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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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六城地区土著居民的态度感到忧虑，在1834年甚至撤销原议，命令汉人居民点解散。但于明年在汉人移民尚未迁徙之前，政府又一次取消它的决定，恢复移民。
从1834年起，北京鼓励穷人从中国本部向新疆迁移，特别是移到六城地区。汉族移民的核心开始形成。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仅叶尔羌就有二百名定居的汉族商人，还有许多其他时来时去的人。那里有一个东干商人团体和一些汉人工匠。汉语现　在和突厥语同样“通行无阻”。①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35年）
浩罕努力要继续控制新疆的对外贸易，这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汗国已经基本控制了从塔什干和突厥斯坦城市进入新疆北部的草原商队的贸易，以及所有通过它自己领土的商务活动。仍在浩罕控制之外的有准噶尔人同俄罗斯帝国的交易，有从巴达赫尚到色勒库尔的商队贸易以及从拉达克到叶尔羌的商队贸易。“由于中国政府的猜忌”，浩罕“不能”通过清朝领土与印度“直接来往”。对于浩罕商人们来说，“通过西藏（拉达克）”去印度的道路是“被禁止的。”②1833年，浩罕派了一名使节（额尔沁）“照料”贸易，并要求它有权在叶尔羌和其他城市任命自己的政治和商务代办，授权他们向所有来到六城地区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征收关税。这等于要求垄断贸易，所以北京不愿意答应。清帝以只恢复成例这一不成理由的理由同意在叶尔羌和其他地方设立浩罕的商务代办（商头），但不准浩罕向其他国家的商人征税。
在清朝的记载中，甚至使节本人也承认这个要求是愚蠢的。③但是浩罕的军事扩张立刻促使北京采取一种较为和缓的方针。一支五百余名柯勒克孜人的浩罕军队侵入色勒库尔地区；一名浩罕使节谒见伊犁将军要求清朝把所有哈萨克人赶出卡伦，以便浩罕能向他们征税；浩罕同时明确声明它正在向帕米尔柯勒克　孜人征税。①这些柯勒克孜人的地位从来没有明确规定过，但是他们和哈萨克人——其中某些人同时承认浩罕、俄国和清朝的权威——一起至少是被当作藩属的。
浩罕要求驱逐哈萨克人一事，是对王朝在新疆统治他们的权力的公开挑战。伊犁将军拒绝将他们赶出卡伦之外以免使之落入浩罕税收官之手。诚然，在清朝看来卡伦全然不是国境线，只不过是一条深入新疆边境之内一百余英里的军事防线。由于浩罕未能就范，北京就援引它不干涉尼泊尔内政的先例（1814—1816年），完全否认它对卡伦之外浩罕哈萨克关系负有责任，并且警告说，它将不为那些逃避浩罕赋税而进入卡伦之内的哈萨克人提供保护。对于那些在1832年和外国商人同样得以豁免进口税的柯勒克孜人，清政府也同样对待。政府不打算保护柯勒克孜人使之不被帕米尔的浩罕所吞并，而1835年的中国浩罕协定将立即给予浩罕向清朝国土上的柯勒克孜商人征税的权力，从而使浩罕汗处于“对柯勒克孜人负责”的地位，还使他必然“将柯勒克孜人置于隶属的地位”。②色勒库尔虽在卡伦之外，却是叶尔羌地区的一部分，而且是和印度、阿富汗斯坦进行贸易的主要中心，浩罕通过占领色勒库尔用军事压力来支持它提出的向六城地区外国商业征税的要求。当浩罕军队进入色勒库尔时，浩罕的使节已经出现在叶尔羌；因此谈判立即重新开始了。几个月以后，在1834年的夏天，浩罕从色勒库尔撒退了。然而，浩罕这时向北京派了一位名叫爱连巴　依的使臣（他后来被称为爱连拍迪沙），重新提出汗国的要求，即在喀什噶尔派驻享有领事权和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商征税权力的代表。清朝的官方报道没有提到任何要求，也没有提到政府的最后的妥协。所有清朝的资料都说爱连巴依使团的前来是为了感谢清帝豁免浩罕贸易的关税的，又说它释放了若干战俘回国，并在京师呈献贡物和上了奏折。北京命令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加强防御工事，但是浩罕在帕米尔的力量不断增加。汗国的军队在同一年占领了喀尔提锦。
