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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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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深化了对林彪的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⑤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①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十大的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②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③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④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⑤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86岁）和董必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过周的努力，得以重新工作，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未能返回政治局。
当激进派经过林彪事件的打击，在十大上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便秣马厉兵，准备向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周恩来总理本人发动攻势了。
“批林批孔”
1974年1月18月，毛批示同意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②根据一份材料的记载，最初允许进行这种看来稀奇古怪的联系的，是1973年8月毛对清华大学一个学习小组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毛指出可以将批林批孔结合起来进行。①但是，清华大学的学习小组肯定已经从毛在1973年3月召开的、旨在批判林彪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得到启示，毛在讲话中认为既需要批判林彪，也需要批判孔子。在5月和8月的两首诗中，毛泽东强化了他发出的信息。毛写这两首诗意在批评中国一位高级知识分子郭沫若，因为郭沫若称赞儒家，谩骂儒家的主要反对者，中国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②中国人常不适当地把毛比作类似秦始皇的开国皇帝，③而秦始皇是遭到中国历代历史学家辱骂的专制统治者。
到8月，毛的讲话肯定已经在政治鉴赏家中广泛地传开，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位广东教授撰写的文章，提出了随后的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些主要观点，其中包括与当代中国政治关系最密切的那个观点。他引用了孔子的《论语》中的一段话：“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虽然转弯抹角，却明白无误地批判了周恩来重新起用一些高级干部的措施。使人产生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周的姓氏的缘故，他所批判的一位公元前12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周公，正好与周恩来同姓。④（原文如此——译者）。
表6 1969年4月—1973年8月领导班子的变化当这篇文章在中国上下讨论的时候，江青跑到清华，组建了一个班子，为全国性的官方批判运动提供理论武器。⑤该小组由前中央警卫团、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政委迟群领导。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同时负责首都另一所重点院校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他的助手是谢静宜，也来自8341部队，曾做过江青的秘书（原文如此，实际上，谢在文革前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中——译者），后来调到清华大学担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①1973年秋天，迟群和谢静宜组织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12位（后来增加到32位）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撰写文章，把林彪和孔子联系起来，为了现实政治的迫切需要，去进行历史类比。这个理论批判队伍被称为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简称“梁效”（两校）。梁效成员搬进专门的办公地点，配给特供伙食，从事收集材料的工作，而这又常常是根据江青授意进行的。②他们成为“四人帮”在全国上下建立的帮派体系的核心。③1974年1月18日发布的文件，是“梁效”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这标志着官方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运动（“批林批孔”）的正式开始，它由江青和王洪文一手策划，1974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元旦社论《元旦献词》，为大张旗鼓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作舆论准备，预示着它的到来。④这看起来像是不断深入的清除林彪在党内和军内的支持者的运动的进一步扩大，实际上这场清除余党的运动后来被称为“读书班”，由王洪文负责，企图乘机控制军队。但由康生起草的这个社论，真实目的在于搞垮周恩来，这从上年8月第一个借口出台时，就已经昭然若揭了。⑤1月24日，据说未经毛泽东批准，但可能得到毛的首肯，江青等人召开了在京部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召开了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她和姚文元、迟群、谢静宜都在会上作了讲话。①随后，他和她的大批判组四处活动，甚至插手高度保密的军事机构，发表讲话，或如后来人们描述的那样到处“点火”。②这场“批林批孔”运动控制了全国城乡各单位的政治行动，批判文章充斥了新闻媒介。③批判保守势力的复辟是这场运动的一个主题，强调在要求前进的人和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人之间，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④另一个主题是在儒家和为秦始皇服务的法家之间进行比较，⑤正是法家向秦统治者证明了实行严刑峻法的必要性。他们可能希望通过这种类比，进一步深化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在大量的讲话和文章中，周公的罪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⑥不管这场喻古讽今的大批判对活着的周的心理影响如何，由于身患癌症，总理的身体日渐衰弱，最后不得不中断工作，同意手术。⑦ 1974年 6月1日，他离开中南海办公室，住进首都医院，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⑧从那时起，他主要是为了重大政治目的进行出击，⑨才偶尔离开医院。但如果激进派认为他们长期以来穷于对付的对手将要消失，并为此洋洋得意，他们的满足只是十分短暂的。周身患绝症，促使毛着手解决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令他的激进的追随者沮丧透顶。
邓小平的复出
