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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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被提升到极品大官一事，引起了京城里对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资格的一片议论之声。裴度连同另一个也是大家族出身的官员崔群（772—832年）带头攻击他们，说朝廷如果用了这样的小人是会留下笑柄的。①裴度还指责他们两人无能与不诚实，说他们的行事早已激怒了出征士兵，因此可能在将来引起麻烦。
宪宗自然懂得裴度反对的真正原因，结果反对皇甫镈和程异的声浪未产生效果，因为皇帝决定自己建立一套任命大臣的标准。可是，裴度很不明智地逼着摊牌，把对皇甫镈和程异的任命同宪宗的整个政治成就因道德解体而毁于一旦的可能性联系起来。他以自己的名望来对抗皇帝的声望，这种立场很近似于大不敬罪。因此宪宗别无选择，只有把他免职。裴度被免职后照例任节度使，他实际上做了重要的河东节度使，这事件便在公众中无形消失。可是，它揭示了晚唐朝廷内的大量权力关系上的问题。
长期反对使用宦官的斗争，也与上述情况相同。确实，宪宗要确保使德宗时代常见的那些宦官丑闻在他的治下越来越少。这部分地是因为宫廷办事手续已有所改革，而且宦官在宪宗初期也一度对朝政敛迹。可是这种对更正统的反宦官意识的让步很快表现出基本上是象征性的。例如，被裴延龄在8世纪90年代恢复并由宦官担任工作的内库，于805年名义上予以撤消，以取悦于官员们。但是，当德宗的储备大部分在约于809年充了军需以后，宦官们在财政事务中又活跃起来，虽然外廷官员一再抗议也无济于事。
宦官干涉军事，在宪宗朝始终是个特大问题。他们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做密探、招权纳贿等等，组织严密；他们不仅抓神策军，甚至也在许多方镇部队和长安将要成为将军的人中插上一手。宪宗偶尔似乎也愿对政治压力让步，例如在刘辟事件中他就曾暂时解除了宦官对神策军的兵权，但事实证明，在其他情况下他又非常举棋不定。他解除了吐突承璀讨伐成德镇之役的领导权，后来又打发他离开朝廷，但不久又在813年免掉了吐突承璀的主要政敌李绛的相位，因此这名宦官又回到朝廷担任了一个要职。①对宪宗时代宦官在京师里活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只能猜测。但表示他们权益日益增长的标志是810年设置枢密使职务之事。②第一位任枢密使的人是宦官梁守谦。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有两个这样的枢密使，他们主持的官署称为枢密院。唐代的枢密院不是宋代那样的掌兵机构，它只是宦官在外廷和皇帝之间发挥传递文件的作用时派生出来的组织。③它成了宫廷里协调宦官所参加的其他各种活动的一个机构，因此，看来应该把枢密院一词翻译为宦官宫廷议事会才是。④枢密院可能是向皇帝进言的一个非正式顾问性机构。它肯定地在皇室和监管神策军的宦官之间起着联系作用。两枢密使和两神策军监军总称为“四贵”。总之，枢密院拥有徽章和其他津贴，足以使任职者对人夸耀，使外人羡慕，所以它是宦官利益的集中点。后来在9世纪，枢密使有了足够的权力来抗衡或控驭宰相，但与往常一样，他们的权力也是皇帝为了控制他们才授予的，而且直到宪宗去世之年，皇帝似乎能紧紧地控制大部分宦官的活动。
这不是许多传统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他们认为约在818年以后的一个时期各种大不敬的行为有所增加，而以820年初期皇帝的死达到了最高潮。许多世纪以来，人们都认为是宫监陈弘志弑了宪宗。⑤这事件不可能真正得到证实或反证，但它却引起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宪宗当时只有四十多岁，在他把注意力从讨平方镇战场上转移到进一步在长安搞改革之前，清除宪宗是为了宦官们的利益吗？从这时起以迄唐末，宦官每次在拥立皇帝的问题上拥有的大权力显然都有其政治后果，所以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这次暴力事件其实是这种政治行为的开始。但从另一方面说，宦官作为一个集团为什么要加害于对他们做过那么多好事的皇帝呢？像后来许多次拥立危机那样，宦官们之间是否也已分裂，各以某一皇子的性命为赌注来搞垮对手？我们知道，宦官梁守谦在宪宗的儿子穆宗时期（820—824年在位）是很得势的，他在这事件之后仍然活了下来，而吐突承璀则没有活下来；大概吐突承璀成了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梁守谦还杀死过一个皇子，以使问题得到有利于穆宗的解决，而且他还给神策军散发赏赐以笼络人心——这个旁证看来是很有力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讲宪宗因服药过量而死；宪宗死后，宦官们发现，他们未能就拥谁为帝的问题达成协议。像晚唐的大多数皇帝那样，宪宗也潜心研究炼丹术，非常醉心于长生不死之药，许多这种药物都含有恰恰会起反作用的毒素。据说他在晚年表现为精神不安定，而长期积累下来的剧毒物质的效应足以说明为什么他的烦躁病态经久不愈。宦官们当然要为皇帝的练丹术试验提供方便。但是，那时又有皇甫镈和其他一些外臣积极支持术士和宫里的合药行家，其中一个甚至被任命为天台山附近的县令；①这一史无前例的优宠行为当然激怒了正规的官员。对于宪宗的不得善终，大家按儒家的惯常说法认为是道德普遍堕落的结果，这当然也很有理由，但不能帮助我们了解皇帝之死背后的更重要的政治问题。后来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并不难于评价，因为我们可以从结果逆推其理，特别是可以看看是哪个宦官集团取得了胜利。但是归根到底，唐代的宫廷阴谋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司马光也承认，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以后，对于宪宗之死的说法仍然真假莫辨。
