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1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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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镇的控制
强大的边境将领干政的威胁得以避免。但代价很大。在发生涉及皇甫惟明和王忠嗣的“阴谋”以后，李林甫断定，让那些可能有干预朝政野心的高级的和有才能的官员控制边境藩镇，实属危险之举。从748年起，他硬要玄宗推行一项精心制订的政策，即把边境将领置于非汉人节度使之下。这些节度使被认为是比汉族更优秀的军人，他们的野心也被认为只在军事而不在政治方面。①到751年，除四川剑南以外的所有藩镇都受外族将领的指挥。自744年起，安禄山控制范阳和平卢，从751年还指挥河东。他的堂兄弟安思顺从747年年末起指挥河西，从750年起又指挥朔方。突厥将领哥舒翰从747年后期起坐镇陇右，而在极西部，高丽血统的将领高仙芝掌管了安西。
在这些人中，最强大、在其藩镇培植势力最久的将领为安禄山。②他具有粟特和突厥的混合血统，是默啜可汗军队中一名粟特军官之子。安禄山在张守珪指挥的西北边防军中当兵，733年张守珪调到幽州时，他作为僚将随往。739年张守珪被贬，由李适之接任幽州节度使。安禄山在平卢时地位仅次于王斛斯。741年李适之被召回长安；王斛斯成为幽州节度使；安禄山被提升指挥当时仍隶属于幽州的平卢。次年，即742年，平卢独立为镇，安禄山任节度使。在此期间，他与从742年直至744年阴历三月任幽州节度使的裴宽关系密切。因此，安禄山与李林甫的两个对头都有密切的联系。裴宽被召回长安以后，安禄山又兼任范阳（幽州）节度使。他在743和744年已入京朝觐，并且如前文所述，卷进了一件轰动一时的案件。到747年当他再次进京时，他在东北已经树立非常牢固的地位，而且具有强大的力量。他和妻子被授予尊贵的称号，他还拥有御史大夫的荣誉职位。虽然他力量强大，但他个人仍非常畏惧李林甫，这种关系在这些动乱的年代里对维持朝廷的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
杨氏家族和杨贵妃的崛起
随着后宫政治造成的杨氏家族的崛起，宫廷事务中又添进了另一新的内容。①武惠妃死后，玄宗在后宫似乎暂时还没有一个恩眷不衰的宠妃。在8世纪40年代初期，他似乎已迷恋上了寿王李瑁之妻杨玉环；李瑁为武惠妃的宠子，他在738年未被立为皇太子。741年她离开了丈夫，自愿度为女道士，住在宫内，745年当她正式与再婚的寿王分居后，玄宗召她进了自己的后宫，封她为贵妃。从此，她完全左右了皇宫。虽然她两次被短期地放逐出宫，但玄宗对她如此迷恋，以致每次放逐后就立即召她进宫。
杨贵妃是来自四川的一名地方官之女，她与玄宗早期宠爱的元献皇后同样出身于华阴的杨氏氏族，又是隋皇室的远房后裔。杨贵妃的家族以出美人著称，她聪慧多才，与玄宗同样热爱音乐和舞蹈，而且自己又能歌善舞，她与她的也很受玄宗赏识的姐妹们证明是善于利用政治影响的里手，她家族的几个成员都得到勋位和在朝廷任高官。在8世纪40年代后期，她成了安禄山的密友，751年她收这位奇胖和魁梧的将领为义子。关于他们和她的姐妹以及关于安禄山显然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的宫廷中的淫逸放荡的丑闻不胫而走。但这些传说在许多方面是不可能的，是以后虚构的，它们也是以玄宗和杨贵妃为主角的大量半传奇传说的一部分。重要的事实是，在安禄山最后叛乱以前，她和玄宗两人同安禄山的个人关系一直很密切。
