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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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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李鸿章的外交有它的局限性：他不懂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迷信个人说服本领；想依靠那套陈旧的以夷制夷政策。当俄国没有出面替中国斡旋时，李鸿章便转向英、美求助，但是它们谁也不能有效地遏制日本。
① 全海宗：《清代和朝鲜的藩属关系》，载《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第90—111页。
① 如要研究改变中的中国方面的立场，可参见芮玛丽：《清代外交的适应性：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经过》，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381页。
② 此人即森有礼。
① 因为如果将这项声明载入条约，美国参议院就会拒绝批准该约。
②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卷入朝鲜问题的情况，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6页。
② “高升号”是中国当局租用的一艘英国轮船。它被击沉之事曾激起英国国内某些愤慨，由于日本允诺负责赔偿该轮，并保证英方在华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见L。K。杨前引著作，第16页。
① 李鸿章的策略具见于马关和谈的会谈记录中。参见《马关议和宗旨谈话录》，载程演生：《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第5册。
② 李守孔：《中国近代史》，第464—465页。
① 在1895年4月30日的请愿书中，签名的人数有1200—1300人。
② 即刘铭传。
“瓜分中国”的危险
三国干涉
1895年4月23日，俄、法、德三国联合照会东京提出警告说，日本占有辽东半岛将直接威胁北京的安全，使朝鲜的独立成为欺人之谈，并且还威胁着整个远东的和平。俄国对日本登上亚洲大陆存有戒心，它自己也在觊觎大连和旅顺这两个不冻港，所以就鼓动了这次干涉。俄国的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强调指出，“当务之急是制止日本渗入中国心脏和在辽东半岛取得立足点”。①因此，俄国决定要使辽东半岛保持“战前原状”，并决定采取任何必要的行动——包括轰击日方港口——以求取得日本同意。参加俄国这一行动的有它在俄法同盟中的盟友法国，还有很愿俄国继续忙于东方事务以期减缓它对欧洲的压力的德国。为了使这项劝告更为有力，俄国召回了它驻在中国和日本港口内的舰只，宣布海参崴为战争地带，并在该地集结军队。英国执行不介入的政策，主要是因为辽东地区与英国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而且英国首相罗斯贝利害怕对日本用兵。①早在和约签订以前，伊藤和陆奥宗光就已认为欧洲可能干涉，并且力主日本应克制对大陆的领土要求。然而日本的军界却坚持割地是战争胜利的主要标志。这时，日本在三国干涉面前有三种选择：（一）拒绝警告，不惜一战；（二）就辽东问题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三）接受三国提出的主张。1895年4月24日，御前会议赞成第二项行动方案，但是外相陆奥宗光反对，因为他耽心西方列强可能乘开会之机改动和约的其他条款。最后，日本政府决定由中国付银五千万两赎回辽东。列强将赎款减为三千万两，于是李鸿章便与日本驻中国公使林董于1895年11月4日签订了正式的赎辽协定。
俄国人由于进行这次干涉，并且应允在还债第一年借银一亿两给中国偿付对日赔款，因而赢得了中国人的感激。当时清政府的岁入为八千九百万两，在此情况下它几乎不能偿付这样一笔巨额赔款。1895年，北京向俄法银行财团借款四亿法郎，利息为四厘。随后于1896和1898年，又向德英银行总会借款两次，每次一千六百万英镑，利息分别为五厘和四厘五。
中俄秘密结盟
由于俄国表现的友谊给人留下了好感，中国的高级官员们纷纷赞成联俄，以保证将来不致受日本和西方国家的侵略。在1874年的争论和1878—1881年的伊犁危机中已表现出亲俄倾向的李鸿章，对英国在中日战争中没有帮助中国颇感失望。此事促使他把联俄看成未来中国外交的主要原则。结果，慈禧太后也同意联俄方针。
就俄国来说，维特伯爵希望清政府同意俄国取道满洲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到海参崴，所以他是欢迎中俄结盟的。这条取道满洲的线路可以使铁路缩短三百五十英里，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和金饯，还可以促进维特提出的向中国和平渗透的政策。维特遭到外交部亚洲司以及阿穆尔省省长的反对，反对者觉得这一计划会引起其他列强的反对，同时可能加速对中国的瓜分。可是，维特因有沙皇的支持，便指令驻中国公使喀西尼向李鸿章解释，说这条大铁路将便于调动俄国军队以保卫中国。虽然进行了几次讨论，但是双方并未形成正式条约，尽管英国的《字林西报》曾作过“喀西尼协定”的报道。