②　彼得森：《中兴的完成：宪宗和诸镇》，载芮沃寿和崔瑞德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151—191页。
①　对战争的记述取材于《资治通鉴》（卷236—241）和《旧唐书》（卷14—15）。另见彼得森：《中兴的完成》一文。
①　这种问题是安禄山之乱后唐王朝军事战斗中习见的事，只有9世纪40年代的战役除外。见《资治通鉴》，卷238第7671—7673页；彼得森：《中兴的完成》，第162—16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第7686页。
①　彼得森：《815—817年反对中央政权的淮西之战》，载F。A。小基尔曼与费正清合编：《中国的兵法》（麻省坎布里奇，1974年）。
①　崔瑞德：《晚唐的地方自治和中央财政》，第224—225页。
①　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载《大亚细亚》（新版），14。1（1968年），第76页。
②　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第77—83页。
①　曾我部静雄：《唐代的贡献制度》；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的州税三分制》，载《史学杂志》，65。7（1956年），第464—666页。
②　《资治通鉴》，卷237第7647—7648页。
③　松井秀一：《裴垍的税制改革》，载《史学杂志》，76。7（1967年），第1—2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2第7799—7800页。
①　见《资治通鉴》，卷236第7614—7615页；《旧唐书》，卷14第411页。
②　《旧唐书》，卷14第411页。
③　《唐大诏令集》，卷2—5、卷9—10、卷29、卷68—74、卷75、卷79、卷83—86、卷123；《册府元龟》，卷83—91。
①　《唐大诏令集》，卷5第29页。
②　材料来自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4卷，台北，1956年）。
①　《资治通鉴》，卷236第7621页；卷237第763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7第7626—7627页；《旧唐书》，卷147第397页。
②　例如可看《资治通鉴》，卷238第768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13—771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17页；卷241第776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00—7701页。
②　见崔瑞德在《剑桥中国史》（第4卷）中关于政府制度的一章；池田温：《中国的律令和官人机构》，载《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I：《前近代亚洲的法律和社会》（东京，1967年），第151—171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8第7692—7694页；卷239第7695—7696页。
②　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台北，1969年），表，第658—669页；672—683页；730—7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39第7697—7698页。
①　例如《资治通鉴》，卷239第7704—7705页；李绛：《李相国论史集（遗文）》，卷4。
②　《资治通鉴》，卷237第7630—7633页；彼得森：《元稹在四川巡视时对贪污腐化的揭露》，载《大亚细亚》，18（1972年），第34—78页。
③　李藩即为一例，其传记见《旧唐书》，卷148第169页。
①　《新唐书》，卷71上第2179—2244页。又见《新唐书》卷73下。
①　《旧唐书》，卷170第4416—4418页。
①　《新唐书》，卷54第1379—1380页。
②　见池田温：《唐代郡望表——以九、十世纪的敦煌写本为中心》，载《东洋学报》（东京），42。3—4（1959—1960年），第80、88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第7752—7753页。
①　《资治通鉴》，卷239第7703页。
②　《册府元龟》，卷665第8页。
③　《文献通考》，卷58第523页。
④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75—76页。这个译法由刘义永（音）提出，见他的《神策军与宫廷机构，755—875年》，伦敦大学1970年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⑤　《资治通鉴》，卷241第7776—7777页。
①　《资治通鉴》，卷240第7754—7755页。
九世纪中叶的朝廷（820—859年）