在杨贵妃较远的亲戚中，隔代堂兄弟杨铦担任鸿胪寺卿，另一个杨锜担任御史并娶武惠妃之女太华公主为妻。第三个更为阴险的人物是杨钊，后来玄宗赐给他人们所习知的名字国忠。①杨国忠为一小官员之子，年轻时放荡无行，为宗里所鄙，于是去四川从军，后任一地方的低级官员。他在四川得到一位富有的地方有才的文士鲜于仲通的庇护，鲜于后来在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739至746年任节度使）的幕府中担任重要的行政官员，为杨国忠谋得了推官之职。在四川的这些年中，他结识了他的远亲——杨贵妃的家属；他还因勾引她的一个妹妹而被控。
当杨贵妃作为玄宗宠妃的地位正式确立后，章仇兼琼和鲜于仲通决定用杨国忠为代理人以保住他们在剑南道的地位，于是派他前往朝廷。由于与杨贵妃的关系他来到京师时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他作为李林甫的忠诚和热心的亲信，参与了746至748年的清洗。章仇兼琼由于杨氏的势力，在746年阴历五月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并担任了其他的职务。他在四川的节度使之职被原户部侍郎郭虚已接替；郭任此职直至748年，在此期间由鲜于仲通任助手。当郭虚已回长安时，鲜于在748年接任节度使。
这样，杨国忠由于他的堂姐妹和亲戚的影响，在746年以后得以迅速巩固他在京师的地位，同时他又与他早年供职的四川保持牢固的联系。由于这种特殊的地区关系，剑南（即四川）一直是李林甫的指派非汉族将领任节度使的政策从未得以实施的唯一边境藩镇。
在此期间杨国忠没有与李林甫公开破裂，但从749年起，他像王鉷那样能够对李林甫进行挑战，因为他可以指望从玄宗和杨贵妃那里得到个人的支持。749年，他把京兆尹萧炅贬黜出朝廷，此人先后是裴耀卿、李林甫及李在御史台的一个朋友宋浑的长期同伙。李林甫此时也无力帮助他的朋友。杨国忠在户部的度支使署担任一系列职务，并得到15个以上的专职头衔（其中大部分是属于财政方面的），所以其权力很快就与王鉷不相上下，后者也就成了他的政治追随者。①752年，王鉷被清除出政治舞台。他与其弟王銲召术士询问自己为帝王的前景，后来担心此事泄露，就将此术士和一个公主的知情的儿子审判处死。王銲的一个朋友此时正策划控制龙武军（北军）和清除李林甫、陈希烈和杨国忠。玄宗获悉这一阴谋，就命王鉷逮捕阴谋者。王鉷警告其弟即将被捕，于是密谋者出逃。在王鉷和杨国忠带领军队的追赶下，造反者最后走投无路，被高力士率领的飞龙小儿俘获。
杨国忠此时揭露王鉷也参与了阴谋。但玄宗不信王銲的叛逆行为，而李林甫又为王辩护。因此玄宗下令恕免王銲之罪，但为了保留各方面的面子，他通过杨国忠命令王鉷正式承认其弟之罪并请求宽恕他。但王鉷拒绝照办，这下激怒了玄宗。陈希烈这一次就不听命于李林甫了，他这时公开指控王鉷叛逆，要求将他处死。王氏两兄弟被杨国忠和陈希烈审讯，审讯结果不但使被挫败的阴谋真相大白，而且还弄清了他们以前起过作用的谋害人的情况。752年阴历四月，王鉷奉命自尽，王銲被杖死在朝堂。王鉷诸子被放逐到边远的南方，后来被处死，大量家产被没收。①此事的结果对李林甫的地位是一个严重打击，因为他曾荐举王鉷任职，又曾为他的叛逆罪名辩护。他这时不但面临曾企图在指控王鉷时把他株连在一起的杨国忠和陈希烈的公开对立，而且还受到强有力的将领哥舒翰的仇视。
对外关系（720—755年）
传统历史学家对玄宗的主要批评之一是，当他即位初期帝国的防御已得到加强和帝国随之采用消极的防御政策后，他的雄心导致他日益改用一种国力所不能负担的主动的、干预性的对外政策。当然，随着714年吐蕃战败而出现的相当平静的几年以后，军事活动在他在位的中期和后期大大地增加了，但这肯定不是像太宗后期和高宗时期那样的蓄意的领土扩张时期。在玄宗的这些日子中，唐朝对来自两个最强大和最富侵略性的邻国——契丹和吐蕃——的压力作了反应，与它们进行了持久的大规模战争。同时，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格局由于以下的因素而起了变化：在满洲（渤海）和云南（南诏）出现了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传统的北方敌人突厥族最后消失；基本上对唐朝友好的回纥人取代突厥族而成为蒙古草原的主人。
