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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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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后，城市生活好转在1962年下半年，时差大约1年。1960年9月从我县城中学考进了北京清华大学。到北京前，我已经饿了20个月了。入校以后，比我高一班的同学说，1959年学校的伙食还很好，饭能吃饱，菜的质量也很好，有鱼有肉。当我们进校时，就只能半饥半饱了。1962年，农村自由市场可以不要粮票买到价格较高的食品，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就不行。一般人经历的大饥荒是三年，而我们这些1960年从农村考入大学的人，却经历了四五年的大饥荒。
粮食在农村下场到国家征购，再由国家粮库进入城市居民的厨房，需要一段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政策是由城市人制定的，农村出现了饥荒，城市制定政策的人，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但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城市和农村的经济本来是一体的，想防止农村饥荒向城市蔓延是不可能的。但是，城市人的种种努力，可以稍微延迟城市饥荒的到来。所以，城市的饥荒相对农村而言，有一个时间滞后，简称为“时滞”。1958年冬和1959年秋，农村大饥荒来临的时候，由于时滞效应，城市还保持原来的状态。这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寻找食品充饥。四川作家东夫先生在他的记实著作《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中，记录了当时成都市周围的农民涌入成都的一幕：
1959年春天开始，富甲天下的川西坝子的农民开始大批流亡。7月，一次更大规模的流亡席卷川西坝子，成都市的大街小巷、旅馆车站、餐馆、糖果铺挤满了农民，每日少则数万人，多则十数万人，他们有的提着几个鸡蛋，或一只鸡、鸭，想给城里人换点粮食，有的背着个小包袱，寻求招雇，更多的人则是两手空空，只想来吃一顿饭或买点可吃的东西回去。入夜，大批人蜷缩街头露宿。据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统计，7月20日在西城区饭馆吃饭的农民达53428人次，“挤购糖果”的7850人次。少得可怜的馆子其拥挤程度从以下的统计中可见一斑；7月20日，香雪海饭店进餐人数3528人次，竹林小餐2706人次，东华饭馆进餐人数2100人次，7月21日，香雪海饭店3331人次，竟成园4658人次。华阳胜利、桂溪、石羊等乡“挡获”进城购食品农民，查出饼干1400斤，糖果400斤，面包800多个，蔬菜2000斤，煤油20斤……
由于进入成都市的十之八九是温江专区的农民。温江地委和成都市委联合成立“动员农民回乡联合办公室”共同采取措施阻止农民进城。地委采取的措施是：各县各公社严格清点人数，保证“不走一个”，个别确有事需进城的，须经公社批准并出具介绍信；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严加管理，一律不得进城；对夏征未完成、又停伙又放人进城的社队，查清情况严加处理；在靠近成都的场、镇设立检查站，“制止、挡回”进城农民。成都市采取的措施是：动员户籍员、饮食糖果业服务员、居民积极分子“全线出击”，劝说农民返乡；限制饮食糖果业供应时间和数量，饭菜不许出堂；白吃不给钱者加以“处理”，公安部门加强对旅馆、街头巡逻；农民所带鸡、鸡蛋等必须进入市场按规定价格出售，用粮食交换鸡、蛋者，买卖双方均予处罚……
农民有自发进城的，也有基层干部支持出走的。有的社队给社员出具外出证明：“兹证明×××等到成都支援各厂运输”，“该人身体条件差，不适应农村劳动，同意到成都市擦皮鞋”云云。
北京也发生过类似成都的情况。不过，作为首都，是全国保证的重点，非到不得已的时候才出现饥饿的情况。所以，北京的“时滞”到1959年底，比它周围的天津、保定、石家庄还要晚两个月。据记载，“1959年底，北京周边城市（天津、保定、石家庄）在大小饭馆已经实行了就餐收粮票制度，许多外地居民集中涌到北京，专程觅食就餐。一时间京城大小餐馆门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排长龙景观。人流云集，彻夜不散。从晚上开始排次日的早餐队，早餐后又排午餐队，午餐后又排晚餐队，晚餐后又排次日早餐队，．循环往复。”
到1959年底，农村和城市的饥荒“时滞”消失，城市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紧张起来，再没有农民进大批入城市了。从此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饥饿同步，但饥饿程度农村甚于城市。到了1961年秋冬天，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与1959年上半年方向相反的“时滞”。
由于农村一度放松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大部分省份给农民以自留地，允许农民开荒种“十边地”，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地区实行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农村粮食多了起来。到了1961年秋冬，大部分省的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而城市好转的时间滞后。此时，城市居民反而羡慕农村了。
