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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8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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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早期农村改革的各种形式，可见凯思林·哈特福德：“社会主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 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31—61页。
② 参见特里·西科勒：“近期改革风中的农村市场和交换”，载佩里和汪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政 治经济改革》，第83—109页。
③ 哈特福德提出，并不是所有农民都欢迎摧毁公社制；同上，第138—139页。
④ 参见理查德·J。莱瑟姆：“农村改革对基层干部的影响”；同上，第57—73页。
⑤ 这一评论是根据作者本人和其他人在中国的观察和交谈所做。
① 关于进行的一次讨论参见伊丽沙白·J。佩里：“社会骚动：增长中的怨言”，戴约翰·S。梅 杰编：《中国简况（1985）》，第39—41、45—46页。
① 参见乔治·厄本编：《毛主席的奇迹：忠诚文学概要（1966—1970）》，第1—27页。
② 参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172—174、179—181页。其他三项原则是 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
③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同上，第303页。
① 这种困境大致上与西欧民主国家中党的官员的情况有类似之处。在野时期，党作为党的生命力显得突出。因为它是国家中用以发动“阶级斗争”的煽动性工具，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罢黜 现政府。如果策略是成功的，并且党的领导人成为政府部长，那么党的作用将大大地减弱， 因为它的领导人将集中精力管理国家并保证经济的繁荣。从那时起纯粹的党的官员将起着 次要作用，很少干预政府政策，但同时要求普通党员保持对政府政策的忠诚。
② 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即在胡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短暂时期内，这也 许有某些道理。但在1982年9月的十二大以后，即主席一职被取消，胡专任总书记之后，这 就没有道理了。我使用“形式上”一词，是因为最终的权力当然是在邓手上，不管他名义上 的头衔是什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39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新强调法治引起了不少问题。关于对其中某些问题的讨论，可参见R。兰 德尔·爱德华兹、路易斯·亨金、安德鲁·J。内森：《当代中国的人权》。
①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10页。
第五章① 对美开放
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中，对美开放可说是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毛执政27年间所采取的主动外交行动中，中美和解最能表明他欲确立中国在世界上大国地位的决心。就近期意义而言，中美关系的恢复完全改变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在国际上的隔离、孤立处境；而其长远意义则是结束了中美间外交长达20年之久的不正常状态。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恢复，北京在70年代和80年代登上国际舞台将是很困难的，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从1968年开始出现中美和解的迹象起，毛就对和解的进程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他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近是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他对中国长期加入现行国际体制是极其不情愿的。战略与政治上的需要使中国同资本主义世界和好，特别是要与美国及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和解。由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毛难得承认他所采取的行动是虚弱无力所致，甚至不承认中国及其宿敌同样在谋求和解。因而毛从未充分认清中国与外部世界广泛联系的重要性。毛的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他去世；所以他一直支持其文化大革命的盟友进行反对那些比较愿意使中国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参与国际事务的领导人的斗争。
由于那些力图执行毛的外交政策指示的领导人忙于解决中国内政的一些危急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波三折极不顺利。国际局势的动荡也干扰了中国的外交进程，致使中国虽然卸掉了以前外交政策所积累下来的沉重包袱（特别是与越南的关系），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与美国和日本的长远关系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迭的影响；领导人的更迭屡屡妨碍了中国许多重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央没有明确一贯的外交政策指示，7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中美关系在飘忽不定中发展。只是到了70年代末，客观的需要和邓小平在国内政治上的复出才使近10年前便开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得以圆满结束。
