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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1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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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
唐朝这次向西部扩张，正在波斯的政治局势出现全局性的变化之后。太宗统治时期，波斯萨珊王朝被阿拉伯的入侵摧毁。波斯国王伊嗣俟三世在638年派使团向太宗求援以抵抗阿拉伯人。率领使团的国王之子卑路斯王子在长安定居，其后高宗统治时期他成立了波斯人的流亡政府。高宗还允许他在长安建一座袄教寺庙。按照一种说法，高宗于677年派出中国军队帮助王子重获王位。但中国军队护送卑路斯最远只能到龟兹，然后便返回唐朝。事实证明，卑路斯复位的企图完全失败了，他回到长安后死在那里，大批波斯少数民族滞留在中国的京城。
高宗时期，中国第一次与征服萨珊王国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联系。第四位哈里发奥斯曼派出的第一个阿拉伯使团在651年向唐廷贡献方物。
鲜鲜半岛
太宗曾希望649年的大战会最终征服高丽，但太宗临死以前亲自取消了这次战役。这反而加强了高丽的独裁者泉盖苏文的侵略野心。655年他攻击满洲南部的契丹人，后者已于648年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国的附庸。656年，泉盖苏文联合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王国入侵北面的新罗，占领了新罗三十多个城镇。同时，新罗试图说服高宗与它一起消灭高丽的力量。这个计划对高宗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由于新罗已迅速地引进了中国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并且按照中国的路线确立它的制度，这一建议就加倍地吸引人了。
这两个盟国决定从两个方向进攻小国百济，然后把它当作入侵高丽本土的基地。到了660年，充分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中国大将苏定方率领号称十万人的大军出山东半岛渡黄海，在百济的首都、锦江边的泗沘城附近登陆。同时有五万大军从新罗冲破百济西部的防线，然后围攻泗沘城。由于被包围，百济国王逃出都城，他儿子以该城和国土投降了唐军。百济皇室成员在长安当了人质，中国官员在一万名中国占领军的支持下被派往这一被征服王国的全国。
以夺取的百济为基地，高宗（或是武后，她已在丈夫最近患病时接管了政府）策划中国军队从百济和辽东同时进军，对高丽进行几面夹攻。苏定方指挥的远征军从北面深入高丽腹地，围攻平壤。但在百济的中国军队被一次叛乱牵制住，不能参加进攻。新罗的支援又太迟，苏定方的部队被迫撤回。百济的抵抗运动由一位名为牟岑的将军领导，他短期地恢复了王室，直到663年后期才最后投降。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四百多条船。
666年年中，泉盖苏文之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中国人有利。当新首领请求中国人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的反应是以年迈的李世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668年阴历九月，唐朝的一系列胜利达到顶点，这时李世经长达一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
