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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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世纪第2个十年并继续到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1936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撰写的收入戈德曼所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论文；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些著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学识的一个例子。
尽管有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鲁迅的最好入门书却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地位无疑空前重要。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尽管其风尚是现实主义的。
10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学作品，是日本学者编著的，他们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和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这在蒲地典子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虽则发表已经20年，见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直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做一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集子，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书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和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当中最容易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向导周报》，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种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不容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登场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弃运动的三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并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的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报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1927年这段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的变节者文献出版于战时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地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他1920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创始人，1925—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彭述之在1929年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个首领。他的再评价见他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的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发表了很多著作，其中《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意义最为重大。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选集》（1959年）记载了一个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由于毛泽东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他的著作受到编者最密切的注意。S。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很有用，而且很可靠。但是，就搜集之广和校勘原文的技巧来说，竹内実编的《毛泽东集》（东京，1970—1972年），仍然是毛泽东1949年之前著作的最好的10卷。非常遗憾的是，出版此书的北望社破产，因而第11卷编年的书目仍然没有出版。
有关中共的重要的辅助性著作很多，这里只能提到几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何幹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都不能被看作官方的历史。不过，一个作者在党内的上级可能准许他接近重要的文件。何幹之论述遵义会议便是一个实例。文化大革命之前出版的李新等编的多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将重印。以此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已着手一个关于党史的重要项目。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3卷，以台北收集到的史料为基础，相当可靠。郭华伦的《中共史论》也是3卷，更审慎，更容易阅读。此书的英文节译本出版更早。P。米夫的《英雄的中国：中国共产党的15年》，作为这一革命参与者所写的全面历史，代表斯大林的看法。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的《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年》，到目前为止仍是最详尽而有条理的记述。
在英国，继柯乐博的领事报告《1932年从汉口报告的中国共产主义》（1968年出版）这一开创之作，有埃德加·斯诺驰名的《西行漫记》和伊罗生的《中国革命的悲剧》。有这些著作做准备，美国的中共研究趋于成熟，1951年出版了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此后的著作有：M。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罗伯特·C。诺思和赛尼亚·J。M。N。尤廷的《罗易之使华：1927年的国共分裂》，A。惠廷的《苏联在华政策，1917—1924年》，康拉德·布兰特的《斯大林在中国的失败，1924—1927年》，罗伊·霍夫海因兹的《中断的浪潮：中国共产主义农民运动，1922—1928年》，以及安格斯·W。麦克唐纳的《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等，这些著作每一部都有助于了解早期的中国共产党。
在法国，雅克·吉勒马兹的《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也有英译本。在日本，波多野乾一的《支那共产党史》共7卷，自从1961年出版以来一直是重要的参考书。
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北京，1957年；安东尼·W。萨里蒂译、熊价编的英译本，1977年），记述并分析了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毛泽东的传记有S。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陈志让的《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和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记》。对毛泽东的研究和他的全集将在本书下卷（《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论述。
11国民革命：广州到南京
就1923至1928年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合作和竞争的活动来说，台湾的国民党档案是十分重要的。这些档案包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周例会的会议记录，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记录与武汉所谓的联席会议的记录，国民党中央各部（如组织部、农民部等）种类很多的文件，以及现在已少有的刊物，按科目整理的新闻剪辑，党的重要人员的信件，战地报告等等。许多这类档案文件，可见于《革命文献》这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版的多卷丛书（第8至12卷尤其和国民革命有关）。有两部著作主要根据国民党档案并由工作人员撰写：李云汉的《从容共到清党》和蒋永敬的《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国史馆出版了重要的著作，如孙逸仙的两卷本编年传记，书名为《国父年谱》；和孙逸仙的著作、言论、书信的多卷集《国父全集》（孙逸仙的著作至少有22种不同的集子）。
台湾也有蒋介石一生的档案，这些资料在其形成的时候学者们是难以见到的。毛思诚汇集了直到1926年末的蒋介石经历的编年记载：《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包括许多文件的摘要。国民政府司法部图书馆有1927年前后起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档案材料，包括很有价值的党内刊物《中央通信》。这份刊物许多文件的译文，见于朴孝范（音）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台湾收藏的其他重要档案，得自北京政府的各个部（特别是包括外务部或外交部，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和国民政府的各个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档案馆正在大力发展。共产国际的档案保存在莫斯科，苏联学者已加以利用。本书引用的书籍和论文也利用了俄国援华使团的记载和其他有价值的历史资料。1927年4月6日北京的中国警察搜查苏联武官处，拿走了苏俄援助国民革命在华活动所形成的大量文件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件。这批文件中很多已翻译并出版，已出版的目录见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第565—568页。
伦敦档案局的英国档案，有中国和香港与外交部和殖民部的通信。资料尤其丰富的是“绝密复制件”系列，FO405，包括从中国和中国周围来的重要文件，为政府和驻外使团高级官员传阅而复制，然后每半年或每季整理成册。（见内森著作第69页对这一系列的两种指南。）
华盛顿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美国政府有关中国的档案，也整理得很好，并可自由利用。美国驻北京的使节和在广州、长沙、汉口、南京、上海的领事官员的文电，对所论述的这段时期也很有用。国务院按年编卷的《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收入驻华外交官员和领事官员与国务院之间的信件摘要，按目编排。大多数文电都有缩微胶卷可以利用。（系列的编目见内森：《近代中国，1840—1972年》。）国家档案馆也藏有陆军和海军情报机关以及驻华商务参赞提供的资料。
对日本已有缩微胶卷的收藏资料的两部有用的入门书，上文已经提到，是塞西尔·H。乌叶赫拉和约翰·扬分别编著的。事件发生当时的期刊很多，是历史资料的重要来源。中国期刊极有价值的指南有，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报刊目录》、国会图书馆的《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期刊》。对国民革命最重要的报刊书籍有：《东方杂志》和《国闻周报》，是无党派的新闻舆论刊物，也发表文件；《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民众论坛》，是汉口国民政府的机关刊物，1927年3—8月。外国报导的有用资料，见于《北华捷报》（英国《字林西报》的每周版）和美国的《密勒氏评论报》，都在上海出版；《华南晨报》，香港；《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有价值的中国报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