鸟兽散。26口叛乱基本平息。
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今年7月28日开始酝酿的。叛匪番号叫作‘中建中央司令部云南分部’，号称4个团。暴乱起来的是一个‘团’。其余在宣威的宝山、双河等6个公社，及铁道兵五师24团所属的民工中建立的三个‘团’，共2000多名匪徒。在暴乱前夕被我一网打尽。到11月25日止，主要匪首除徐汝俊1人被毙以外，全部捕获。经过审查，在39名‘营职’以上的叛匪骨干中，地富反坏占54％。
在这次暴乱中，反革命分子针对三面红旗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一些政治口号欺骗群众。如，‘实行第二次土改，平分土地到户，不交公粮，不卖余粮’、‘解散公共食堂，粮食分到户，随便吃饭’、‘恢复自由市场，不要粮票、布票、饭票’，暴乱来以后，又提出‘土地回老家，土地各还各’等口号。　
根据我们的调查，暴乱地区的群众对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是有意见的，主要有这样一些问题：1，粮食统管。群众说：“口粮三百二，墙上一行字。”群众的口粮自己看不到，摸不着，只是挂在墙上的一行字。2，食堂办得不好。管理不民主，不公布账目，吃饭不公平。山区居住极分散，有的住家离食堂二三里，最远的二十里，还不准代老人打饭回家去吃。3，共产风，搞“万头养猪场”平调了生产队和社员的猪，收回了社员开的小片荒地。4，生产指挥上要求“规格化”、“一字平”，该锄草时公社让搞积肥突击运动；该收庄稼时公社让割茅草。5，干部作风不好，脱离群众。
1960年12月2日谢富治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时说：“关于宣威反革命暴乱，经过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和公安部队工作组协同地、县委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工作，案情已基本查清。今年以来，西南三省发生大小暴乱12起，其中四川5起，贵州5起，云南2起。”　
七、退回去就有生路
1958年以来的过激的政策把农民推向了死亡之路。如何重新寻找生存之路？退回去。
1960年11月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这实际是从激进政策中大步倒退的政策。中共云南省委于1960年11月中旬召开了有2000多人参加的三级干部会，学习贯彻中共中央的“十二条”。在这次会上，中共云南省会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承担了责任：“在云南政治条件和自然条件都很复杂的情况下，对于如何结合实际执行党的政策，是比较忽略的。因而对山区、坝区以及不同民族的特点、差别注意不够，特别是内地高山分散地区更为忽视。在处理生产关系、组织生产、生活等方面都抹杀了这些差别，成为助长’五风’的一个根源。”明眼人一看便知，云南省委这认识并没有说出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而是把全局问题当作局部问题加以分析。这是为中央领导人开脱。在出现全局错误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为中央承担责任，这是拍马屁的最好机会和方式。这时你帮助中央领导人下了台阶，中央领导人就会让你的职务上一个台阶。
为了使倒退政策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1年初，新任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到普洱、景谷、漾濞、弥渡等县进行调查以后，在5月9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生产队规模、公共食堂、社员分配、耕牛、大农具的所有制等五个问题提出了退回去的看法。毛泽东于5月16日作了批示：“阎红彦此信写得很好。他的调查方法也是好的，普遍与个别相结合。发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供参考。”
云南省的倒退的政策是全面的：1，退赔共产风刮走的财产，对1958年以来的错批错斗的干部和群众进行甄别平反；2，调整人民公社的体制、规模和农村经济政策；3，压缩工业基本建设，精简职工和城镇人口；4，调整商业政策，边疆地区不实行统购统销；5，恢复手工业；6，继续对边疆少数民采取特殊政策。
以上政策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1961年基本没有因饥饿而死亡，1962年浮肿病基本消除。1964年云南省粮食总产量达121。34亿斤，超过历史最高年1956年的120。27亿斤。猪肉从1964年9月起就可以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其余数十种凭票商品完全敞开。1965年春节，昆明市场上的日用工业品比1964年增加了1800多个品种。
第十一章　燕赵悲歌
河北省在北京的周围，离皇城最近，能够最快地接受皇家的“恩泽”。这个省位于华北大平原北部，跨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东临渤海，西枕太行。河北省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土地开垦程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有耕地1亿亩以上。但由于城市多，还是一个粮食调入省，直到1969年才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这不仅是粮食增产，而是因为天津市1966年成为中央直辖市，不属河北管辖。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及以后的三年，河北省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徐水闹剧