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似乎不是双方精心计划的产物，而是中美政治制度不断斗争和经常对抗的结果。当毛主席、周恩来总理及其后的邓小平试图恢复自中国内战以来即近乎中断的中美关系时，头几年只是试探性的，极其脆弱。由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设计者是少数高层领导人，因此较易取得最初的突破，但同时也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极易停滞不前，或发生逆转。毛的日益衰老，周恩来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加上尼克松总统政治地位的脆弱，使早日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困难。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未能见到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的实现；理查德·尼克松则因一些与此没有关系的事件而被迫下台，眼看着吉米·卡特夺去了自己巨大外交胜利的荣耀。同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两次被毛赶下政治舞台的邓小平与20世纪意识形态最强烈、长期以来主张与台湾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一起制订了双方安全目标并非一致的中美关系的原则。
是何原因促使中国要与美国恢复关系？北京领导人是怎样争论这一政策的？出于何种愿望有关领导人才主张建立中美友好关系的？这些愿望是否已实现？中美和解的进程对中国后来看待外部世界有什么影响？这些变化对中国内政有什么影响？最后一个问题，向西方开放是否标志着中国真的与过去作了历史性的告别？抑或仅仅是出于国家安全的不会持久的紧急需要才这样做的？在谈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简述一下该时期制定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对政策变化所产生的影响。
① 本文中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反映兰德公司及其任何一个政府资助单位的看法。
政治进程与中国的外交政策
对美开放反映了长期以来的战略发展变化；这些变化直接影响了北京的安全考虑。下述三点变化特别重要：（1）由于美军在越南的数量逐渐减少，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也相应缩减；（2）与此同时，苏联加紧在亚洲部署常规部队和核力量，直接威胁着中国的安全；（3）尼克松政府公开宣布不参与苏联强压中国的图谋，这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领土完整的一种心照不宣但极为重要的承认。北京不可能忽视如此重大的战略发展变化。在此情况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那种孤立、仇外状态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然而，地缘政治学的逻辑并不能完全解释北京的反应，还必须考虑到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个人和机构所起的作用。在考虑到的众多内部因素中，有三点最为重要。第一是领导者个人的作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三位中国官员的独一无二的权威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与西方和解的进程。从60年代末开始对中美关系和解的重新研讨，到7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初步突破，到70年代末中美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再到80年代初两国关系的再度疏远和重建，他们一直掌管着中国的外交战略决策。其他老资格的官员，特别是极少数高级军事战略家以及外交部内与周恩来长期共事的少数人员，也都在幕后对中美关系和解的进程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毛、周及其后的邓对中国政策拥有最后决定权。
1949年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这些领导人至高的职权与外交政策高度集权的特点密切相关。虽然其他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有贡献，但是很少有人说自己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大政方针”的制定。比如，在外交与军事事务上，只有毛的名望在他去世后的10年中仍旧保持着光彩。正如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决议中所肯定的那样：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并且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正确战略和我国永远不称霸的重要思想。①看来没有理由对这些评论提出疑问，毛的言行在超过1/4世纪的时间里主宰了中国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指导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恢复；周的声望在国际上同样很高；而（从某种更具随意性的政治角度看）邓小平对中国外交政策发展的影响也同样是巨大的。
而在与美国官员的交往中，每位中国领导人都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就中国官员而言，个性与政策问题是合而为一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因此说，中美关系最初的突破主要取决于亨利·基辛格、周恩来和毛泽东之间建立起来的那种个人与政治的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一致却从未在邓小平与基辛格之间得到发展，特别是当中美外交政策出现分歧的时候更是如此。邓小平明确表示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比赛勒斯·万斯好；其部分原因是这两位美国高级外交官的不同政策倾向，同时也是因为他俩截然不同的个性。从一开始中国高级官员就注重并着力与美国历届政府中的某一官员建立较密切的个人关系。如果缺少这种关系，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或进一步恶化。理查德·所罗门抓住了这种个人之间交往的实质：中国人与人打交道的最基本的特点是，首先设法认清外国官员中谁同情他们的事业、在他们的对手中培养一种友谊和责任感，然后，通过各种计谋来利用这种友谊感、责任感、自疚感和依赖感以达到他们的目的。①80年代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以后，这种现象在维持关系上就不常见了。
第二个因素是外交决策的不稳定性。尽管极少数官员决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策略，但是他们的决定仍要受到中国官僚体制中当时进行的更为广泛的战略和政治论争的影响。②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也是与在国内政策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相关联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周的采取积极外交行动的主张是与他重建中国党政机构的工作密切相关的。而那些对中国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行动最高兴的人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冲击也最少。③尽管有时难以看清这种相关联的政策立场，但周和邓在特定情况下的重要政治地位是明显地影响着他们的外交决策的权能的。
