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3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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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这些花灯之所以新颖，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被固定在房屋和走廊的圆柱上，而不是悬挂起来。给人的印象是很壮观的。主要寝宫前的庭院光明如同白昼。
在此之前皇帝已在宫殿庭院的边上搭起帐篷，有些帐篷被用来存放在紫禁城中进行的战斗演习的火药。事故发生在1514年2月10日，也就是灯节的晚上。火药爆炸，烧着了居住区的所有宫殿和朝觐大殿。大火延续了整整一夜，几座寝宫完全焚毁。起火以后不久。皇帝就撤到他的新居。路上，他回头看着照亮了整个天空的火光，只是开玩笑地说，这是“好一棚大烟火也”。①这场火后大约八个月，他命令陕西的镇守太监购置按照他的详细说明而制造的162顶帐篷的帐篷宫殿。这些帐篷于1515年晚期送到北京。这些帐篷组成了一个宫殿区，有全套的大门、居住区、庭院、厨房、马厩和厕所，最初设置在紫禁城内，后来皇帝每次巡幸时也开始利用它们。尽管他这时宁愿住在帐篷里，几座宫殿仍然必须重建。1515年1月，工部上报，重建这几座宫殿将耗费100多万两银子。这将在五年中以一种普遍附加税的形式按一年20％的比率征收。当这个部请求皇帝从他私人的储备中借用这一总额的一半时，他拒绝了。1515年夏，从京师戍军和锦衣卫调了30000军队营建这项工程，工程最后于1521年完工，也就是在火灾七年之后。
皇帝这时完全不顾朝廷的礼仪；一切事情都是在他方便时去做。1515年1月，一个给事中抱怨，新年献祭太庙是在下午晚些时候举行的，祭天开始得很晚，以致皇帝的侍从半夜才回到北京。两种典礼都应该在黎明开始。2月，大学士杨一清抱怨皇帝很少视朝；如果视朝，是在下午晚些时候，而不是按惯例和礼仪在黎明开始。所有朝臣从清早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守候在午门外；紫禁城的入口好像一个市场；官员们在黑暗中散开时，一片混乱。
1515年7月大学士梁储（1451—1527年）报告，他和其余的大学士们在街上听说皇帝常常潜出皇城，并在北京的什么地方过夜。他希望知道这是否真实。1516年1月，另一个给事中庆贺皇帝，因为皇帝按时到达祭天，但这个官员同时指出，朝见是在傍晚举行，而且常常是在御宴时举行。同时，朝见时没有纪律；官员们在新年朝见后散开时，一个将军竟然在混乱的人群中被践踏而死，当时外国使臣都在观看。
就皇帝来说，他想尽可能少和他的官员们发生关系，对有关他的行为的抱怨充耳不闻。几乎所有帝国的事务这时都交付给了太监们。太监们从不怀疑皇帝的命令，或批评皇帝的行为，不管它们有什么缺点，而缺点是很多的。他们唯命是听。
喇嘛们的事例是典型的。这些来自西藏的术士僧侣由钱宁引见给皇帝，皇帝觉得他们很有魅力。1514年，一个御史批评他和喇嘛们交往，御史说，连其他的佛教徒也避免与他们来往。他建议派这些身着赭袍耳戴铜环的人去吓跑来自极西边境的妖精。皇帝并不觉得有趣；喇嘛们留下了。
1515年晚期，他决定派一个太监到西藏去请回这些喇嘛推荐的一个“活佛”。这个人实际上是噶玛派教派的一个领袖，他的保护人仁帮王于1498年占领了拉萨（西藏的主要宗教中心），同时他从幼年起就被当作奇迹的创造者而受到称赞。噶玛派僧侣和他们的同盟者这时正企图压制他们的主要对手，政治形势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活佛”不大可能离开西藏。