软弱的高宗能如此成功地完成导致隋炀帝和唐太宗灾难性失败的重大军事远征，这似乎令人奇怪。但高宗享有两个其前辈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第一，泉盖苏文死后，高丽国内发生内乱，其防线遭到严重的削弱。第二，唐朝军队占领了可从海上得到供应的百济作为基地，便能迅速打击高丽的心脏地带，开辟第二条战线。唐朝军队不必再依靠穿过辽东的漫长的陆路，这条路夏天遇雨非常泥泞，又为过早来临的严寒所苦。
但唐朝不能长时间享有军事上的优势。670年，高丽反抗占领军的叛乱成功地使王室得以复辟。①尽管四年以后叛乱被镇压下去，但反对中国占领的抵抗在高丽持续不断。抵抗受到企图在朝鲜半岛上建立统治的新罗的支援；新罗这时已开始侵占百济从前的领土。676年，中国人被迫把平壤的都护府撤至辽东更安全的地带，②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从高丽被召回。678年，高宗经劝说停止对新罗发动大战，理由是对吐蕃的防御已成为比控制朝鲜远为急迫的事情。③新罗已在几年内占领了百济和高丽南部的大部。④同时，唐朝越来越注意离本国较近的严重得多的军事事务。由于大量的兵力投入对付西面吐蕃人的战役，朝廷无力再派更多的部队去朝鲜遏制前盟友的侵略性的扩张，因此占领和统治朝鲜的计划被取消。
吐蕃
中亚的一个大变化是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吐蕃的大规模扩张始于伟大的吐蕃王弃宗弄赞，甚至顺利地持续到他650年死去以后。吐蕃的力量朝各个方向渗透，进入西藏高原西部、云南和四川的边境地区以及尼泊尔，往北进入塔里木和现青海省的肥沃的牧场（当时是吐谷浑的领土）。在7世纪60和70年代，高宗朝廷的主要精力放在高丽战争方面，对吐蕃的日益增长的威胁有一段时间未能给以充分的注意，结果听任西部边境发生了极为重要的战略性变化。
660年吐蕃人攻击吐谷浑。663年他们再次发动进攻，把吐谷浑人赶出他们青海湖周围的故土。吐谷浑国王在绝望中恳求中国人给以援助，但遭到拒绝。当吐蕃和唐朝领土之间唯一的缓冲国被吐蕃摧毁时，高宗就是这样袖手旁观的。随着吐谷浑的被征服，吐蕃就能自由出入甘肃边境和塔里木盆地。
670年，吐蕃开始蚕食唐王朝从前在四川边境部族地区设立的各边境州。再往西，吐蕃人又与残存的西突厥部落之一弓月结盟，大举侵犯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领土。665年，吐蕃与疏勒国王联合进攻于阗，切断了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部通道。670年，在于阗国王的援助下，吐蕃向北进攻，占据了唐朝安西都护府所在地龟兹以及焉耆。中国人因此被迫从吐鲁番以西的大部分塔里木盆地撤退，并放弃了安西都护府和控制着塔里木诸土邦的安西四镇。①但是吐蕃对塔里木盆地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定。673至675年，与吐蕃和他们的西突厥盟友吵翻的疏勒、于阗和焉耆等国的国王重申他们对唐王朝的效忠，于是安西都护府得以重新设立。与此同时，中国人对通往西面的另一条穿过天山山脉以北的准噶尔和伊犁河谷的路线加强了控制。677年当吐蕃在西突厥可汗的援助下再次入侵塔里木时，中国仍保持对此路线的控制。679年，中国军队打败了西突厥，俘虏了西突厥可汗并进军碎叶，在碎叶筑城设防。同年，吐蕃人被赶出塔里木盆地，安西四镇（此时包括取代焉耆的碎叶）再次设立。
但是，唐军在对付吐蕃从青海湖周围的前吐谷浑领土对甘肃构成的远为严重的威胁时，则不那么成功。670年，旨在夺回中国在这个重要地区失去的土地而由薛仁贵领导的一次大战遭到惨败，唐朝的远征部队几乎全军覆没。676年，吐蕃国王的死导致一系列的内乱，高宗希望利用这个有利的机会进攻吐蕃。他被劝阻，但两年以后，另一支由李敬玄指挥的八万人的中国军队奉命进攻青海地区。但也失败了。中国军队受到重创。吐蕃人继续袭扰边区，并巩固他们对青海地区的控制。680年又占领四川西北的战略要地安戎，使他们能牢牢地控制四川和云南边区诸部落民族。
在高宗末年，唐廷对吐蕃已拿不出任何积极的政策。从677年起，保卫崎岖难行的现甘肃和四川的西北边境需要建立一支更庞大的常备军，尽管那里建立了屯田组织而使部队能够部分自给，但事实证明那里的后勤供应是困难而又昂贵的。同时，吐蕃的扩张却大大地加快了。①东突厥人的复振