毛必须找到一个人来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虽然主席认为大乱达到大治，可能也为全国性的动乱激动不已，但他同时清醒地认识到，需要一种稳定力量，以避免全面的混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在更早些时候如大跃进时期，周恩来一直发挥这样的作用。虽然他为应付局面（或是为应景）仍可从病床上挺身而起——最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1月13日他离开医院，在四届人大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但他已不可能为处理国家每件重大事务而长时间地辛勤工作了。
对毛来说，不幸的是，王洪文令他大失所望。王在上海工作时，毛以为他在这个年轻人身上发现了一些政治技巧。①但王并不具备这些技巧。更重要的是：尽管王洪文地位很高，实践证明他不过是江青和张春桥手中的玩物，②这就破坏了他作为一种独立的新生力量的可信度。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历史学家另有所图，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证据，即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王洪文和江、张靠得这么紧，以致于促使毛泽东意识到，他不是接替周恩来的合适人选。到毛开始警告王不要与江青拉帮结派时，已为时太晚了。③至于江青，除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她代表毛从事一些政治活动外，中国2000多年延续下来的男人当权的政治文化，以及植根于这种文化的偏见，使她通往权力的道路上充满了障碍。毛意识到，作为一个妇女，江青是一个政治包袱。因为妇女统治违背了儒家的父系继承制度，因为她们所谓的错误行为，女性统治者的历史都受到男人历史学家们的谴责。从1974年起，江青一直试图改变西汉吕后和唐代武则天女皇的反面历史形象。吕后、武则天，以及晚清的慈禧太后，向来是历史学家主要的攻击对象。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虽然江青和她的上海帮仍然在推动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目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这段时期里，毛不时对他们提出批评，表示不信任，显出一种分离的倾向。婚姻冲突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根据特里尔的记载，1975年江青搬出中南海（中国领导人住在里面），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特里尔的材料说，这是她和毛泽东之间政治上发生了分歧，而不只是感情纠纷。①毛也要人产生这种印象。1974年3月20日他对江青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1974年7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主席在他们的同事面前第一次公开批评其夫人的政治行为，把她和她的盟友称为“四人帮”。他告诉大家，江青“只代表她自己”，她“有野心”，“想当党的主席”。②但在中国政治圈子里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江青之所以搬家，是因为她对毛泽东个人生活中某些事情的不满，江青对此曾大发雷霆。然而，还有另一种说法，不管江青对毛泽东这些生活中的事情怎么看，她实际上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搬出了毛的住处。似乎确切的是，在政治上毛和江青仍然互相需要，不管他怎样责难她，他坚持强调她的错误是可以改正的。③一位中国观察家提供的一项证据表明，毛对“四人帮”的攻击是为了解除他们敌手的武装所放的烟幕的一部分，暗示他与他们已分道扬镳。果真如此，那么他主要想蒙骗的是邓小平。
1974年 10月 4日，毛再也不能忽视周恩来患病可能造成的影响，提议邓小平接替周总理的位置，担任第一副总理，主持政府日常工作。这样，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两个主要受害者之一即将重新获得管理中国的权力了。王洪文的直线上升已经够异乎寻常的了，但重新起用邓小平却更令人大感意外。然而从上一年年底以来，邓小平这颗政治明星正在重新上升以及上升的原因，人们都是很清楚的。现在的问题是，人民解放军在政权中的作用如何。
在1973年12月12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已经谈到，他希望将各军区的司令员对调，以剥夺他们长期形成的军事控制和联系能力以及他们最近一段时期获得的党政职务。他抱怨说，政治局不管政治，军委不管军事，明显地暗示军队不要干预政治。为了减少将军们对这些提议的不满，毛做了两件事：他提议邓小平进入中央军委，担任总参谋长；他说林彪粗暴对待人民解放军的革命英雄，他受了林彪欺骗，为此还作了自我批评。不管这种解释是否使将军们感到满意，但毕竟他道歉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毛如愿以偿了：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同一天，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原文为“重新在中央军委起重要的政治作用”——译者），并决定他进入政治局。交易的成分显而易见。作为对将军们放弃政治权力的回报，他们得到许诺，权力将交给一位可靠的老同志。邓小平宣布，所有八个军区的司令员都将在10天以内到他们的新岗位去报到。①令“四人帮”感到不快的是，1974年4月，邓小平被挑选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发表讲话，向来自世界各国的代表介绍毛的三个世界理论。
毛重新起用邓小平，削弱了“四人帮”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军队，“四人帮”至少可以因此得到一些安慰。但当毛在10月透露他准备让邓小平管理国家时，“四人帮”慌作一团，积极采取激烈的行动，试图使毛放弃他的打算。10月18日，王洪文秘密飞往长沙去见毛，①通过王洪文和其他使者，“四人帮”诬蔑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在医院里与邓小平秘密筹划，首都现在的气氛大有1970年庐山会议时的味道。毛拒绝了他们的抗议，表扬了邓小平的能力。当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于12月23日和王洪文同机飞往长沙去见他时，主席重申了他对邓小平的信任，并提出要执行他早先的建议，任命邓担任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为了维持政治平衡，任命张春桥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副总理。1975年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十分警惕的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上述任命，并且作出了更令人震惊的决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②这样，毛生平最后一个大的运动的舞台搭起来了。
邓小平主持工作的一年
1975年1月，在邓小平接管党政日常工作时，他并没透露出他的想法。③难道他会相信毛已放弃了文化大革命并允许他恢复文化大革命前夕曾推行过的那些更为理性的政策吗？
这里有某些鼓励性暗示：对像他自己一样的人即使不恢复原职的话，也进行了平反；在毛的支持下，周恩来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长远的经济规划和以后众所周知的“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①更为重要的是，毛号召要安定团结，并批评了“四人帮”的宗派活动。同时，毛似乎想要在文化界恢复更为宽容的政策。他主张恢复周扬等一些官员的职务，并告诉邓小平文艺应“百花齐放”。在毛的鼓励（也许是领导）下，邓小平和他的主要支持者叶剑英、李先念在5月和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了“四人帮”提出的论断——即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正在进行，新的领导人犯有实用主义的错误。王洪文一直是个随风倒的人，这次他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回上海呆了几个月。但他的三位同志仍顽固地保持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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