有关铁路修筑权以及中俄结盟的谈判终于在1896年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之际实现了。原先一名中级官员奉命参加加冕典礼，可是喀西尼私下表示不满，认为换一位与李鸿章品级相当的人赴此盛典似更为合适。据说沙皇曾给慈禧太后发电，表示宁愿中国派李鸿章前往。这位已经失宠的七十四虚岁的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一等钦差大臣首次出使西方，去参加俄皇的加冕典礼和历访英、法、德、美各国的统治者。维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就此事写道：“……我希望在他到达俄国以前，劝阻他访问其他欧洲国家，因为我很清楚，李鸿章在欧洲必然会成为欧洲政治家们施展种种阴谋的对象”。①因此，沙皇派遣了他的亲信大臣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苏伊士“邀截”李鸿章，并将他护送至敖得萨。
在圣彼得堡期间，维特竭力使李鸿章相信，为了在紧急情况时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俄国需要有一条从欧俄部分直达海参崴的最短的铁路线。这条铁路线由于横贯蒙古和满洲北部，可以提高它所通过的土地的生产能力，也不会遭到日本反对，因为它能把日本和欧洲连接起来。李鸿章暗自欣赏这个计划，他向北京奏报说，该计划可阻止英国和日本日后的扩张，所以对中俄双方都有利。维特和李鸿章就下列三项原则达成了一致意见：（一）中国允许俄国自赤塔修筑一条铁路到达海参崴，铁路可交由一商办的中东铁路局管理。
（二）中国划出一片土地足够供铁路建筑房屋和管理之用，路局在该地区内拥有全权，包括设置警察权。满三十六年后中国可用七亿卢布赎回该铁路；如满八十年则可无偿地交还中国。
（三）日本如进攻中国、朝鲜或俄国在远东的土地，中、俄两国应互相援助。
据传说，李鸿章曾从俄国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至少第一笔报酬似已付清。维特否认有此事，不过即使此事属实，这笔贿赂在李鸿章思想中也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他来到俄国的明确目的就是要缔结一项密约。李鸿章热衷于以夷制夷的政策——这一次是利用俄国对付日本；他自鸣得意地宣称，该条约将使中国二十年无事。但是，和平维持不到两年。
割地狂潮
在三国干涉以后，德国要求在中国取得一处海军基地作为酬劳，它列举了所有其它列强都在东亚拥有基地的事实，如英国之在香港，法国之在东京，俄国之在海参崴等。中国拒绝了这个要求。但在1897年德皇访问俄国时，他得到沙皇含糊其词的诺言，即让德国占领山东省的胶州。德国人随后便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害（在1897年11月）为理由占领了胶州，迫使中国当局签订一项为期九十九年的租借条约，并取得了在山东境内建造两条铁路的特权。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受此事鼓舞，争取到沙皇对占领旅顺口和大连计划的支持（维特对此举持异议，但被驳回）。1897年12月，俄国借口保护中国不受德国的侵略，将这两个港口强行占领，又在次年3月迫使中国租出旅顺和大连（为期二十五年），同时强迫中国让它从中东铁路修建一条南满铁路抵达这两个港口，然后向西通至营口，向东通至鸭绿江。维特事后承认曾付给中国方面的谈判人李鸿章和张荫桓一笔酬金，以酬谢他们与俄国人的勾结。这时俄国人占了辽东半岛，而这是三年前中国花了三千万两库银从日本赎回来的！
割地的狂潮这时正式开始了。英方租借了威海卫，为期二十五年；租借了展拓的香港新界，为期九十九年；①还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②日本则得到了不将福建省让与其他国家的同样保证。法国以九十九年为期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了它的势力范围。只有意大利的要求被拒，没有得到租借地；至于美国，当时正因对西班牙战争和菲律宾革命而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未能采取任何行动。瓜分中国的危险加速了国内的戊戌变法运动（这本身是一个大题目，参见第五章），同时也导致美国宣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
虽然英国声称它在中国有特殊利益范围，但它还想提出在其他列强享有特殊势力的地方进行贸易的门户开放政策。由于英国是割地狂潮的参与者之一，不便单独提出这一想法，于是转而请求美国支持，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是历史“清白”的唯一大国。先在1898年，然后又在1899年，英国驻华盛顿公使提请美国国务院联合发起一个在中国实现商业机会均等的运动。但是，美国人直到结束对西战争和兼并菲律宾后才对此事感到兴趣。当时，中国海关的一位英籍税务司贺璧理使他的美国朋友柔克义相信这个主意是明智的。美国前驻华公使柔克义是国务卿海约翰的远东事务顾问。海约翰于1899年9月将柔克义起草的照会送交英、德、俄、法、意和日本，提出了在中国实行商业机会均等的主张。它包括三个要点，总而言之是要维护条约制度，其内容有如下述：（一）一国在其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内，不得干涉任何通商口岸或任何其它国家的既得利益。