据1962年8月20日粮食部办公厅编《粮食工作简报》第28期报道，不少地方粮食市场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多到少，出现“剩市”。河南省鲁山县每天平均上市2000多斤，长葛县每天上市5000多斤，叶县和商丘每天上市1万多斤。四川温江县双流镇每场上市3千－5千斤，成交70％－80％。山东郯县城关每天上市瓜2万多斤，成交50％。各地副食品、代食品上市量也大，而且花色全，品种多。河北省粮食工作座谈会分析，卖粮的80％是社员，10％是生产队，10％是商贩；买粮的50％是缺粮户和灾民，15％是城镇的非农业人口，20％是买生卖熟的，10％是商贩。四川金堂县调查，卖粮的60％是生产队，40％是社员；买粮的70％是农村人口，30％是城镇人口。1962年，安徽合肥市22个自由市场中，平均每天上市粮食3200多斤，80％是商贩卖的，农民占13％，生产队占7％。
为什么要卖粮？这期《粮食工作简报》上说：四川温江调查，社员卖粮的原因：购买猪仔；购买农具；家有病人或其它急用钱；有的户分到超产油或奖励工业券需要钱买。生产队为什么卖粮食？江苏省兴化县的调查结果是：修理农船、买农具、化肥、农药。不管是农户还是生产队，卖粮不是粮食富裕，而是挤出来的。但不管怎么说，能挤出点粮食卖，说明情况比前两年好。
农村粮食市场是1960年以后才开放的，当时是作为解决饥荒问题的一个暂时措施。这与开放自留地是配套的政策。那时自由市场上农产的价格很高。城市里流传民谣：“城里一个八级工，顶不上农村一捆葱”。
城市和农村情况好转的时间差，引诱不少工人私自离厂，希望到农村去吃得更饱一些。1961年4月，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谷牧和经委的几个干部到石钢、京西煤矿、龙烟钢铁公司考察时发现了这一情况。龙烟钢铁公司在1960年一年共跑了2800多名工人，1961年1月到4月上旬就跑了1700多人。1961年私自离厂的工人逐月增加，1月跑了327人，2月跑了468人，3月跑了558人，4月上旬10天就跑了423人。石钢1961年1到4月上旬就跑了845个工人。在工人当中，对于自留地、自由市场兴趣很大。在生产时间，只要组长不在，工人就聚在一起议论纷纷，说某某回家后既有了自留地，还可以搞自由市场活动。工人说，在厂里干一个月挣的钱，不如在自由市场上卖几条鱼、几十斤萝卜、几十个鸡蛋。谷牧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并作为中央文件转发。无独有偶，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也向东三省发了《东北局关于稳定工人队伍的通知》，通知说，“最近，据各地反映，厂矿企业特别是煤矿工人自动离厂离矿的情况十分严重，对生产影响很大。”辽宁省各煤矿自春节到四月底，工人自动离矿人数达9100多人。黑龙江省各矿1月到4月20日，离矿工人达7399人。吉林省仅通化煤矿四月份离矿工人就达700多人。从3月29日到4月27日，鞍钢运输部就有142名运输工人自动离职。
在这种逆向“时滞”面前，城市里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在农村大搞副食品基地，即在农村建一个小型农场。在这些基地上获得农副产品，以补食品的不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之前。
以吉林省为例，1960年以来，有些厂不仅粮食短缺，还因原料和燃料不足，处于半停产状态。虽然精简了一批工人到农村，还有一些闲置劳动力。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一些大企业开始建立农副业生产基地。据12个大企业的初步统计，到1961年底，已办起了30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共有耕地21705亩，收获饲料、粮食127。4万斤，蔬菜253。4万斤，养猪4632头、牛659头（其中奶牛492头）、羊1066只，鸡38600多只。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过去职工保健牛奶全靠市里供应，经常得不到满足，现在已能自给。还组织有职业病和体弱的职工到农副业基地边劳动、边休养，对于恢复健康效果很好。当然，在建基地时，无偿地或很少报酬调用公社的土地、车马、劳动力。这时又刮起一股新的“共产风”，靠粮食定量吃饭的强势群体，“共”弱势群体农民的“产”。由于这些基地有侵占农民利益的倾向，有些地方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例如，1961年4月17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布《严格制止各事业企业单位擅自占用公社和耕地的紧急通报》。通报说，“省委认为，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学校等部门，利用工余时间，种植蔬菜，大搞副食品生产，争取自给或部分自给，对于这种积极性，应当加以鼓励和支持。”但是，必须注意几点：不得雇用工人或调动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土地自己开荒，不能占用公社的耕地；工具、种子、畜力、肥料自己解决，或与公社等价交换，不能从农村搞平调。
森林工业、矿山、铁路等系统，有的组织职工家属进行自给性农副业生产，以弥补国家供应不足，改善职工生活。1962年6月，周恩来到吉林视察时，要求吉林省委对这件事进行一次调查。1962年11月9日，吉林省委向“中央、东北局、并总理”提供了调查报告。报告说，在职工家属中，能够参加农业劳动的只占家属总人口的6％－10％。这两年职工家庭小片荒地80％是职工本人耕种的。有的因耕地过多，已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据通化矿务局反映，在农忙时，井下工人工时利用率仅达四个半小时，今年春耕时期，因工人种地，出勤率一度由85％降到75％。工人说：“上班留点劲，下班好种地”，“星期五心长草，星期六往家跑，星期天大突击，一干干到星期一”。