然而皇帝还是想见他。他指出前几朝曾经派太监去西藏；他说，这有先例。宫廷办事机构的太监刘永奉命负责这项任务，并被授予征发他在途中所需任何供应和勤务的权力。大学士梁储立即提出异议。向外地宗教领袖派遣使节，这是没有先例的。出使人员必经的四川多年遭受匪患，只在最近才安定下来。他担心不正当和不受控制的征发将引起当地的骚乱和可能的普遍暴动。他拒绝起草所需的命令。皇帝颁发了他自己的命令，太监刘永动身走了。
梁储是正确的。刘沿长江一路征用了几百艘船，并征发几千人拖曳他的船队通过上游峡谷的险滩。到他抵达四川省城成都的时候，他的随行人员单是食品每天就需要100石米和100两银子。他为这次出使购买礼物而在四川逗留了一年，最后动身时带了上千骑兵的护卫部队。这次出使以灾难收场。当“活佛”拒绝离开西藏时，明的护卫部队试图胁迫他。这个喇嘛的保护人对明营发动了出其不意的袭击，抢了所有礼物和贵重物品，并在这一过程中杀死和打伤了一半以上的护卫者。太监张永为保命而逃走了。当他几年以后终于到达成都时，皇帝已经死了。
1515年，这时二十三四岁的皇帝对在北京生活已经感到厌烦，同时被朝廷官员们连续不断的批评所激怒。1516年早期，他开始考虑离开北京，到西北大约90英里的宣府定居。这个主意最初由江彬提出，他想把皇帝和他的主要对手钱宁隔开。江彬告诉皇帝，那里有比北京多得多的乐师和标致女人。而且，他在那里能够看到真实的边境的小规模战斗，比起皇城中的模拟战要让人激动得多。1516年4月，负责京师地区的御史报告，他曾经听到有关皇帝在宣府的行宫的传闻。刚过一年，皇帝便第一次到那里巡幸。
①　顾炎武：《宦官》和《禁自宫》，载黄汝成编：《日知录集释》＇292＇（1872年；《国学基本丛书》，17—18转载，上海，1935年），9。
皇帝的巡幸
皇帝从短途游览开始他的巡幸。1517年1月他通知朝廷，他想在祭天以后在北京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里打猎。大学士们表示异议。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过。要是他碰上什么麻烦的事该怎么办？2月3日，这次祭祀以后不久，他让朝廷官员们陪伴他到北京以南的皇家庭园，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候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们被打发走，并被告知在北京的城门等候皇帝的銮驾。皇帝半夜前后到达，并接受朝见。第二天，他把猎获物分赐挑选出来的朝廷官员们。几天以后，他再次在这个皇家庭园里打猎。当不再有异议提出时，他开始计划一次远一些的巡幸。
1517年夏，他作了到宣府镇城（今宣化）的第一次尝试。1517年8月17日，他化装离开北京往北边大约20英里的昌平城。第二天，大学士们（他们已经听说他在北京的街上启程，这样的新闻在那里传播很快）在路上赶上他，请求他返回。他拒绝了。五天以后，他抵达北京以北约30英里的居庸关。负责居庸关的御史下令锁上南门，然后带走了钥匙。
御史拒绝开关。当皇帝下令负责居庸关的太监开关时，御史威胁要把太监当场斩首，如果他试图打开关门。御史然后进呈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一定有什么人伪造了一道诏令；只有接到用了皇后和皇太后印玺的命令，他才会打开关门。同时，他威胁要杀死皇帝的一个使者。皇帝不能到达关外，决定返回北京。
1517年9月8日，他再次微服离开北京，赶到居庸关。这次他成功了。他在四天内到达，在一个农民家里过夜，并在主管御史不在时，于9月13日赶快通过。他留下他的一个亲信，太监谷大用，执行不许朝廷官员们出关的明确的命令。9月16日，他到达宣府，住进他的新宫。他在行动中完全不自检束。为了自己在晚上消遣，他可能闯进有钱人家，抢夺妇女以充后宫。1517年10月，他开始自称军事指挥官和将军，把他的宣府住所叫作军事指挥部。他的命令和征用文书都用将军印章，他不愿用他的皇帝的印玺和尊号。
