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0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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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让位给统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1941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1941年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27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①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税。
表28　晋察冀35个村的阶级组成
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页。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169—228页各处，据以计算晋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迟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37。5％的规定”。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仅有9000佃户受益。到1943年，运动加快了步伐，约有43000户受到影响；次年因根据地扩大，这个数字可能翻了一番。②最后，在山东根据地，在1943—1944年间的冬天之前，认真的减租减息几乎还没有开始。因为租佃率不高，许多干部对这个政策的重要性产生了怀疑；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难的工作，远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担心政治控制不稳定，害怕强硬路线会极大地疏远仍有势力的当地士绅。①得到的证据证实了彭真的观察，即根据地的财产关系在战争期间没有结构性的变化。或许收入的不平等比财产所有权的不平等减少得更多。全部税收制度沉重地压在富人身上，而且实际执行时常超出规定，特别是合理负担的税收制度。如果这是先进根据地的情况，那么可能其他根据地变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表29　北岳地区的粮食产量
大生产运动正像在陕甘宁那样受到重视。虽然缺乏定量的资料，但在晋察冀的北岳地区，粮食生产从1940年的水平急剧下降，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转（见表29）。②大生产运动也有政治动机。根据统一战线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没收富人的财产，因而以牺牲富人为代价也不能无限期地给较贫苦的农民带来利益。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阶级斗争为基础所达到的动员仍能通过由农民协会和换工队经营的生产组织继续下去。领导干部经常精确地使用这样的言词鼓励生产运动，作为阶级斗争和民众动员的高级形式。①中共一方面努力扩大民众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对新秩序的人。在公开声明中，这些措施几乎常被描绘成“民主的”，并且强调它们的温和以及与“三民主义”一致。然而在秘密报告和指示中，这一词汇经常被阶级斗争和结构变革的词汇所取代。两种水准的论述涉及同一现象。尽管前者在宣传上有严重的混淆，但党并不认为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民主”定义（如果别人曲解这一词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还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为目的。他们的目标是“优势”，而不是“专政”。
透过不同地区和根据地在各种层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无数细节，某些模式可以识别出来；自上而下加以军事和政治控制，对现有行政机关必需的人员进行调查和更换，党的干部进一步渗入该机关并随后进行机构和程序上的变革。随着接管政治机器，配备了军事组织（正规军，地方部队，自卫团或民兵）和群众组织，尤其是农民协会，地主和大部分富农被排除在农协之外。
当这些发展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以后，而不是以前，对数量有限的县以下的行政职位和代表大会代表进行直接选举。上一级代表大会代表——在他们所在地——由下一级代表大会间接选举。虽然代表大会名义上监督同级行政委员会，但后者明显握有实权，代表大会很少开会，像个共鸣器，批准拟议中的或业已实行的事项。尽管偶尔有不正规的事情，但党真正按程序进行选举。不过候选人的名单事先经过仔细筛选，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席位可供竞争。作为替代，选举运动被用来教育当地民众，并让他们投入这一政治过程：受指导的参与是根据地民主的特点。选举运动于1939年在晋察冀开始，但全边区代表大会直到1943年才召开——这也是战争期间唯一的一次。晋冀鲁豫的分区选举开始稍晚。在华中和山东的根据地，地方选举开始得相当迟，到1942年才进行。除陕甘宁和晋察冀外，其他根据地都没有选举过全根据地范围的代表大会。
像在陕甘宁那样，尽管贫农心存疑虑，作为重新重视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在根据地都实行了“三三制”。像统一战线作为一个整体那样，三三制决不意味着损害党的控制和领导，而是使它更有效。但是在根据地，执行三三制不如在陕甘宁那样彻底。在五台区（晋察冀的一部分）的13个县中，1941年选举结果，共产党员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间。迟至1944年，江苏一个区报称党员当选者占60—80％，而没有提到三三制。如彭真指出的那样，三三制“不能成为成文的规定，因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语言固定下来是与真正平等的原则和普选权的原则直接相对立的”，但他也注意到“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得太远了”。①虽然当地的一些积极分子是自发地站出来的，但从出身好的农村居民中补充优秀村级领导却有困难。有些站出来的人不适合，或是后来发现不能胜任或品行不端。少数值得注意的人是国民党特务、汉奸或受当地士绅操纵的人。农民的消极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狭隘的保守主义，屈从和宿命论，缺乏自信心，不愿与官员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担心会招致邻人的嫉妒或不满。此外，贫苦农民通常是文盲，也没有经历过比家务更大的事，况且他们也不愿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务。使上级感到不安的是村里的党员也表现出许多这样的看法。地方干部经常用农民自己丰富而直率的语言汇报这些态度。因此，必须把这些形象与为保卫自己的村庄和国家而战，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会而工作的富有贡献精神和战斗精神的较为大众熟悉的农民的形象放在一起。农村中国是个各种态度、利益及社会集团的万花筒，对此简单的描述是不会公正的。
