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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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超出社团组织的框架，致力于城市集体的公务事业。在儒家公德责任心的推动下，他们尽力弥补政府当局的无能，并保护他们市镇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会在许多大小城镇已经享有权威，它们的目的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个保持社会秩序，与海盗、土匪、毫无纪律的士兵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的问题。商人们和绅士阶层从事共同的事业：在这一由名流组成的联合阵线中，没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现出来，不过他们在行动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是商会和行会给军队关饷，贿买盗匪让他们离开，开始解散军队，并在你争我夺的将领们之间斡旋。一位当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同时也是最保守的”。②但是不论商界的卷入有多么广泛，在政治上却只获得了有限的重要性。实际上他们只是要打进一个早已建立起来的体制的框架里面去，力图纠正其在运转中的毛病而已。商人们并没有为自己争取权力，通常只满足于和现有的当权者协商。真正的当权派是保住了职位的官僚、将领们，或者取得了大权的革命军人。这种间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风险；地方掌权者经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杂税，威胁和绑架他们。尽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压力的手段（因为他们提供资金或者为发行纸币作担保），并且为统治权的建立出了力，他们却成了这一权力的第一批牺牲者。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们并不准备直接承担传统一直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政治责任。他们的卷入只不过是短期的。
在这场波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普遍危机中，这种权宜之计证明是无效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不但还在继续，而且越来越糟糕。广东省完全变成了“海盗共和国”。①商人们曾经企图废除的厘金制度，又在商捐或统捐的新名目下出现了。由于政府没有正规的财政收入，商人们也无力独自长期承担公共行政开支。争取安定的努力和统一市场的计划，由于地方政权之间缺乏协作和不关心农村而注定要失败。在中国的各个省份里，商人阶层的权力不可能取代中央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权力。他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力图对具有破坏性的无政府状态加以限制。和过去一样，无政府状态仍然是帝国体制的唯一替换物。
上海的资产阶级和南京政府
在上海，组织得更好的更强有力的商界精英在摆脱了过去的束缚以后，继续享受到租界内的安全和秩序。他们抓住革命提供的机会，力求实现其在本地和全国的雄心。
在1911年帝国的驻军被打败以后，公共租界和华界里的主要商人毫不迟疑地参加了陈其美将军组织的军政府。陈聘请总商会的董事们担任他的顾问（虞洽卿和周舜卿）。他将财政事务付托银行家朱葆三和沈缦云等人主管，并由一位买办郁屏翰协理；将商业管理交给船东兼工业家王一亭。市政管理则归公共工程承包商李钟珏和粮商顾馨一负责，他们成了陈的顾问。②上海地处中国沿海，有世界主义倾向，现代化，是最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环境。置身其中的上海资产阶级竭力要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力量。如果条约口岸真像一些作者所说那样，是与内地互不交通的外国飞地，上海的商人们也许就不会梦想把他们的活动推广到全中国了。但是沿海的经济却在相似的程度上既指向内地又指向海外。其繁荣同样地既依赖于各省又依赖于同外国的联系。这种经济上的一致性加强了民族统一的需要和愿望。上海的资产阶级接受了孙逸仙的共和纲领，并参加了他的现代化努力。他们和孙逸仙一样，并和他一起为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而呼吁海外华侨给予援助；他们想要控制广袤的内地，并将其按沿海的形象加以改造，以便那里的资本主义和民主的萌芽最终能够开花结果。
上海商人据估计资助了约700万两白银。①促成了孙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建立中华民国，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这个新建立的自认为是全国性政府的纲领，重复了同盟会纲领的内容。孙逸仙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言中，谴责愚昧的清帝国“贼害吾民，以图自利，宗支近系，时拥特权……又复征苛细不法之赋税，任意取求，迹近掳劫。商埠而外，不许邻国之通商。常税不足，更敛厘金以取益，阻国内商务之发展……”孙逸仙保证：“吾人当更张法律……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业种种之限制……”②在新任命的实业总长张謇的倡议下，设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贯彻到各省并协调它们的工作。③银行家沈缦云从海外华侨募得500万美元，在孙逸仙和上海总商会会长周金箴①的共同支持下创建了中华实业银行。可是南京政府执政只三个月，这就意味着它不可能有多大成就。不管怎样，它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孙逸仙就任大总统后几个星期，“银行家、富有的商人和买办……开始感到这个政权很难忍受”。②商界和陈其美之间的关系恶化，这位上海都督有时为得到必要的款项而采取严厉的手段。③当政府决定以招商局轮船公司作为抵押向外国借款时，它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东们的强烈抗议。④在上海出现的这一矛盾，与20年代坚持地区特殊论的广东资产阶级对国民党政府的抵抗看起来并不相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于要将其活动扩展到全国，即使以艰难的北伐为代价也在所不惜。上海资产阶级支持孙逸仙迫切要求统一中国的思想。但他们无疑希望在他们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扩大其基础并获得国内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们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由于缺乏适当的社会基础，南京政府不能指望得到一个高效率的政党的支持。同盟会本来就是个松散的组织，早在1912年初它就遭到一些新政党的竞争，没有多久就只剩下孙逸仙的少数追随者了。面对拥有大多数正规军并得到官僚和传统主义的士绅支持的北京武昌轴心，孙逸仙被迫逊位，于1912年2月将民国总统的职位拱手让给袁世凯。
就这样，资产阶级的第一次政治实验于1912年春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不错，资产阶级在这段时间里使人感到了它的分量。在各省，它曾协同保证商业照常继续，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他们对南京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复辟，并为共和政体的建立作出了贡献。但是它未能为了自己的发展而成功地建立起不可缺少的政治结构。在各省，它的社会基础的界限很不清楚，所采取的行动很难与士绅们的行动真正区别开来。连上海的企业家们也未能将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单独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未能将立足于商业与技术、自由竞争与相对和谐的民主态度之上的新秩序移植到中国内地的农村与官僚统治的社会中去。这种新秩序在条约口岸由于外国的参与有可能建立。
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年登记的53家中国公司中，有14家是在　1911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加了，1912—1913年间新建了5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年组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年3月22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至3日）。②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1913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1911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　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构。1914年2月4日，他解散了1912—1913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余年中曾经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年　2月，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