（二）一国在其势力范围内不得在港口税或铁路运费等方面歧视他国国民。
（三）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仅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并依照中国协定税则办理。
对于这个照会，没有一个国家明确表态，每个国家都观望着其它国家的态度，可是海约翰仍然于1900年3月20日宣称，各国都已“断然而明确地”同意了照会的内容。只有日本对这项声明提出了异议。当义和团起事时期“门户开放”原则似乎受到威胁时，美国在1900年7月3日发送了第二次照会，补充了包括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行政权力完整的条款。这完全是一项表态的声明，并不要求其它国家作出响应。
“门户开放”只是关于一些原则的宣言，不是美国政府的正式政策；美国政府既不打算、也没有力量强制推行它。可是在宣布了这项政策之后，瓜分中国的趋势确实缓和了下来，这倒不是因为列强响应了美国的呼吁，而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害怕他们之间会造成对抗和冲突。由此而形成的均势挽救了清帝国，使它免遭立即覆亡的命运。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亚莫林斯基翻译并编辑的英文译本，第83页。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的对华政策》，第17—18页。
① 维特：《维特伯爵回忆录》，第87页。
① L。K。杨：《1895—1902年英国对华政策》，第70—71页。在作出决定以前，内阁曾举行五次长会进行讨论。
② L。K。杨：《1895—1902年英国对华政策》，第91页。英国只愿承认它在中国有利益范围，不承认有势力范围。
义和团起义
在百日维新的最后时期（参看第五章），发生了1898年9月的宫廷政变，它一举削弱了汉人激进派和稳健派，恢复了反动的满人政权。荣禄和裕禄及启秀等其他保守派都进入军机处，大学士刚毅日益得到太后宠信。这些人主张搞强硬政策，太后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决定不再向外国列强让步。1899年2月当意大利人要求割让福建省的三门湾时，太后命令拒绝这一要求；当10月份意大利人改变原意时，太后就把这项新政策看成是正确可行的。1899年11月21日，她训令各省当局不要再抱任何和平幻想，她说：“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以中国地大物博……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尊俎也。”①1860年英法的入侵，使清宫廷逃到热河，随后又败于法国人和日本人之手，在1897—1898年外国又竞相向中国要求割地：这些都使太后有充分理由怨恨外国人。外国人同情1898年变法的尝试，他们的干涉又使康、梁维新派得以脱逃，再加上他们在日本逃亡时仍在继续搞维新活动：这一切都加深了她的反感。此时外国驻北京的公使们公开反对她废黜光绪皇帝和立端王之子为大阿哥的计划。太后和端王因无力反对外国对他们的计划的干涉而感到丢脸和沮丧，便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这一排外的大暴乱。
义和团运动的背景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渗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①绅士是排外最烈的，他们把基督教看作败坏社会的异端邪教。他们自封为儒家礼仪的卫道者，痛恨任何外国宗教或哲学的侵蚀，特别对中国教徒不举行传统仪式和不参加地方节日活动的行为感到忿恨。绅士往往就是那些仇教暴动的秘密煽动者。民间的传说和谣言描绘外国人在教堂和女修道院的高墙深院内为非作歹，这更激起中国人的仇恨，于是基督教就成了挑起排外情绪的一个基本原因（参看上卷第11章）。
1897—1898年的割地浪潮，促使爱国的中国人意识到民族正濒于灭亡的境地。康有为发出警告说，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安南、印度或波兰的危险，进步分子则提出要通过根本的制度改革来拯救民族。然而，反动派和愚昧无知之流则主张消灭洋人。德国占据胶州之后，山东发生的事件估计有上千起，国内其他地方爆发的事件更是不可计数；所有这一切表明了广大民众对外国侵略的无比愤怒。
外国进口货的涌入和固定不变的海关税率，看来已经使中国的经济凋敝。随着饥馑驱使许多人成为匪盗，十九世纪中叶的生活就更加艰难了。很多贫民最初把他们的不幸归罪于太平军，最后却把怨恨转到外国人身上，因为叛乱者是外国人用基督教的思想意识鼓动起来的。在太平天国以后的时期，外国货在中国城市的市场上显著增加，而到了自强运动时期（18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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