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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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2912页。关于在新疆尼雅汉代遗址发现的一枚刻有“司禾府印”的印，见《文物》，1957。7，图版8（之1）。
①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1页。
②　关于都护职务的历史，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第110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九六下，第3923页〔译者按，《后汉书》疑是《汉书》之误〕。（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88页）。
④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7页。
⑤　《后汉书》卷四七，第1588—1589页。
⑥　关于作为赠品的支付费用的范围，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第61页。
羌
文献和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在商周时期，来自西方可能是藏族先人的民族，活跃于现代山西、陕西甚至河南。他们经常与商交战，主要由于他们的压力，周王终于将他们的都城从靠近现代西安的镐向东迁到洛阳。秦王国兴起于西方后，在强有力的穆公领导下（公元前659—前621年）才有效地遏止了羌的扩展。
边境民族：部落组织
汉代初期羌人居住在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境地区。最大的单一的民族聚居地可能在西藏和青海高原，个别集团还分布在整个西域、甘肃、云南和四川。①事实上，从古代到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羌人自西北向西南的引人注目的迁徙。根据《后汉书》记载，直到汉代，存在着不少于150个规模大小不等的羌人部落。一个大部落称为大牂夷，生活在蜀（四川）边境之外，据报道，公元94年它的人口超过50万。在顺帝（公元125—144年）统治时期，另一个在陇西（甘肃）的部落叫做鐘，据报道，它能够投入战场的兵力超过10万人，表明其人口和大牂夷一样众多。汉初估计全部匈奴人口不超过一个大县，如果我们能多少相信这一估计的话，那末羌的人数可能超过匈奴。②可是，和匈奴不一样，羌人从未结合成为一个部落联盟。相反，在羌人中间存在一种明显的分裂倾向：①不立君主，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
此外，正如将军赵充国在公元前63年所指出：②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一也。
只有当他们感到有联合起来反抗如汉朝这样的共同敌人的一种迫切的需要时，他们才有可能暂时地把自己的争端放在一边而采取一致的行动。
语言学的证据表明，羌这一名称从语源学上看来自“羊”字。③在汉代，畜牧继续在羌人的经济中占有突出地位，尽管并不限于羊。汉朝军队从羌人那里俘获的动物经常是大量的，包括牛、马、羊、驴和骆驼。
在沿着汉代中国西北边境某些地区的羌人学会了农业技术，但他们何时成为土地的耕作者，则难以确定。早在公元前5世纪，据报道，有一个名叫爰剑的羌族文化的伟大的英雄曾长期在秦国为奴隶，他从秦国逃出后教导他的人民从事农耕。④很可能，他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他的人民。在公元前1世纪，将军赵充国已经提到在临羌（青海）和浩亹（甘肃）之间广大地区中的“羌虏故田”。⑤在后汉王朝统治下，据报道，几个羌族部落在中国边境州郡如西海（在宁夏）的榆谷和北地（甘肃）的青山两处肥沃土地上耕牧并举。
小麦似乎是羌族的主要农业产品。在前61年，宣帝向赵充国问道，如果将军决定在来年的阴历正月攻击罕羌部落的话，他们是否可能在收获季节刈取他们的麦子以后便已经逃跑了。①公元94年，汉朝对榆谷部落发动一次成功的袭击，结果在俘获物中有大量麦子。②可是据《后汉书》记载，至迟在第2世纪，羌人还种其他谷物。
和匈奴的联盟
在汉朝初期，羌人是匈奴的一个重要同盟者。虽则中国资料断言冒顿曾迫使羌人屈服，③但有迹象表明，文化的类似可能使羌人对匈奴比对汉更为接近。武帝统治下汉人侵入河西地区（甘肃走廊）的目的不仅是将匈奴与西域隔开，而且要割断匈奴与羌的关系。前88年，当强有力的先零部落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寻求建立军事同盟时，匈奴反应是热烈的，派遣一名代表带着下面的信息前往羌人处：④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
