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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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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派中找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词更为严厉。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劲”。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所述，截止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厂的各级劳动大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得到了有利于党的机构高于文革小组的中央的一套规章的促进。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①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有北京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以牺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①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①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① 关于这两种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参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章。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4页。
① 《中国大陆杂志选》第566期（1967年3月6日），第12—20页。
② 对红卫兵暴力的描述，见戈登·A。贝内特、罗纳德·蒙塔珀图：《红卫兵：戴小艾政治传 记》；肯林：《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红旗》1980年10月19日，第32— 36页。
① 关于红卫兵运动内部的分化，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罗森：《红卫兵的派性》；安尼 塔·詹：“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广州学生变化中的看法”，载《世界政治》第34卷第3期 （1982年3月），第295—323页。
② “中国社会结构的反应”第314页，表2。
① 高英茂：《林彪》，第346—350页。
① 迪特默：《刘少奇》，第132页。
② 关于党的官员对红卫兵运动的反应，见帕里斯·H。张：“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 的生存策略”，载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第501—539页； 理查德·鲍姆：“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挡箭牌’教训”，载斯卡拉皮诺 编：《精英》，第540—574页。
① 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5页。
①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9—262页。这几个日期与利伯萨尔说的不一样，是孙敦У摹∷捣ǎ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45页；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第91—97页。
②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55页。
③ 关于十月工作会议以后的事件，见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3章；迪特默：《刘少奇》， 第5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18—129页。文革升级也反映在这一时期发布的中 央指示中，见“文件汇编”。
① 《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11月—1981年1 月）》，第35页。
① 这一时期上海事件的材料可见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安德鲁· G。 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① 沃尔德：《张春桥》，第36页。
夺 权
“一月风暴”
上海的形势是到1966年底为止中国城市形势最极端的形式的代表。从根本上来说，三种过程在起作用，它们合在一起，导致了党的权力的崩溃。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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