679年，在太宗摧毁东突厥可汗国几乎半个世纪后，突厥各部在长城外今山西省北部叛唐。叛乱于681年末被镇压，双方兵力的损失都很惨重。但是682年末，颉利可汗的后代阿史那骨咄禄可汗（即鄂尔浑河碑铭上的颉跌利施可汗）统一了东突厥人余部。他在鄂尔浑河上游的故土成功地重建了东突厥人的国家。他在对抗中国人时得到了突厥人阿史德元珍的援助；后者的家族早已效忠于唐王朝，他本人也已接受了中国教育。在高宗的余年，东突厥人在他们的联合领导下继续侵袭今山西、陕西和宁夏诸省的边境地区。这种边界战事造成双重损失，因为唐朝骑兵需要的大量战马大部分产于这个地区。②当高宗在遗诏中命令太子处理国家重要事务应与皇后协商时，他一定是有意地要确保武后在他自己在位时期建立的政治统治能够继续下去。很可能他已得出结论，中国一旦又被边界纠纷和国内的财政危机所困扰时，它在武后坚决的、哪怕是残酷无情的控制下要比在年轻和缺乏经验的皇帝控制下更好。
新皇帝的登基典礼往后拖了几天，在此期间，武后在裴炎的协助下作了安排，以便通过门下省和中书省来处理政务。新皇帝（庙号中宗）登基时，武后就成了皇太后，但大权丝毫未减。在下一章将会谈到，中宗继位后几个月就被迫退位，由他的弟弟继承皇位，但一次宫廷政变又使后者成了傀儡。武后终于成为整个的帝国无与匹敌的统治者，李唐皇室70年的统治就这样结束了。
比起她意志软弱和优柔寡断的丈夫来，武后才是太宗传统的真正继承人。但后世的历史学家如果不根据武后在高宗死后的行为来衡量她对高宗的控制，就不能弄明白高宗的统治。人们常把她在660至683年的治理与她在7世纪80和90年代实行的恐怖和恫吓政治混为一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她通过宫廷政变或搞宫廷阴谋积极而公开地干预政治，在高宗生前只有四、五次，后来只是作为皇帝背后的势力来确立和维持她的地位。她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真正的统治者，但她只是通过皇帝和他的朝廷行使她的权力。高宗在去世前仍保留着相当大的个人权力。他得到了由朝廷卿相形成的强大势力的支持，他们强烈反对武后任何使她地位合法化的企图。对官僚集团有计划的清洗还没有进行。高宗生前，受害者仅限于那些在宫中，或在她的亲戚中，或在皇室中，或在朝廷官员中对她施加影响控制皇帝的行动构成威胁的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否认她对决策无可怀疑的权力和影响，或是否认她在必要时为了达到目的而采取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段，而只是想说明她在683年以前和以后是用迥然不同的手段达到她的目的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高宗统治时期不是没有制度上的改进，国内也出现了持续的和平，虽然为了军事远征和其他政策花费了大量的赋税和人力。高宗统治时期，人民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不满的迹象，只是在最后十年，无限制的军费和为扩大的及不断增加的官僚队伍而必须提供的开支才开始把很重的负担强加给群众。高宗时期军事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这些成功使帝国的兵力过于分散，由于新的敌对国的出现，帝国的军队又被迫后退而处于防守。到了683年，帝国甚至已经丧失一部分太宗征服的边界领土，并且正在经历一场重要的内部危机。
但是，它不是传统历史学家所攻击的高宗及其作威作福的皇后在其统治末年的那种危机。各种史书基本上都是那些本人即为朝廷官员的历史学家所作的关于中央政府活动的朝政记录，而高宗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最高层的行为对于这些历史学家来说显得是灾难性的转折点。太宗与其朝臣目标的一致、宰相之间坦率公开的议政以及成为太宗政治特点的亲密的君臣关系，早已消失无余。代替它的是一个缺乏坚强领导的朝廷，在那里，讨论被压抑，官员中充满了恐怖、不安全、猜疑、相互诽谤和不断倾轧的气氛。政策是由武后和她的私人宠幸决定的，然后强加给皇帝和朝臣，政府的正规形式早已无人理睬。