按照清朝的记载，爱连巴依的第一个要求是浩罕应和那些有权每年入贡的六城地区的伯克们一样，按照同样的条件，一年一贡。其他被提到的要求是赔偿、释放战俘回国和某些优惠条件。浩罕还要求清政府对六城地区外国商业豁免关税的范围扩大到包括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商人在内。浩罕使节主要和理藩院打交道，但是也到以前帝国在六城地区的钦差大臣长龄家中去看望。长龄拒绝了爱连巴依的礼物，只接受了一些葡萄，皇帝提醒他：“人臣义无外交。”①在回答爱连巴依的请求时，清帝同意让浩罕每年派遣商队从喀什噶尔经过两个月的旅程②来北京进贡。其他要求则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加以处理，但爱连巴依被告知：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在叶尔羌的贸易不关浩罕的事情。③使节在1835年回国。清朝的资料没有叙述爱连巴依在离开之前已将1832年的谅解变成　与清帝的直接协定，并加以扩大，迫使清帝承认浩罕派遣使节到北京来的真正的目标，即：（1）浩罕有权在喀什噶尔派驻一名政治代表（即阿克沙哈勒），并在乌什土鲁番、阿克苏、英吉沙尔、叶尔羌与和阗派驻商务代办（也称阿克沙哈勒），他们受喀什噶尔代表的管辖。
（2）这些阿克沙哈勒应有领事权力，对来到六城地区的外国人有行使司法和治安权限。
（3）阿克沙哈勒有权对外国人运入六城地区的全部货物征收关税。50000443＿0420＿0①一份浩罕的资料甚至主张要求更大的特权：“隶属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和乌什土鲁番的商人们的扎卡特税（天课）、察台〔蒙兀儿草原〕的赋税、伊犁地区的赋税、莫卧里亚〔准噶尔？〕一直远至希齐札尔地区的赋税……都在穆罕默德阿里汗的权力控制之下”。②清当局在六城地区对浩罕的这种让步不包括克什米尔人（这个概念包括巴尔提人）、巴达赫尚人和那些在叶尔羌贸易的布哈拉人。这些人归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管辖，不属于浩罕阿克沙哈勒的权力范围。③清《实录》没有提及这些情况。事实上，清朝记载中唯一提示爱连巴依为之进行谈判的要点的史料是叶尔羌参赞大臣的一件复奏，其中说，从1832年起，克什米尔人和巴达赫尚人一直与　浩罕人享有同样免税的权利，因此爱连巴依的要求“实属贪诈”。除了把它归之于贪婪成性之外，关于浩罕不仅在清朝领土上征收关税，而且要求把克什米尔和巴达赫尚的商人归入汗国的阿克沙哈勒能向他们征税的外国人之中，这件事在《实录》中并没有线索可寻。①这是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为以后西方与北京之间的不平等条约铺平了道路。清帝此时已经给予了全部治外法权，就象他不久就要在沿海给予贸易飞地以治外法权，和达赖喇嘛政府将在1856年对待西藏的尼泊尔那样。只有这样说才恰当：在中国穆斯林边境上第一次正式承认了治外法权，因为商人自治在穆斯林中间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在宋代，福建刺桐（泉州）的阿拉伯商人归他们的头人管辖。欧洲贸易列强之所以要在亚洲要求治外法权，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到从君士坦丁堡奥斯曼政府那里获得治外法权条款的鼓舞。