吐蕃
吐蕃依然是中国最难对付的邻国。714年战败后，吐蕃人稳步地巩固他们的王国；721年，随着幼王的成年和705年以来控制吐蕃的宰相和太后之死，吐蕃的宫廷政治出现了明显的转折。722年，吐蕃朝着新的方向重新向外扩张，入侵西部的小勃律（吉尔吉特）。小勃律和邻近的大勃律（巴勒提斯坦）对中国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它们是疏勒（喀什噶尔）经明铁盖山口通往迦湿弥逻（克什米尔）和印度河谷的要道。它们自武后时期起已是中国的朝贡国。吐蕃的占领将使吐蕃人控制帕米尔地区，使他们能直接与突骑施部或阿拉伯人接触，从而威胁中国人在中亚的地位。
面临吐蕃的入侵，小勃律王向中国求助。一支中国军从疏勒前往援助，吐蕃人被击退。但他们仍控制着大勃律。
这次冲突似乎对中国西部边境没有直接影响，但与吐蕃的关系不久在玄宗的朝廷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在725年封禅祭典以后，张说敦促玄宗与吐蕃长期议和以减少陇右和河西的大量边防开支。但玄宗征询了在724年已主张深入吐蕃领土进行打击的好战的河西节度使王君�锏囊饧�。结果他没有采纳张说的和议意见，开始计划对吐蕃进行一次侵略行动。
725年，一些吐蕃人参与突骑施对塔里木绿洲的袭扰。从726至729年，敌对行动又在中国边境发生。吐蕃人屡次袭击河西走廊的中国领土，而中国人则再三打入青海湖区。从728年秋季起中国人取得了主动，军队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并占领了几个主要的吐蕃要塞。吐蕃人求和，在以前因吐蕃人的背信弃义而仍对他们不信任的玄宗最后被说服同意议和。730年和约商定。吐蕃王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吐蕃的边境将领奉命停止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一块刻有和约条款的石碑矗立在边境。和平持续了几年。两国互派使者，边界被划定，边界栅栏也被建立。此外，在这些年中，唐朝专心致志于同东北的契丹进行持续的战争。
但是，和平在736年遭到破坏。吐蕃人又进攻小勃律，虽经中国人抗议也未停止。帕米尔地区的形势甚至比722年更加危急。玄宗有好几年曾力图取得经帕米尔地区通往伊朗和西方的南方诸路的控制，因为粟特由于突骑施的干涉和又受到来自阿拉伯人的压力而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同时传统的北方商路也受到威胁。这一对峙还有另一个形式。在734至735年，北庭（准噶尔）的唐军与突骑施之间已爆发战争。突骑施的可汗娶了一名吐蕃的公主，而吐蕃王的一个妃子又是康国（撒马尔罕）的公主。这样，对吐蕃—突骑施的结盟或对更讨厌的吐蕃—阿拉伯在中亚的结盟的由来已久的恐惧又出现了。
由于无力阻止吐蕃对小勃律的进攻，中国就在东面发动进攻，吐蕃人在那里因被和约和中国与吐蕃将领之间的誓约所麻痹，对进攻毫无准备。737年中国人进犯肯海湖区，738年吐蕃的反攻被击退，河西、陇右和剑南诸节度使奉命与吐蕃人全面作战。中国人从甘肃深入今之青海省。四川的军队在开始时战果不大，但在740年得到当地羌族部落民的帮助，占领了关键的吐蕃要塞安戎，因为这些部落民对吐蕃的行政官的勒索已感到厌烦。尽管出现坚决的反攻，中国保持了战果，这样，唐朝又控制了在680年丧失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
739年，在拉萨保持一定程度的中国文化影响的吐蕃王后金城公主死去，741年吐蕃人试图利用在长安为她举行葬礼的机会缔结新的和约。玄宗没有同意，于是吐蕃人在741年夏季开始发起一系列果敢的进攻，并重新控制了青海湖区。他们夺回固若金汤的石堡城，并入侵甘肃边境的中国领土。
