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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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月31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月25日。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条中的13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月7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子。
1925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制的总工会，将117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对比。
1925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1925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7月6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万银元。①在工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年夏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资金。③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月和4月间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例如8月13日5000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年夏天对罢工者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国公司（10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弃。
转向蒋介石，1927年4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是1927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年以来一直在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年蒋梦麟注意到自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年）和李璜（1895年—）可能20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的总体国家”。①在1927—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年的纲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