徐水县距北京只有100多公里，属保定地区。1958年，这个本来默默无闻的县份，成为震惊世界的“共产主义试点”，由此导演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闹剧从农田水利开始
1958年2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冒着严寒来到徐水，听取河北省关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汇报。当他听到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的汇报后，立即给以肯定和赞扬。
反右斗争胜利以后的1957年12月，谭震林参加了水利部的一个会议，在会上他否定了水利部过去的以大型为主、排泄为主、国家兴办为主的治水方针，提出了“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新方针，马上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并以《人民日报》社论形式向全国宣传。各地农村积极响应，利用冬春农闲期间，在全国掀起了一个水利建设的高潮。水利部根据这个新方针，于1958年1月赶编出《水利是农业的生命线》一书。但是，在这本书中介绍了河北省几十个典型，却没有谭震林新发现的徐水。
几天以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的陈正人奉命赶到徐水，帮助徐水总结农田水利建设的经验。3月14日，徐水经验不失时机地送到了发动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题目为《河北省徐水县实现农田水利化的情况报告》。
这个报告说，徐水从1957年11月起，苦战三个月，已经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境内三条河流基本得到治理，86万亩耕地都配备了一套到三套灌溉设施。报告中还介绍了中共徐水县委在领导兴修水利高潮中的一些经验：1，在群众高潮面前，首先强调思想大解放；2，作风战斗化，说做就做，坚持到底；3，找先进，学先进，赶先进；4，强调加强第一线，强调一切工作深入现场；5，坚持个人负责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原则；6，努力使中心工作和各部门工作相结合。
恰巧就在3月13日，即陈正人报告送上去的前一天，谭震林也上交了他主持起草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水利建设的初步安排》，毛泽东看到他井冈山时期的两位老战友的报告十分兴奋。3月21日，他作了批示：“此件连同谭震林的报告付讨论。徐水县的经验普遍推广。”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人民日报》在4月17日隆重推出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徐水县委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领导经验的总结》。徐水县就这样被推上了大跃进的风口浪尖。
读者在《人民日报》这篇介绍徐水经验的文章中可以读出以下内容：1，敢说大话。如“以前不敢想的事，我们现在做到了！”“思想不冻地不冻”，“心硬地就软，心软地就硬”，等。2，大兵团作战。徐水县是一个仅有31万人口的小县，实际能投入的劳动力不足10万人。但在兴修水利中却组成了一支“平时10万人，多时13万人的劳动大军”，他们“白天赶太阳，夜晚追月亮，黑夜当白日”，成为一支“扭转乾坤的决定力量”。这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很快转化为“军事化”。3，强迫命令之风。用“大辩论”推动建设，“辩论以前，1400名民工14天开渠300公尺，辩论后，1000名民工3天就开500公尺。”4，共产风。“南隆重善乡打井无麻，有钱买不到，发动社员讨论，各户共拿出好麻1250斤，麻绳650条。为了解决水利物资，经过发动群众，在很短时间内，总计干部、群众自愿投资665万元。”中国读者都知道“自愿”是怎么回事。
“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大革命
1958年7月1日，县委书记张国忠召开了全县紧急电话会议，他向各级干部发出了号召：开展“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革命。其内容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协作，具体要求是：行动军事化，田间管理工厂化，思想共产主义化，领导方法群众路线化。这“四化”的核心是行动军事化。张国忠指出，要做到全民皆兵，思想行动一致；要以党的组织为核心，把全民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发挥党员、团员和民兵的作用，乡、社、队都要建立军事化的编制。乡要建立“社会主义跃进兵团”，设总指挥（即司令）、政委、后勤部主任等职，由书记、乡长出任；社要建立营、连、排的组织，每个排要有政治干事，负责掌握思想情况和组织辩论；每个村为一个营或一个连，支部书记、队长分别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营长、连长和后勤部主任。后勤部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