两个世纪以后，在公元122、138和140年，我们仍可发现匈奴军队和羌人在一起共同对汉朝进行战争。后汉朝廷充分认识到在两个邻居之间业已锻炼而成的联系。公元102年，当羌人在西海和榆谷的大规模叛乱被镇压以后，朝廷接受了曹凤的建议，采用正规的行政单位（如郡县）来加强管理，同时又在该地区建立屯田。朝廷认为这样做对于“隔塞羌、胡交关之路”来说是最有效的措施。①在汉朝得到河西地区之前，西域已成为羌与匈奴会合的地方。正如王舜和刘歆在公元前6年所指出，武帝在边境已设立的敦煌、酒泉和张掖诸郡县有将婼羌与匈奴分隔的特殊目的，因此切断了后者的“右臂”。②婼羌是一个强有力的羌人部落，文献中记述它是西行之路上阳关西南的第一个国家（罗布泊东南群山中）。公元1世纪中期，婼羌已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的居民总数只有1750人。但是在汉朝初年，他们的活动遍及西域的非常大的地区，从东方的敦煌附近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西边的帕米尔。婼羌国王具有独特的称号“去胡来”即“离弃匈奴投向汉帝国之王”。这表明在汉朝扩张到西北以后婼羌一定被迫转向。在他们归顺以后，婼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和匈奴作战，而且有时还参加进攻其他羌人部落的征伐。③汉朝的移民尝试
直到二世纪初，羌人才成为汉帝国秩序的一个严重威胁。但当形成威胁时，它是一种与匈奴完全不同的威胁。不象匈奴从他们自己在中国边境以外的基地对汉朝领土的袭击那样，羌人经常在帝国内部引起严重的麻烦。公元前33年侯应指出：④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
60年以后，完全一样的事态继续使后汉朝廷苦恼。班彪在公元33年上书时叙述这种状况：①今凉州（甘肃）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
关于羌人定居在汉朝领土上之事最早发生于景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57—前141年），当时在酋长留何控制下的研部落要求允许他们守卫陇西边塞。这个要求得到批准，该部落被安置在陇西郡的五个县。在宣帝时期（公元前74—前49年），一群先零部落成员也越过黄河（在甘肃）并定居在汉朝疆域中，尽管汉朝企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从王莽统治的末年到后汉王朝开始的这一时期，可以看到羌人大规模地迁到西北边境诸郡。例如，公元34年，在维持凉州地区（甘肃）的一个有效的地区政权达十多年的隗嚣病死以后，光武帝跟着便控制了这一地区，结果弄清楚金城郡的大多数县都有羌人居住。②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后汉朝廷采取了一种范围较广的政策，谋求将各种羌人部落并入帝国。公元35年，将军马援在镇压了陇西的先零部落的叛乱以后，将该部落安置在天水郡和陇西郡，有些羌人甚至被安置在首都地区的一部分（扶风）。羌人的定居是特别不祥的，因为对羌人来说进入汉代中国腹心地带的门户已经洞开。象这样在公元50年，我们发现另一个7000人的投降的羌人集团也从边境移置到关中的三辅。羌族人口增长是如此迅速，以致在4世纪初估计，“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①在中国内部安置羌人部落的政策可能基于几种考虑。首先，由于羌人有和匈奴联合袭击边境的倾向，一种分离这两个民族的有效方法是将若干有可能抱敌对态度的羌人部落置于中国行政管理的直接监督之下。其次，整个汉代羌族以异常高的人口增长率著称。将羌人集团连续地迁入中国境内，特别是迁入内地，可以缓和羌族人口对边境地区不断增加的压力。第三，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若干羌人集团已逐步从游牧转向农耕。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的中国人中间，这样将促使他们接受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从而加快他们在更多的中国人口之中同化的速度。
汉朝管理制度
然而，汉朝政府在几个世纪之中逐步发展了若干对待沿边境羌人的制度方面的设计。我们不妨先从护羌校尉开始。这个官职最初设立是在公元前111年，紧接汉朝平定羌人在陇西和金城地区的大规模叛乱以后。50000439＿0460＿1②根据公元33年班彪的奏议，护羌校尉被授予协调全部有关羌人事务的广泛权力。对于在帝国内部的羌人集团，他的职责是处理他们的不满，通过有规律的视察旅行，发现他们的需要和问题。还要求他一年数次派遣通译前往生活在边境以外的羌人那里，为的是保持连络线路的畅通。由于境外羌人成为中国官员的“耳目”，边境州郡能够经常保持警惕，从事守御。③护羌校尉府成员的多少并非固定不变，它能够视形势的需要而扩展。然而，它通常包括两名从事，两名长史，两名司马和一定数量的通译。①护芜校尉的首要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信赖和好感来维持边境的和平与稳定。例如，公元前60年，赵充国反对任命辛汤为护羌校尉，其理由是后者酗酒，将疏远蛮人并引起骚乱，这一判断后来证明是正确的。②和西域都护一样，护羌校尉也承担有建立屯田的任务。在汉羌边境地区安排这样的设置最初出于赵充国的建议，为的是应付中国戍军供应问题。③由于用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后勤的困难，羌人的叛乱或袭击能在地方上处理，不必进行全国性的动员。
