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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7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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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诙沃腥照秸贰罚∠虏幔�659页；又见张圣轩：《三十二年四川工业之回顾与前瞻》，《四川经 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页；《中华志，1937年— 1943年》，第437页。
① 程玉桂：《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第109页；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 胀》，第94页。
② 秦国平：《战时通货膨胀下的中国棉纺工业》，第39页。
③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 月1日），第79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生产的回顾与前瞻》，《四川经济 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页。
④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39—240页。
① 按照官方的定义，此处指使用动力机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厂。资料来源： a。李紫翔：《四川战时工业统计》，《四川经济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页。 b。毕范宇：《西方人士所见的战时中国》，第47页。据信，这个数字包括公营和私营工厂两个方面。 c。《中华志，1937—1945年》，第433、441页。这个数字是大约数，系1942年5月现存的私营工厂、1936年以来由 国家资源委员会设立的工厂（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厂（110）的总和。 d。《中华志，1937—1945年》，第363页。这个数字包括公营私营工厂两类。
① 弗雷恩：《自由中国的新政》，第41页；史国衡：《中国进入机器时代》，第 60—61、134页；《战时中华志，1937—1945年》，第385页；陈达：《现代中 国的人口》，第55—56、112页，表58；陈达：《中国劳工阶级与当前经济危 机》，《社会建设》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页；李紫翔：《抗 战以来四川之工业》，第43页；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国民党中国的劳工问 题札记》，第20—28页。
② 刘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业》，第79页；勇龙桂：《救济战时工业的基本 途径》，第8页；陶大镛：《论当前的工业救济》，《中国工业》第25期（1944 年3月），第11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 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37页。
① 张嘉璈：同上书，第135—137、345—349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 货膨胀》，第 35—36、146—149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345—346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 膨胀》，第149页。
① 关梦觉：《陕西省纺织业之危机及其出路》，第7—9页；张嘉璈：《恶性通货 膨胀》，第217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37页；淦克超：《战时 四川工业概观》，《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 页。
② 杨格：《中国与援助者》，第335页；李紫翔：《我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 第28—29页；刘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业》，第28—29页。
① 《大公报》（重庆），1945年1月1日，第3版；《战时中华志，1937—1945 年》，第369页；《商务日报》，1945年9月9日；张大琛：《三十三年的重庆 土布业》，《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67页；又见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 胀》，第141、 316页；《商务日报》， 1945年1月18日；《商务时报》 1945年 8月7日。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第315—317页；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22页。
① 《中华志》，1937—1943年，第438、376页。
② 张嘉璈：《恶性通货膨胀》，第189—190页；又见《大公报》1941年12月13 日社论，引自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第52页。
①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448—1449页；张嘉璈：《恶 性通货膨胀》，第188—190页；钟安民（音）：《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1928— 1949年》，第227页；淦克超；《战时四川工业概观》，第72页；李紫翔：《我 国战时工业的回顾与前瞻》，第34—37页；彦悉达：《经济危机与官僚资本》，《经济学周报》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11页。
② 《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85—1288 页。
政治上的虚弱
一家成都报纸（《华西日报》）的一篇社论——未发表，因为被新闻检查官撤下来了——犀利地表达了战争后期民众的心情：“政府官员腐败，法律任其滥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惨绝望。尽管国困民贫，一小撮贪污腐化分子却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华。这种腐败现象，加上其他许多反动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气士气低落，几至于殆尽。”③士气低落是一种多变的现象，因地而异。1939年2月，有报道说湖南军人斗志低落，但是广东和广西士气高昂。1941年中，新疆人民极端冷淡，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重庆尽管——或者更加可能是因为——对它轰炸了三年，却“以全民抗战的力量搏动”（用白修德的话来说）。①国民党中国士气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的腐蚀作用，以及政府改变政治和军事目标。在美国和英国的参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后，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人变得较少关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来，更多关心自己政权的未来。政府变得保守而倾向于镇压。
举例来说，国民参政会曾经是一个为赢得民众支持而设的很有希望的工具。它以拥有大量非国民党成员而成为民族团结精神的缩影。但是，1940年以后，许多参政员批评统一战线的破裂和检查与镇压的加剧。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政治效能，参政会内小政党的代表于1941年3月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这是六个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现的小型政党和团体的联盟。它们典型地由知识分子组成，这些知识分子往往受过外国教育，他们憎恨国民党的独裁。不管怎样，有一种广泛的思想意识在他们中间传播。中国青年党和国家社会党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党和救国会的成员比较激进。然而，因为这些小党希望消除国民党对政府的一党控制，他们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语调讲话。可能除了宣称有大约三万名党员的中国青年党以外，它们之中没有一个具有大批的追随者。它们本质上是观点方面有高度优越感的知识分子的聚集体。②同盟自我标榜为“第三种势力”——既非国民党，又非中国共产党——呼吁民主化、法治及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报》，在重庆出版了《民宪》杂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开设了办事处。同盟为那些两个主要政党都未参加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说话。①只要国民参政会无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庆就予以鼓励。但是，当参政员们吹毛求疵，甚至组成一个政党时，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气的反应。