在以后几年，皇甫惟明及其继承人王忠嗣，进行了一次次的边境战争，稳步地加强了陇右和河西两镇的中国防御设施，这两个藩镇到742年时已控制了17个军，兵员共达14。8万人。皇甫惟明和王忠嗣都在宫廷的党争中被株连，747年陇右归突厥将领哥舒翰管辖。749年，他率领从陇右、河西、朔方和河东诸镇抽调的大军，最后攻占了石堡城，但中国人伤亡很大。该地成了新的中国军队的驻地，在以后几年中国人在西北新成立九支长驻军队，并开辟屯田来供养他们。753年哥舒翰再次大败吐蕃，收复了称之为九曲的黄河上游的大部分。
8世纪的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当中国人在吐蕃边境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吐蕃的西陲又形成了与唐朝直接对峙的形势。吐蕃在736年攻击小勃律后，稳步地巩固它在帕米尔的地位，许多山地小王国与长安断绝往来并成了吐蕃的属国。在塔里木的中国将领曾经不时攻击吐蕃人，但毫无结果。746年，在安西任职的高丽将领高仙芝对小勃律进行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讨伐，他率领一万名骑兵通过帕米尔最高的几个山隘。吐蕃人被赶走，中国军队驻在小勃律，中国对帕米尔诸国的影响得以恢复。吐蕃这时又转而窥测小小的劫国，使驻在小勃律的中国军队的供应线有被截断的危险。750年高仙芝又进行一次讨伐，占领了吉查尔，最后遏止了吐蕃想在帕米尔建立统治的企图。
755年，吐蕃王死，吐蕃朝廷派使节前来，寻求与唐朝建立友好关系。中国使节也被派往吐蕃去册封新王和转达唐皇的吊唁。吐蕃的威胁不论在中国边境还是在西面，似乎都暂时被遏制了。但安禄山之乱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中国军队在吐蕃边境的撤离，又揭开了中国吐蕃关系史灾难性的新篇章。
中亚，突骑施族和阿拉伯人
自玄宗初年以来，伊塞克湖和巴尔喀什湖之间西突厥族各部居住的地区已被一个名突骑施的部落及其令人生畏的苏禄可汗所统治。虽然苏禄可汗已在717年正式臣服于中国人，但在同一年他还是袭击了边境并进攻阿克苏及塔里木盆地的其他地方。719年，唐军已被赶出碎叶（托克玛克）的哨所，丧失了在天山山脉之北的大片领土。
幸亏苏禄这时西进占领富饶的粟特诸城邦国。苏禄是在粟特最后建立阿拉伯统治的伟大的阿拉伯将领库塔伊巴死后不久崛起的。阿拉伯人坚决的推进暂时被挡住了；突骑施族前去支援粟特人进行抵抗。在724年，在阿拉伯史学家称为“渴日”的战斗中突骑施大败侵略河中地区的阿拉伯远征军。这一挫折使阿拉伯向东的扩张中止了约50年；从724至727年，突骑施深深地渗入粟特国境，远至康国（撒马尔罕）本土。726年，突骑施为防卫骨咄（帕米尔以西）而与阿拉伯人交战；阿拉伯人直到730年才开始认识突骑施的力量。
唐朝感到应该安抚苏禄，于是在722年安排把唐朝的“公主”（实际上是西突厥名义可汗的一个女儿）嫁出和亲。同时，中国的安西都护府（塔里木盆地）和北庭都护府（准噶尔）的防御设施不断地得到加强。718年，安西成为一节度使驻节之镇，北庭在727年也照此办理。到8世纪30年代，它们各自拥有两万名的守军，给养部分来自屯田，部分地来自与中亚贸易的商人所缴的过境税。
这些预防措施之所以必要，不仅是由于苏禄本人明显的军事力量，而且是由于他与中国的两大最强大的宿敌东突厥和吐蕃联姻。725年，他插手支持于阗王的反唐叛乱。叛乱很快被平定，但苏禄与中国的安西副使结下私仇，他与吐蕃盟友一起掠夺塔里木盆地，围攻龟兹，进攻高昌区。但突骑施基本上仍只插手中亚事务，730年，苏禄与唐朝媾和。
突骑施的力量几乎完全依靠苏禄个人的领导和他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