在十六世纪的卡利卡特，土耳其商人便有自己的头人，甚至连当地的商人也都有他们自己的头人，如同从开罗和红海来的商人那样。在卡利卡特又有一名高居于全部外国商人之上的头人，他实际上管理和惩罚他们，不受政府法律的干涉。远在十七、十八世纪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航运业统治马六甲以及亚洲最南部和东南亚诸港口以前，这些地方也盛行同样的情况。②即使在六城地区，清帝对爱连巴依的让步也许不过是对已成惯例的事态的一种官方认可而已。这样做就简化了有关北京对外贸易的行政和政治问题。
从中华帝国的观点看来，天子对普天之下拥有最高权力，所以治外法权丝毫没有损害清帝的主权。同样地，浩罕在清帝国境　内对其他外国人实行管辖，或是汗国有权向非浩罕人征税，这也无损于清帝的主权，尽管这后两种让与（它们是清朝体制能够容忍到什么程度的有趣标志）在政治上是不可取的。浩罕取得的让与权并不比俄国人已在恰克图享受了一个多世纪的那些权利更大一些，浩罕并不坚持要求民族平等的原则。
中国与浩罕的1835年协定为六城地区的外国人贸易树立了新的样式。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们从浩罕统治者那里“承包”他们辖区的岁入，他们享有对汗国臣民的完全管辖权，并用有利于穆斯林的新税率来取代旧关税，但进口斯兰法典规定的税率），从非穆斯林（“基督教徒”）那里征收5％。从六城地区向浩罕出口是免税的。①柯勒克孜人象外国人一样，在叶尔羌，清朝任命了其他两个阿克沙哈勒，一个代表巴达赫尚的统治者，另一个代表克什米尔。巴达赫尚的阿克沙哈勒事实上按照承包赋税的条件从巴达赫尚政府那里得到他的职位，就象他的同事从浩罕得到职位那样。在扎巴德（巴达赫尚的首都）的商人们一年一度带商队来到叶尔羌，在那里他们用奴隶、宝石换取银锭（元宝）以及茶叶。有些布哈拉人和其他民族也在叶尔羌冒充巴达赫尚人，于是便受他管辖并向他纳税。
克什米尔的阿克沙哈勒对于经过拉达克而来的商人有审判权和征税权，他完全是清朝当局加封的，只在名义上代表克什米尔　政府（臣属于旁遮普的锡克王国）。实际上，他并不为克什米尔或拉达克政府征税。清当局选择了一个叫喀西姆阿里和卓的人担任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他是一个在叶尔羌建立了长期商务联系的阿姆利则商号的代理人。和克什米尔的贸易（首先去列城，然后到印度、旁遮普、巴尔提斯坦或克什米尔）是由马帮运输的，主要包括来自中国本部的银子、小量金子、上好茶叶、丝、钢铁和药材，以及从新疆或是经由新疆从俄国或西部中亚来的羊毛披巾、羔羊毛毡、丝、驼绒羽纱、羊皮、马匹、绿松石、冰糖、皮靴、皮革、锦缎、天鹅绒、细平布、大麻汁和烟草。这些东西主要用来交换披巾、绣花制品、漂白布匹、鸦片和皮革。除由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阿克沙哈勒管辖的以外，其他所有外国商人都归浩罕阿克沙哈勒治理。
清朝官员继续称呼浩罕的阿克沙哈勒为“安集延商务监督（胡岱达）”，将所有在六城地区的外国商人——巴达赫尚人和克什米尔人除外——称为安集延人，以此来贬低对浩罕所作的让与权，从而想给人们以没有任何变化的印象。但是，侨居的安集延商人立刻达到数千人，喀什噶尔于是便和浩罕之间通过马匹、骡子和骆驼增加了贸易，输入布匹、鸦片和其他东西，输出纯银、磁器、箱茶和砖茶。在对外贸易中，清朝的臣民（其中多数大概是东突厥斯坦人）仍然遵从以前的进口税率，即牲畜纳5％，丝和毛皮纳10％，其他货物纳5％。因此这个协定进一步不利于本地的进口商，六城地区的关税衰落到实际上没有岁入的地步。①由于清朝在1832年已经停止了向外国商人征收关税，政府　以为这就解除了为在清朝境内的商路提供安全保证的责任。叶尔羌当局将他们的管辖区域收缩到以卡伦线为限（这远在帝国境界之内），而将商路的安全推给浩罕、巴达赫尚和克什米尔的统治者。