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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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增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③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④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①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②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性的逆转，50000447＿0229＿2③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界农村”，②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③然而，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月10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到1960年苏联顾问的撤离、苏联经济援助的断绝和“大跃进”及其后“三年自然灾害”萧条期的震动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沉寂状态。同时，毛左右更为务实的官员们在努力使国家走上正常的轨道。1962年10月的中印冲突使北京恢复了外交政策方面的激进主义。⑤不过，此时外交政策的基础已不再仅仅是反对美国和苏联，而是增加了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联系和在第三世界推动革命等内容。北京认为中国的使命已经变为充当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①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②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③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④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①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②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①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③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　23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　第66—67页。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1，《红旗》1965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　阿瑟·J。多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