当汉朝势力到达顶点时，在公元102年前后，汉帝国在金城地区建立了不下于34处屯田。羌人完全知道这些前哨基地的军事威胁，并且经常将它们的设置看成是汉朝不怀好意的证据。例如，在公元130年，当汉朝建立的移民地离羌族居地太近时，羌族部落立即发生疑虑，而且开始准备造反。校尉马续为了安抚他们，终于放弃了移民地。④如果这种纠葛不能用和平手段解决的话，那么校尉的职责便是用武力来控制造反的羌人。在后汉王朝统治期间，大多数校尉被迫诉诸武力，至少有四人在战场上被杀（公元87年傅育，141年马贤，144年赵冲，184年伶征）。⑤在重要性方面次于校尉的是属国都尉，它专门负责归附蛮人的事务。最早为羌人创立的属国是公元前60年在金城设置的。自从羌人被分配在所有沿西北和西南边境以来，到后汉时期羌人属国的数量大为增加。就能够确定的属国来说，它们至少存在于《后汉书》中所列的十个地区中的五个——即上郡（在河套）、张掖（甘肃）、安定（甘肃）、广汉（四川），和犍为（四川）。
这种形势表明，每一个属国都尉府实际上管理若干属国。例如，在上郡有归附的匈奴以及龟兹群体。匈奴的一些属国也能在安定和张掖发现。由于这些单位在后汉时期的扩展，属国都尉的权力也扩大了。都尉已经掌握军事权力，现在又赋予他们以相当于郡守行使的行政权力。他管辖若干县，因此也管理边疆的中国人。属国的这种重新组织发生在安帝统治时（公元106—125年），这是一个特别以羌人的普遍叛乱为其特征的时代。①在理论上，属国的居民被允许按他们自己的社会习俗生活，都尉对他们的管理基本上是一种监督性质。可是，在凉州地区发展了一个半世纪以后，对羌人实行的控制的程度已是大大收紧了。都尉的作用对于汉羌关系的稳定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例如，当公元55年张奂被任命为安定的属国都尉时，他发现，使他大为沮丧的是，所有他的八个前任都是贪污的，他们为个人的利益压迫羌人，因此造成了羌人的重大的灾难。由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用拒收先零部落首领贡献的马和黄金的行动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他不但改变了羌人心目中的都尉职务的形象，而且实质上改善了羌人和汉朝政府之间的关系。②这个事件有助于证实班彪的上述判断，即：汉朝边境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后汉统治下属国体制的扩大，实质上是对于边境羌人创造的新形势的一种反应。正如以上已经说明的那样，从后汉王朝开始时起，各种羌人部落流入凉州；有些人甚至渗入到关中地区，这些蛮人不可能立即并入正规的郡县管理体制，这样，就必须建立更多的属国，以便收容他们。在安帝当政期间（公元106—125年），为了照管安居在关中地区的羌人，特别设立了两个都尉府（一在京兆，一在扶风）。在同一时期，沿西南边境的羌人部落也请求包括在汉帝国之内。
公元94年，在蜀郡的大牂夷部落50余万人以“内属”的身份向地方政府投降。然后分别在107年和108年，总共有14个羌人部落55180人步其后尘。公元108年冬，参狼部落2400名成员也为广汉郡收容作为“内属”。很清楚，在后汉时期，特别是在公元2世纪，发生了一场从沿西部边境所有地点进入中国本部的大规模羌族人口移动。这种移动可能是由人口压力驱使的。①为了获得汉代中国“内属”的地位，羌人象许多其他蛮人一样，承担了为汉朝政府服役的责任，或是作劳工，或是参加军队。来自羌人属国的军人在汉朝对付边境蛮人的战役中表现突出。诸部落也可能纳某种赋税，虽则中国资料中关于这一点是不很清楚的。如果他们被安置在边境地区，那末他们有责任作为中国政府的“耳目”守卫汉的边境。为了执行汉朝的纳贡要求，羌人首领们还带着贡品到汉朝宫廷中表示效忠之意。可是，自从羌人被分割成大批部落群以后，这种做法限于比较强有力的首领。例如，著名的烧当部落的首领们据报道在公元59、98和170年分别前往首都表示敬意。作为回报，汉朝授予他们以官职名号和印章，就象对待西域诸国的统治者那样。②收缩政策
在公元2世纪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任凭属国重新调整和扩展，对于汉朝管理机构来说，羌人的压力是变得太大以致于难于承受了。当一次大规模的羌人叛乱在公元110年于凉州爆发时，汉朝的直接反应是将全部西北边境地区让给羌人。在一次由当时执政的大将军邓骘主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朝廷会议上，大多数官员以财政和后勤困难为理由赞成让出凉州。邓骘本人强烈地倾向于这种观点。这种政策的主要鼓吹者是庞参，他是一个对边境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新近承担过监督关中地区军屯的任务。在给邓骘的报告中，他令人信服地指出，过去对付羌人的出征不但使国库空虚，而且耗尽了凉州人民的财富。事实上，政府以借贷为名已强迫凉州人民捐出几百万钱。如果朝廷继续奉行现时的守卫凉州的政策，那末关中无疑将是同样毁灭的下一个地区。因此他主张中国完全从凉州撤出，并将边境的全部中国人移到人口稀少而可耕地广阔的关中。①虽然庞参的建议是以对局势的客观估价为基础进行严密论征的，但朝廷中支持建议的那些人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从收缩建议中受益最大的是凉州的郡守和县令们。因为根据汉朝的回避法，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利益集团的纠纷，官员都不能被指派到他的家乡郡县去任职。这种法律在后汉时期比在前汉时期得到更加严格的执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