“被错误地称为柯勒克孜人”的乾竺特、什克南以及瓦罕的强盗们越入清境，开始出没于喀喇昆仑山脉和叶尔羌河之间的地区，掠夺商队，“绑架并贩卖男人、妇女和儿童，用暴力劫取畜群”。甚至商人也变成了他们的牺牲品，强盗们将他们带到巴达赫尚和西部中亚，卖作奴隶。作为对清朝终止治安力量的反应，浩罕和巴达赫尚政府对沿路他们自己的商队提供保护，但无论是锡克人或是拉达克人，都没有为列城叶尔羌路线的清朝部分提供任何安全保护措施。①虽然喀喇昆仑以东的盗匪活动远在南边，对于浩罕喀什噶尔贸易活动并无多大影响，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汗仍乘机侵犯清朝在色勒库尔的领土，将浩罕的势力扩展到帕米尔。在张格尔圣战失败后不久，色勒库尔的阿奇木伯克已经请求新疆驻军前来帮助抵抗由巴达赫尚、什克南、瓦罕和乾竺特政府屡次发动的奴役和掠夺的远征。“突厥中国的中国政府”（英属印度对新疆当局的一种称呼）没有采取行动，而且，在沿贸易路线的清朝治安力量中止以后，乾竺特、什克南和瓦罕的匪徒袭击使得色勒库尔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难以生活下去。色勒库尔要求浩罕保护，结果穆罕默德阿里侵入色勒库尔，劝诱塔哈尔满和瓦塔哈伊夫河流域的塔吉克人和大多数帕米尔草原的柯勒克孜人迁移到浩罕境内去。剩下的柯勒克孜人搬到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盆地。因此，色勒库尔的大部分实际上变得渺无人烟了。
当1834年浩罕人从色勒库尔撤走和中国浩罕协定缔结之后，新疆当局重申他们在那里的管辖权，但在1835年和1836年浩罕军队再次侵入色勒库尔，带有大炮和两千名兵士。汗重新提出他有权向六城地区所有外国人征税的要求，并试图在色勒库尔向来往于巴达赫尚和叶尔羌之间商路上的客商征收关税。色勒库尔采取武装抵抗，北京命令六城地区当局警告浩罕说：皇上可能愤然再次断绝贸易。但是将它的霸权扩展到帕米尔的浩罕，占领了色勒库尔地区的“回庄十四处”的一半以上，并派遣武装分队进入达尔瓦斯、什克南、乾竺特和瓦罕。浩罕武装继续袭击各处，但终于遭到奕山（他是皇帝的侄子，当时在六城地区协助政务）坚决领导下发起的反击。
此后，新疆当局试图把清朝对色勒库尔的义务降到最低限度。色勒库尔的首领事实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君主”，但由于他没有自己的军队，结果是通过与乾竺特和什克南的统治者联姻的办法来解除盗匪的袭击。由于巴达赫尚对叶尔羌的贸易要经过色勒库尔，所以巴达赫尚的统治者也沿着色勒库尔道路给予某些援助；他是完全能够这样做的，因为什克南和瓦罕是他的属地。色勒库尔的首领“吞并了叶尔羌的皮尔河、良戛尔河、听杂阿布尔河和巴巴扎河诸流域”。①与此同时，浩罕允予防止将来对清朝边境的侵犯。很可能，内部问题或布哈拉侵略的威胁迫使它搁置在色勒库尔向外国人征税的要求。但也可能是浩罕害怕把清朝逼得太甚，反而丧失了1831—1835年得到的利益。确实，汗国的恭顺立即受到考验，　因为鸦片输入新疆的数量激增，并且经过哈密及嘉峪关进入了中国本部。1839年，北京提出的禁毒措施也扩展到新疆。在乌鲁木齐，当局逮捕了有关的商人和消费者。在六城地区，清朝立即没收了克什米尔、巴达赫尚和印度（音底）商人的六万两鸦片。大多数鸦片是克什米尔人输入到叶尔羌的。例如，1840年，当局仅从一个叫卡里姆·阿里的克什米尔人那里就没收了九万七千九百两。但是，鸦片也经过浩罕运至喀什噶尔，大约也在此时，当局从喀什噶尔的外国商人手中没收了二千二百六十两，从和阗的安集延商人手中没收了五百四十两以上。浩罕的阿克沙哈勒对于此事是不会愉快的，但是汗国并未以中断和好相威胁。①清朝政府相信它的浩罕政策是成功的，甚至浩罕似乎也理解，“万一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