大学士们表示反对。他们怎么能够知道这样的命令实际上是皇帝颁发的？他们请求他用御玺。他不顾这些请求，反而命令户部从它的库中调拨100万两银子到他的宣府宫中。大学士梁储反对。他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得到这笔钱。户部现有银子只有200000两，而太仓金库只有150000两储备。户部尚书在多次反对以后，最后同意送去要求金额的半数。皇帝觉得他的官员们表现出来的这种态度是难以忍受的。怀疑他的命令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1518年1月，他实际上把在北京的朝臣监禁了起来。主管城门的官员被告知：朝廷官员们不得离开这座城。
在这期间，1517年10月他看到了他来边地所要看的事情。10月15日，他在宣府西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小要塞里。几天以前，蒙古的一支大突击部队在巴图蒙克的率领下已经穿越边界。他最初听说这次入侵时，便把它看作施展他的军事才能的一个机会，并开始为一次大战作准备。每支戍军的兵力增强了，并为一次战役而任命了指挥官。
这次侵袭于10月16日开始。第二天有几次小接触，但蒙古人在每次遭受伤亡之后都撤退了。10月18日，在大同以南大约40英里的一个戍军驻防城市应州附近，一场大战开始了。10月19日，皇帝带着增援部队赶到。10月20日，他指挥了这次战斗，战斗持续了一整天。黄昏时刻，蒙古人撤退了。皇帝命令他的部队追击他们到边界，只是由于一场猛烈的尘暴而不可能进一步追击，才结束了这次战役。尽管在这次战斗中他几乎被俘，他却把它看作一次胜利。这实际上是16世纪明军唯一一次赶走蒙古一支大突击部队，而皇帝亲临战场无疑影响了这个结局。
1517年11月，他回到他的宣府宫。他派一个太监通知朝廷，由于边境局势不稳定，他将不能按时回北京举行祭天大典。大学士们反对，理由是以前从没有这样的事。他们试图去朝见他，但在居庸关被赶了回来。最后，由于他自己的原因，他决定返回。他在他离开刚过五个月之后，于1518年2月15日抵达北京。
朝廷官员们奉命在北京西北城门以外等候他。他们在暴风雪中等了一整天。他于黄昏将尽的时候到达，戎装跨马，带着一队骑兵护卫。在接受了他的官员们的致敬（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在泥中下跪）以后，他下马并向一顶帐篷走去，大学士们在那里给他献上酒和果品。他告诉他们，他真的亲手杀了一个蒙古人，然后离开，到他个人的宫里去。在朝廷官员们回到北京以前，已经过了午夜。
三天以后他主持了祭天大典，在这以后他到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在京师住了不到20天，1518年3月又离开北京到他的宣府宫。他于3月22日返回，只是因为他的祖母王皇后在三天前去世，他想看看为她下葬所作的安排。5月他又离开去视察皇陵，然后继续往东视察密云（北京东北约40英里）和喜峰口的戍军，在喜峰口他召见了几个东蒙古人的首领。他返回京师参加王皇后的葬礼。她的灵柩于7月22日离京，他骑马跟随在后；他在墓地附近的一顶帐篷喝酒，度过了下葬前的夜晚。
1518年8月7日，他命令大学士们起草一份奇怪的诏书。他告诉他们，边境军纪松弛，将派某个将军朱寿所统率的一支作战部队视察边境，他们应该起草所需的诏书。这个将军不是别人，就是这位皇帝。他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朱是这个皇帝的姓，寿字的意思是活得长，因此是，活得长的姓朱的人。在他这一朝的余下时间里，他继续假装，说这个将军是某一个人，而不是皇帝。作为皇帝，他也命令兵部授予这位将军一个崇高的爵位，因为他在抵御巴图蒙克的战役中立下了功勋。大学士们被激怒了，但是无法阻拦他。1518年10月，朱寿被正式授予公爵，每年的俸禄是5000石米。