“精兵简政”和“到农村去”等组织性措施在某些根据地得到实施，但在另一些根据地却几乎没有提到。毫不奇怪，晋察冀在1942和1943年推行了这些政策，包括对边区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简。但在大部分根据地，延安意识到的官僚主义似乎没有被看成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确实，经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员（命令主义、瞎指挥受到普遍的责难）。因为党已经绝大部分在农村，“到农村去”并无多大意义。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对军事任务应接不暇，很少有机会像陕甘宁卫戍部队那样参加生产，尽管他们一有可能就去帮助生产。
干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据地与陕甘宁很不一样：在意识形态方面较为简单，更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务，如举行地方选举，实行减租，组织生产或扩军和军训。在这些根据地，党的干部很少有时间或有教育背景去学习文件，或长时间讨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果是，整风比陕甘宁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对普通党员来说，整风主要是指增强支部的战斗力，克服消极态度，工作正规化以及经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务。党的基本学说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简化的形式表达，有时像容易记住的对话或格言。直接的灌输和斗争会比“批评—自我批评”采用得更多。党性表现好坏的典型被树立起来，供仿效或谴责。一有机会就召开会议。训练和其他运动安排得与季节活动一致：减租减息运动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获季节，选举通常在秋收后的初冬举行，征兵在几乎一年一度的“春荒”时期最好办。
对于受过教育较多的干部，标准要高一些。他们通常是在区级或地区级工作的“外来”干部。特别是刘少奇，他试图通过华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风移植到他管辖的根据地去。为学习指定了同样的全部文件，并召开批评一自我批评会。然而在1942年，刘少奇的整风措施“只是在地区党的领导机关的严密监督下，在军队和其他组织的高级干部中产生了影响”。①战争中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了巨大的压力。然而，在1927年和1934—1935年共产主义运动仅免于难的地方，战争中期的危机并没有威胁到党的生存。到1940年，在战时条件下，共产主义运动已拥有充分的地域和民众的支持以经受任何风暴。可是像国民党的游击战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中共的民众支持的基础被有组织的控制和有步骤的改革所增强和提高，它既是真诚的，也是不完全的。党的指令必须不断地重申和扩充。党不得不调动它的全部智谋和经验，现实地面对困难，承认自己的缺点，而首要任务是坚持下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页。
①　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的政治经济》，第232页。
①　施兰：《游击经济》，第120页。
②　施兰：《游击经济》，第146页。纺织品生产数据分类统计（1943年的百分　比）：家庭工业（44％），国有企业（31％），资本家企业（19％），中国工业　合作社（6％）。
③　“整风”就是“整顿作风”。
④　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166页。
①　见本书宣道华著第14章。划分“思想”和“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分析，可见于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2版，第21页以下。舒尔曼提出中国共产党把纯理论（置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思想”（把这些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具体情况）区别开来。关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第一的历史演变，见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怀利对舒尔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①　《毛泽东集》第4卷，第63页。许多整风文献可见博伊德·康普顿：《毛泽东　的中国：整风文献，1942—1944年》。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这类不客气的话已在《毛泽东选集》中删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5—826页。
②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载于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33—　53页。下文简短摘要取自同一来源（有时经过转译）。
①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文学上的不同意见》，第21页以下。当时《解放　日报》主编是秦邦宪（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张闻天。两人在30年代初同　属王明派，虽然他们后来更靠拢毛泽东主义阵营。然而没有他们的同意，持　不同意见者不可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丁玲是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①　见康普顿：《毛泽东的中国》，第6—7页。
②　整风文献中，有毛泽东文章　6篇，中央委员会文件　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　毛泽东执笔），刘少奇、陈云和康生各1篇，宣传指南1篇，军队报告1篇，斯大林3篇，列宁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领袖）1篇和《联共（布）党史》的《结束语》。四篇苏联文献是后来加的，似乎是后来想起来的。
①　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陈伯达）很认真对待这一挑战，或许想利用它　在党内提出不要作出危害毛泽东或损伤他的形象的行为。晚至1945年（中共　七大上），毛泽东承认“国民党仍然有颇大的影响和实力……我们一定要降低　国民党在民众心目中的影响和地位，达到提高我们的影响和地位”。见怀利　《毛泽东主义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