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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7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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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还对印度发起了宣传攻势，号召印度人民通过暴力推翻印度政府。北京给纳加游击队秘密提供武器和军事训练，称赞纳萨尔巴里的农民暴动，赞扬比哈尔的骚乱，口头上鼓励印度共产党（当时已分裂为三派）中的亲北京派放弃走议会道路，改走暴力之路。③《人民日报》在2月份的一篇社论中宣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印度的农民革命风暴更猛烈些吧！”自然，印度政府对内对外作出的反应都很强硬。新德里更加接近莫斯科，决意把军队建得更强大，以便抗击中国，还进一步限制了喜玛拉雅山边境各邦的外交自治权。1962年中国入侵印度以后，中印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1967年9月得到了验证。当时，中印两国的正规军曾在锡金和西藏边界作战一周，双方互有伤亡。这次战斗胜负难分（印度军队的训练和装备都比以前好），所以北京和新德里达成默契，都没有声张此事。④1968年，中国发现北朝鲜的独立性太大，对北京不利，而且平壤有可能在违背中国意愿的情况下，再次把中国拖入与美国的战争。1月，北朝鲜在领海以外的水域捕获美国的电子间谍船“普布洛号”，在朝鲜半岛引起了一场危机。更重要的是，1965—1969年间，北朝鲜一直在变本加厉地向南朝鲜渗透，不断在非军事区和南朝鲜境内采取军事行动，大幅度增加军事预算，使之达到了一直在增长的国民总收入的30％以上。对北京来说更糟的是，平壤向苏联靠拢过去了，不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是这样，而且还接受了苏联大量的军事援助。而且，中国的红卫兵小将猛烈抨击北朝鲜的“修正主义”，指责金日成是“百万富翁和贵族”。1968年，中朝两国正规军之间还发生过武装冲突。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人（像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山区那样）在朝鲜人一直认为属双方共同所有的领土上修筑公路而引起的。①所以，中国人在1968年和1969年决定改变这种违背中国利益的倾向。唯一的办法是竭力与金日成拉关系交朋友；申明同志友谊；支持他对南朝鲜的政策；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在意识形态方面更宽容一些。这一切当然需要时间。此后几年中，中国一直在修复与北朝鲜的关系。但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两国关系的修复工作至少已开了头。
每年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国家数目的减少和这些年来社会政治的崩溃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跌入低谷的最后两个标志。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北京会在1971年前好几年就能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1965年前的几年中，由于中国对前殖民地国家和它们加入主要国际组织之事采取温和的政策，投票赞成中国进联合国的国家逐渐增多。但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增多的趋势。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北京因为进不了联合国，所以常指责联合国（虽然它已不再支持1965年印度尼西亚首倡的计划——建立一个针对西方的“革命性”国际组织）。①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必然会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中国的国际贸易总额下降不多，1965年是38亿美元，1968年是37亿美元，以后迅速上升，1971年达到45亿美元。②当然，绝对数字并不高，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与70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不同，还未成为贸易大国。由于某些原因，文化大革命对外贸的影响确实不太大。首先，对外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其次，许多出口工业基本未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或者说受损颇轻。再次，北京的主要出口来源——农业也几乎未受影响。贸易受到影响，原因主要在于交通和某些特殊的行业遭到了破坏，而不在于普遍的动乱。这说明，文化大革命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和行业表现得很突出。此外，贸易总额的下降是由于中国人倾向于保持每年进出口总额的平衡。所以，当出口下降时，进口亦受到限制。由于粮食进口大幅度减少，按说中国人的日常食物和摄入体内的热量会受到很大影响。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中国的农业基本上未受主要发生在城市的动乱的干扰。
有一项变化值得注意：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从60年代初开始一直在摆脱苏联和东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美国除外）。1970年，与发达国家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3％，而1965年只占39％，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额则从1965年的30％降至1970年的20％。这时，中国进口的工业品和技术的大部分、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均来自日本和西欧。结果出现了较大的贸易逆差，差额部分由与香港和不发达的非共产党国家间的贸易顺差来弥补。此外，中国与共产党国家的贸易在1970年末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增加。 1970年，中苏贸易额减至 4700万美元，但次年又回升到14500万美元。中国与东欧的贸易没有像中苏贸易那样大幅度下降。
鉴于苏联军队的集结（将在下文述及）和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政治后果，中苏贸易在1971年就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出人意料的。原因似乎是，中国对莫斯科及其东欧仆从国愿意提供的东西——主要是民用飞机和机器零件——非常需要，而对俄国人的政治和军事侵略进行惩罚的能力却严重不足。这个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北京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怪诞举措——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但其绝对贸易额是如此之小，可以说这个阶段中国的外贸主要是象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只是到后来，中国才把外贸当成了一种主要的政策手段。
① 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② 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和文 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① 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卷，第 1 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览》第 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际 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 “中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 里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 1—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 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问 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国共 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19页。
③ 1967至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④ 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装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① 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第 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期 （7月），第90—9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第37 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期（1969年 1—3月），第 178页。
④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96页。
② 《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日本 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年 7—9月），第195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期（1967年 10—12月），第 225页。
① 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17— 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远 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58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① 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果不做出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展可能只会造成不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下文试作一些综合分析，尽管主要的事实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边界事件的发生，大大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条约的17世纪。②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中苏之间无边界争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因此，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与边界有关的特殊问题造成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如在某些不动产的确切位置和所属权方面的分歧；与缔结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关于履约的分歧；边界地区的管理问题，包括界河航行、岛屿和江岸的归属权等争议问题。③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述问题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①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年1月23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渔网，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系的主要窗口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在东北边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应较占优势。1959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年至1969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1967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未改变传统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状态，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事战略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看来成了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了陈毅的公开指责。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1967年11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事部署，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视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和正规军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下来。⑤3月2日清晨，珍宝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午11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步枪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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