在9世纪的时候，宫廷的宦官几乎在每一次皇位的过渡中都起着很大的作用。宪宗死后穆宗的即位，便是这些事件中的头一件。①宦官之所以能够如此轻易地插手这一关键问题的过程，理由有如下几个方面：皇帝的家庭深居两宫（中宫和太子的住地东宫）之内，与世隔绝；宦官越来越多地掌握了内部传递文件之权，这使他们有机会能够在遗诏上做手脚；宦官的政治力量和他们与外廷朋党的联系日益增长，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详细申论；最后，宦官利用神策军便有可能在长安推行他们的意志。在选立储贰的问题上每多分歧，这使得宦官可以上下其手。太子的教养和教育是事关宗庙祭祀的大问题，有极详细的规定，更不用说他的受封仪式和他参加的其他各种隆重仪式了。但是，太子的册立以及他的真正继位却是最大的政治问题。通常册封太子都是立嫡立长，但这一惯例被破坏的多，被遵行的情况少。
很显然，某个皇帝的上台如果是受宦官干涉之赐，他就要对他们感恩戴德。可是，传统历史学家对于9世纪唐王朝在这方面的忧郁的描述，过于一般化了。宦官们对唐敬宗（824—827年在位）的影响显然要多于对武宗（840—846年在位）和宣宗（846—859年在位）的影响。但是，只要有人想避免一般化而多写几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困难。穆宗与拥立他的宦官梁守谦的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如果宫内关于他的继承问题像某些史料记述的那样久而未决，涉及可以上溯到9世纪第一个十年代初的对立的宦官集团，那么，梁守谦年复一年地为穆宗的利害而战斗，真可谓功劳不小了。①但是，如果这次宫廷斗争是昙花一现的事物，它只是起于819年前后，则梁守谦为穆宗的卖命就明显地带有投机性了。如果这种基本事实都弄不清楚，我们怎么能指望了解皇帝即位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我们所能说的只有这一点：梁守谦对穆宗的影响是不小的，而且这种影响直至穆宗朝的末年还有增无已，虽然这时梁守谦开始与王守澄（835年死）分享大权。我们将要在下面经常涉及宦官问题，我们总的态度是不要轻信历来对9世纪宦官所作的极端专制腐化的老一套指摘；这些指摘甚至在现代的有关著作之中也屡见不鲜。
无论如何，24岁的穆宗皇帝除了个人对宦官有恩当报之外，他还面临着其他问题。宪宗的暴崩中断了在唐帝国完全稳定以前所要继续推行的军事中央集权化计划。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东北的方镇虽然已在9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代中相继被平定，但并未真正统一于中央的治理之下。由于缺乏皇帝的坚定政策，朝廷对如何正确处置东北这个敏感地区的方针便有所争论和举棋不定，这种情况再一次表面化了。例如，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于820年，他的弟弟王承元在部将的拥戴下接过了他的位置。这就提出一个老问题：朝廷是应该同意地方上推戴的节度使呢，还是设法从外面委派一个新节度使？公元820年后期，朝廷搞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妥协方案。它命令东北诸节度使互相大轮换：以王承元充义成节度使；徙魏博节度使为成德节度使；任命王朝老将李愬为魏博节度使，如此等等。很明显，这个意思是要承认东北诸节度使有权参与政治，但是不让他们在本方镇境内参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唐王朝竟完全没有考虑这样的军令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一片混乱。
821年，穆宗委派他自选的一名文职节度使去幽州；幽州在宪宗时代是东北方镇中唯一守中立的州。在近百年的大部分时间，幽州镇将历来都是当地军人。忽然间幽州士民得接待一位骄慢的长安官僚：此人在万人广众之中坐轿子；不理政事；甚至纵容部属作威作福。这个火药桶马上冲着朝廷爆炸开了。成德军先是有兵变，后在821年又爆发为全面的叛乱；朝廷的镇压行动开销大，收效少。①后来，幽州的另一次兵变推翻了朝廷任命的节度使，中央政府只好把幽川镇一笔勾销。魏博也起来反对长安，它和幽州、成德结成联盟。到了822年年中，东北的局势回复到了宪宗费尽人力物力才得以平定这些割据州镇以前的老样子。
人们提出了许许多多理由来说明这些使事件急转直下的军事失败。②第一，讨伐东北方镇之役主要即在使用诸镇的兵力，这些部队人数不多，协调不善，供给不足（甚至在后期起用的名臣宿将李光颜和裴度也不能统一军心）。第二，通过宦官监军的影响，宦官们被派往下一级的战地指挥机构，这种非正规做法可能破坏了指挥系统。长安也曾试图直接指挥作战，但它所获得的战时情报又往往陈旧过时。许多精锐部队被将军们留作自己的卫队。较差的兵士才被用于打头阵。自然，这些弱点并不稀奇，自安禄山之乱以后在政府军的讨伐战阵中是屡见不鲜的。宰相萧俛（820—821年在职）成了这些问题的政治上的替罪羊，因为他从宪宗朝的中期以来就被认为不赞成对方镇用兵。萧俛被指责说他诱使穆宗相信国家已是升平之世，因此再没有作长远计划以使国家底于大治。可是，这个问题确实很微妙。庞大的军队需要用赏赐来安抚，但又不得不削减它的规模和削弱它的影响，以免文官政制完全被它吃掉；与此同时，还要适当地防范方镇不满情绪的蔓延滋长，因为不仅东北方镇已有不满，而且东南方面也在822年后期有了小规模兵变的发生。不言而喻，仅仅罢免萧俛的相位还不能解决问题，没有多久指责就直接指向了皇帝本人。和德宗一样，穆宗据说也主张对方镇取“姑息”的态度，这就是暗示他缺乏刚毅果决的气质。
总的来说，穆宗并不被认为是受人敬畏之君，而受敬畏这一点正是唐代君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部分原因是由他的个性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