然而，即使在朝廷，也不是一切都一无是处。高宗统治的后半期，有一批能力很强的宰相为他效劳，为了弥补武后在655至664年攫取权力时造成的损失，他们也作了一定的努力。直到高宗统治后期，武后的位置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只能依靠间接的手段控制朝廷。她一直易受攻击，她的地位是靠个人的控制而不是靠任何坚实的制度基础来维系的。不过，她鲜明地把自己确立为高明而机智的政治家，到高宗统治后期，她的权力地位已经不可动摇，以致在高宗死后她可以稳操胜算地成为中国不可置疑的统治者。
① 《资治通鉴》，卷201第6363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7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2第6385页；关于朝鲜战争和随后朝鲜统一于新罗的论述，见约翰·C。贾米森：《〈三国史记〉和统一战争》，加利福尼亚大学未发表论文，1969年。
④ 《唐会要》，卷95第1711页。
① 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24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2第6396页；关于吐谷浑衰落的最好的论述，见加布里埃拉·莫莱：《从北魏到五代时期的吐谷浑》（罗马，1970年）。关于西藏内部的历史，见佐藤长：《古代西藏史研究》（东京，1958—1959年）；J·巴科：《西藏历史介绍》（巴黎，1962年）；石泰安：《西藏文明》（伦敦，1972年），第56—6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2第6388页。
第六章 武后、中宗和睿宗的统治
（684—712年）
准备时期（684—690年）
683年阴历十二月作为中宗登上皇位的唐朝第四个皇帝不过是高宗和武后的第三子。由于他继位的希望一直似乎很渺茫，所以在此之前他既没有为此受到培养，也没有在当皇太子的短短的三年中为他新的尊严地位作准备；可能出于这一原因，他父亲的遗嘱才规定让有经验的武后继续施加政治影响。严格地说，她的干政只被容许在“军国大事之未能决者”方面，但她立刻表示，以皇太后的身份作荣誉而无实权的退隐，她是决不甘心的。这一心意的第一个表示是她违反遗嘱的规定，未使中宗立刻在“梓宫前”继位；在拖延加冕的整整一个星期中，她既暴露了自己的野心，也表示了她对她儿子是否适宜继位有某种忧虑。人们对新君主的性格知道得太少，所以无法判断他母亲的怀疑是否有根据，但即使在他一生的这个阶段也已很清楚，他至少已经继承了他父亲的弱点，并已受他的妻子韦后的支配。他登上皇位不到一个月，就提升他岳父韦玄贞为宰相。
这一任命造成了中宗统治的第一个危机。不满意她儿媳胆敢抗衡的武后是不欢迎这个任命的，而那些期望随着武后的消声匿迹会恢复他们传统权力的官僚们也不欢迎它。最反对这一任命的官员为裴炎，他出身于山西的绅士名门，通过科举制青云直上而成为中书令。高宗死前不久，他把所有议事从门下省转到中书省，从而成功地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并且当他被选中去接受垂死的高宗的遗诏时，又发现自己的威信进一步有了提高。关中精英集团中最强大的韦氏参加政治生活必然会损害他的利益，所以他强烈反对对皇后父亲的任命。中宗对此反应非常鲁莽：“我以天下与韦玄何不可，而惜侍中邪！”①裴炎对如此强烈的反驳大吃一惊，就迅速报告武后，她便认为此话是言为心声。她召集朝廷百官，责备她儿子有叛逆的用心，然后平静地宣读废黜皇帝的诏令，这时羽林军就将他拉下御座。次日，在执政刚满六个星期后，他被更听话的二十二岁的弟弟睿宗所代替。
废除中宗和武后在690年建立周朝这两者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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