上述报告说，森林工业搞农副业生产最大的问题是与林争地。据晖江市三个林业局统计，这几年开荒种地占用林地和采伐基地达51。9万亩，占三个局总面积的10。3％。许多生产队和职工家属为了生产粮食，不惜毁林开荒。景山林场职工家属开荒的300多亩的小片地中，属于毁林开荒的占13％。开荒种粮也破坏水土保持，开荒的小片地不少是在河岸两旁30－50米内的土地。职工开荒种粮与农民争地的情况也比较普遍。
对城市居民来说，除了吃不饱以外，精简下放是对不少家庭的另一种威胁。有些本来是来自农村因吃不饱是自愿回乡的，但相当多的家庭还是不愿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城市。1961年5月到1962年6月，城市下乡人口共1800万人，减少职工1700万人。城乡吃商品粮的人口减少了2000万人。当然，精简下放的对象主要是1958年招工的农民。但是，城镇里出身不好的，受到种种处分的，没有固定工作的，也随之下放到农村。1962年，流传着一首民谣：“嫁军官，怕打仗；嫁干部，怕下放；嫁工人，怕定量；嫁个农民吃得胖”。当时中印边界战争刚打不久，怕打仗也是部分军人家属的一种思想状况。
三、靠国家粮食定量生活的城市居民
自实行统购统销以来，城镇居民的口粮按人口定量供应。进入大饥荒年代，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一压再压。1960年9月7日，中央向各省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9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专门召开“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问题电话会议”李先念在这个会议上讲话说：“1。3亿城市人口上一年度销售了590亿斤粮食。今年七月北戴河会议上经各省要求确定今年销售620亿斤，为此总理作了检讨。现在看来只能销售540亿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要压低口粮标准。在上年度全国平均每人29。5斤标准的基础上，再压2斤。毛主席讲：为什么不压3斤？为什么不压4斤？如果按全国平均29。5斤，再压3斤也对，再压4斤也对。当然，主席讲的是问题的精神。这一措施如果搞好了，按10个月算，就可以节约15。6亿斤粮食。”
表132 35个大中城市居民口粮定量水平（斤） 1960年11月4日
定量水平 定量初期 压缩前 压缩后
平均定量水平 25。34 28。45 26。83
特重体力劳动 51。18 50。97 47。79
重体力劳动 41。09 41。52 39。00
轻体力劳动 32。06 33。41 31。40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8。88 29。96 27。52
大、中学生 32。00 33。36 31。14
一般居民 25。80 28。87 25。78
儿童 13。20 14。40 14。19
其它 31。66 39。10 31。66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1962年8月25日。
1963年粮食形势开始好转，城市居民粮食定量有所提高，但水平还是很低，详见表133。
表133 1963年8月份40个城市居民口粮定量（市斤）
平均定量水平 26。55 大、中学生 31。83
特重体力劳动 50。46 10岁以上 26。52
重体力劳动 39。98 6－10岁 22。59
轻体力劳动 32。47 3－6岁 16。09
职工及脑力劳动者 29。03 3岁以下 8。91
资料来源：同表132。
在今天看来，30斤左右的粮食，应当是够吃的。但在当年，每人每月2两油，一年吃不到两次肉，没有蛋，其它副食也很少，这点粮食是城市居民主要热量来源。表132中的数据是粮食部公布的，实际上，各地为了“留有余地”，都相应地减少了粮食定量。例如鞍山钢铁公司轻体力劳动的定量只有27．5斤。
在定量中供应的相当一部分是红薯。1957年9月下旬以来，京、津、沪三大城市及主要产薯省份的大部分市镇，供应给居民的口粮中开始用红薯搭配。搭配红薯的比例和折粮率为：北京、天津为10％，四斤薯折一斤粮。其它地方搭配红薯比例更大一些。进入大饥荒时期以后，红薯的比例提高了。
工矿企业由于粮食很紧张，工人闹粮事件时有出现。1960年五六月份以来，辽宁省的工业生产一直上不去，主要是因为闹粮问题。辽宁省委工业部10月24日《关于在职工中迅速开展一次粮食问题的思想教育运动的报告》中反映：“闹粮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心理紧张，二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影响，三是五类分子趁机造谣生事。解决粮食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政治挂帅，以增产节约为目的，对粮食问题进行正面教育，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组织老工人现身说法，回忆对比。凡是采用这一办法的，粮食问题都解决了。锦州市401厂原有85％的职工闹粮或同情闹粮，经过教育辩论后，反而压缩了9000余斤定量，没有一个人再喊粮不够吃。”辽宁闹粮，到底怎么闹，闹到什么程度，报告没有提及。但报告中提供了一个信息：闹粮是靠政治压力平息的。把闹粮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归结为“五类分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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