这种相关联的特性还表现出了体制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体现了个人权力之争。官场上有句经典格言：“你的立场取决于你的地位。”像对美开放这样具有戏剧性的政策变化，对官场上的政治组合和有限的财富的分配有着实质性的影响。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国防部长林彪。他的政治权力和对财富的拥有权实际上直接随着中美关系突破的进展越来越小。关于林彪权势在国内的丧失与毛、周同美国成功地建立起关系之间的某些联系，将在下文探讨。
第三点是个人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不是既定外交政策的明确一贯性。政策的争论仅仅是中国政治进程中固有的激烈的个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政策上的分歧虽然曾影响过这种权力斗争，但与政治体制中的宗派倾向相比一般居于次要地位。④这种现象最典型的事例是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为继承毛的位子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四人帮”对周、邓以及其他官员的攻击以意识形态为掩护，但实际上是在毛暮年为争取政治优势而进行的一场重大权力斗争。
中国人多次否认派系或权力斗争与外交政策有任何联系。这种否认反映了中国在审查其国家安全战备问题时所存在的固有的微妙性与神秘感。如果让人知道主要领导人在外交政策上有分歧意见，就会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削弱中国的谈判地位。所以说，“四人帮”与邓小平之间的斗争完全是个人之间的斗争，并不涉及到全球战略问题。这似乎有悖于毛、周倡导的地缘政治逻辑。遗憾的是，毛在与西方发展关系时在国内政治上表现出的反复无常矛盾心理使中西关系正常化进展甚微。
因此，上述三点在不同时期影响了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毛认识到了与美国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从而为中国全球战略制定了新的方针。毛尽管愈来愈孤独、衰老，但在中国外交事务领域里至高无上的威望与权威则是毫无异议的。然而这位主席对外交关系的兴趣愈来愈小了，因为他在考虑过世后会产生的政治反响。周恩来身体的日益虚弱意味着毛将不会再有可信任的副手来负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外交政策便成了邓小平与江青各自领导的敌对集团之间进行的广泛权力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60年代末那种极度孤立和仇外状态已经结束，但是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仍在影响着对外关系的发展。7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国家安全的需要与国内敌对势力之间的互相斗争一直交织在一起。因而7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外交活动时断时续，一直处于探索状态。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事态发展的相互关系，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促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后重新进行战略思考的有关事件。
①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第41—42页。
① 理查德·H。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2页。
② 参见理查德·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③ 托马斯·M。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角关系的起源》。
④ 卢西恩·W。派伊：《中国政治的动力》。
通往北京之路 （1968—1972年）
如前所述，对美开放起因于对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威胁程度的重新评估。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断传出有关中国内部对美、苏的看法的争论情况；①但是北京的领导人似乎在忙于处理当时正在进行的派系斗争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尚无暇对中国的安全状况作出明确的评估。只是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他们才注意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同时出现了下面三种情况：（1）中国党政权力机构的重新组建；（2）美国国内不断高涨的厌战情绪预示着美国将从越南撤军；（3）苏联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不断集结军队，心怀叵测。
（毛提到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问题和中国针对苏联的仇外情绪引起了苏联的恐慌），苏联1965年初开始在中苏边境加强军事部署。早在1966年初，中国发言人就注意到了苏联在原来防卫力量较少的中苏边境的增兵活动。苏联增派地面部队是准备使用的，首先是进行带有挑衅性的边境巡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随后发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限主权论”（即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义”）使苏联有可能发动针对中国刚刚起步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的威胁性的、讨伐性的军事进攻。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周及其他中国领导人开始将苏联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帝国主义的国家，认为苏联很可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突然袭击。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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