9月，他返回他的宣府宫（他开始把这里叫作他的“家”），准备巡幸西北边境。9月晚期他动身前往大同防地，然后向西南前进，经过偏头关到紧靠蒙古疆域的榆林防地。他这时离北京差不多有400英里。大学士们不再知道，是否就是他批阅送到他的指挥部的朝廷文书，或者谁发布将军朱寿的命令。是皇帝还是他的副手江彬在发号施令？
从1518年11月到1519年1月，他留在榆林，拒绝返回北京过冬至，也就是拒绝为献祭上天而挑选牲畜。命令是从他的指挥部以军令的形式发布。他不肯利用内阁或宫廷办事机构。1519年1月13日，他离开榆林，到山西省首府太原去访问晋王。他这次访问有一个特殊的原因。1518年10月他在偏头关停留时，见到一个歌女，他很喜欢。她被带来和他一起喝酒和唱歌，他发觉自己被她迷住了。他弄清她是晋王府的一个乐工的眷属。当他回北京途中路过太原时，他召见她，并留下她和他在一起。她成了他心爱的伴侣，其后他和她一起消磨了他的大部分时间。江彬和皇帝的其他亲信对她十分敬重，把她叫作“刘娘娘”（通常专用于皇后的一种称呼），因为他们知道皇帝现在听她的话。
应当在1519年2月11日举行的祭天典礼，在皇帝返回北京的路上的时候，不得不展期一个多月。这次他带着骑兵护卫队骑马到祭坛，身着戎装举行仪式，接着到京师以南的南海子皇家庭园去打猎。他回来后不到20天就命令朝廷官员们开始为巡幸南直隶和山东作准备。他想去看看帝国的南都南京。大学士们不赞成；礼部尚书反对；给谏们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不顾这一切，仍然计划在4月18日离开。
4月13日，官员们开始呈递以各种理由反对他巡幸的奏章。这种情况延续了几天，到这时已有100多官员请求他放弃这个想法。但是他不想被迫停止。4月18日他让锦衣卫逮捕了为首的进谏者，又命令卷入的100多名官员在午门前从早到晚跪五天。两天以后，其余的官员仍然继续抗议。他们立即被捕，并被迫加入午门前的行列。4月23日，他下令公开杖责所有反对过他的官员。
然而抗议仍在继续。更多的官员被捕和受到杖责；到1519年6月，至少有12名官员因伤致死。有个官员当着他幼小儿子的面被打死。连皇帝也被打动了。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他决定推迟巡幸。
朝廷官员们这次反对巡幸，不是根据典章，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次巡幸是把皇帝扣留在江西宁王府或在途中暗杀他的阴谋的一部分。官员们几年来竭力告发宁王的谋反活动，但是他们的告发不知何故从未打动皇帝，或者至少从未使他相信。然而他们的担忧是有根据的；1519年7月，宁王反叛了。
宁王的叛乱
宁王朱宸濠从正德统治时期的初年起就对皇位怀有野心，尽管最初他想靠奸诈而不是靠武力得到它。宁王是这个朝代创建者的第17子的远代子孙。第一代宁王，因为他以优秀的野战指挥官而闻名，得到了大宁的封地，这是北京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个军事上的重要前哨基地。但是在1399—1402年的内战中，他被这场冲突的胜利者永乐皇帝迁移到了北京，永乐皇帝怀疑这位亲王对他的事业的忠诚。他原来的封地赐给了三个蒙古王（兀良哈部族的首领们），他稍后又被重新安置在江西省。天顺统治时期，（1457—1464年）在位的宁王牵连进一桩谋反案以后，被褫夺了维持一支卫队的权利，而且后来再也没有恢复。
朱宸濠不是一个军人。据传他有几分文学才能，也以文艺爱好者和追求享乐的人而闻名。但是，他奸诈而有野心。他逐步拟定了策略；直到最后，他依靠的是诡计和阴谋，而不是军事力量。然而他很需要某种军事支持，所以他首先努力设法恢复他的王府卫队。1507年夏，他派了他府里的一个太监带着给刘瑾的巨额私礼到北京。太监转送了礼物，转达了宁王的要求。宁王希望有卫队，并有维持给他恢复了的卫队的收入。刘瑾同意了。尽管兵部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