同盟纲领的出版遭到了检查官员的禁止，而它的活动不断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当1942年政府对国民参政会进行改组时，坦率的同盟成员丧失了他们的位置，而参政员名额的重新分配，保证了国民党占压倒多数。共产党人在受挫的情况下停止出席会议。由于参政会丧失了它的民众性和独立性，其后它的评议对政府政策没有多少冲击。②在1938年3月12日孙逸仙逝世纪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风开始在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中得到证明，它的目标是激励群众支持政府，以及动员人民为战争出力。但是，运动的方法暴露出国民党特有的对群众的不信任。它动员群众对一个“公民公约”宣誓，其中十二条全部都是消极的——“行动不违背三民主义”，“不违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不参加汉奸组织”，等等。精神总动员，像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一样，因官僚主义的惰性而迅速失败。③国民政府未能动员人民，并且不愿让他们在政治上发挥有意义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种精英统治，民众支持的基础随战争的拖延而消蚀。它越来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胁来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权力。特别从1939年起，当与共产党人的统一战线破裂及民众的不满尖锐时，国民党人亮出了镇压的武器。1937—1938年，在武汉曾见到相当大的出版自由，但现在重新实施严格的检查。中央通讯社一味夸大胜利，隐瞒失败。对贪污腐化的报道被删除，唯恐它们损害对战争的努力。出版社受到严厉的出版前检查的威胁，中国战时的报刊普遍没有生气。共产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作为统一战线协议的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报纸敢于用“×××”等符号来表示审查者的蓝铅笔删削过原稿。只有在国民党权力薄弱的地区，特别是桂系（李济深、黄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龙云统治的昆明，报刊才能公开表示对中央政府的批评。①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区域内的活动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庆尚有有限的活动），而知名的共产党人被逮捕。但是，共产党人可以逃到延安。正是那些个人自由主义者和小政党成员，最感受到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痛楚。例如马寅初，一位国民党员和中国最有名的经济学家，批评了政府领导人大发国难财。他于1940年12月被捕。虽然他在1942年获释，但仍被禁止发表非经济主题的著作，甚至被禁止发表公开演说。萨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闻记者，1943年被监禁在桂林。1940年夏季以后，许多加入中国工业合作运动——名义上以孔祥熙为首，但因其与普通人民关系密切，有激进主义的色彩——的人被逮捕了，据称有些人遭到枪杀。①重庆对大学的政治控制特别严厉。战时大部分时间（1938—1944年），教育部长是陈立夫，CC系的首领和狂热的反共分子。陈立夫借口从大学里清除讨厌的外国影响（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蔑视国故）和提高学术水准，对大学实行严密控制。他的部出版强调中国传统和国民党正统的教科书；要求在课程中特别列入军事训练和三民主义；向教员提供教学大纲；并减少学生读选修课的机会。②陈立夫强使中国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证国民党对全国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由北大、南开和清华大学组成），受惠于它非同寻常的高质量的教员和龙云的政治保护。不过，大多数大学屈从于陈立夫的压力。陈控制的国民党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学术团体，并威吓大多数教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所有校园里都有基层组织，其热心的成员充当了告密者。③国民党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国民党秘密警察和三青团外，就是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蒋介石的一个最忠诚的支持者戴笠将军为首的这个秘密机构，从1935年的1700名特务扩大到战争结束时的4—5万人。戴笠的职责包括军事情报，在日本占领区的地下工作和对军队的政治控制。①不过他的特务们也保持对平民的监视，并管理国民党中国的大多数政治监狱——至少10个——从那里传出关于严刑拷打的可怕传闻，无疑并非全是无稽之谈。监狱的主要目的，是“改造”具有“危险思想”的人。积极响应思想灌输的同狱犯人通常一年后获释，但有些则被处死。戴笠承认在1935年至1945年间有130次处决，尽管批评者暗示数字要大得多。②在国民党中国，戴笠的组织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满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都能看出。农村地区动乱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况为例。1940年和1941年，那里庄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麦因干旱而枯萎。虽然农民们极度需要食物，但官员们无情地要求交足田赋。有时农民的全部收获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种籽。有些农民不得不卖掉他们的耕畜、家具，甚至他们的农田，以满足田赋征收者。结果，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 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①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②在国民党区域，从福建、广东到四川、甘肃，几乎每一省都有农民暴动，常常是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杂税。更如1943年春，大约有5万人的一支农民造反武装，夺取了甘肃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权。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对政府，那里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民心鼎沸”。③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荡着政治上积极摆脱幻想的态度。孙逸仙之子，比较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立法院院长孙科，于1944年春严厉地批评政府的专制，无效能和镇压的倾向。他指责国民党已经采取了“一种统治阶层的态度和习惯”，不与人民接触。对政府的批评受到彻底的压制，以致“人民不敢也不能讲话”。他警告说，国民党中国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敌人——纳粹德国。①1945年5月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自1938年早期以来国民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变成日积月累的怨恨发泄的讲台。党内有广泛基础的成员，痛斥无所不在的贪污腐化、机会主义、无效能、不顾公众福利，以及党、政府和军队内的道德沉沦。②连共产党的宣传家也发不出比这更辛辣的谴责。
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激进领袖们相呼应，地方军阀们也联合起来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这些军阀们——像云南的龙云，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潘文华和刘文辉——是军阀时代的残余。他们在当地的地位已经合法化了，但他们确信，蒋介石正利用战争来取得对他们自己军队的军事优势。1943年4月，一位美国官员报告说，在国民党政府与这些地方军阀之间的“怨恨和对抗在表层下沸腾”。③共同的利害关系把这些军事指挥官和民主政团同盟集合到一起。云南已经成为小党派成员的避难所。那里的省政府主席龙云聘请了几个民盟领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罗隆基作“顾问”，他在财政上帮助民盟成员；并且他以限制蒋的秘密警察的活动来掩护他们。民盟成员对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彻底破灭，他们确信重庆政权是“毫无希望的，并且……注定要灭亡”。他们哀叹政府不断增长的专制和镇压的倾向。①更有甚者，到1943—1944年，他们已确信蒋介石本人是政府虚弱的根源。克拉伦斯·高思于1944年7月报告，甚至一年前还在坚决支持他的自由主义者，也“看不出在蒋的领导下中国还有什么希望”。②民盟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地方军阀们，在一项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计划中结成伙伴，但并不协调。共谋者们深信重庆处于崩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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