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0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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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第4卷，第5页。
②　1981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年和更　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82—83　页。
加速工业增长（1982—1987年）
原估计工业调整时期将贯穿整个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但结果却是，只有1981年一年，总的增长才减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调整指标（即工业增长每年仅为　4％）。①到1982年，中国已处在持续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中的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
由于几个事件的干扰，这个调整计划刚一提出便被废止。首先，在1980和1981年已经下降的能源生产总产量，在1982年恢复增长，而到1984年，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已超过9％，这个数字可与70年代初所达到的增长率相媲美，直到1986年才降回到仅为3％的增长率。近海地区并无重大的石油发现，也没有发生使能源产量重新增长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长是大力发展原煤生产、运用引进的技术从现有油田中开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更多的石油、水力发电的适度发展，特别是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结果。中国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度需求是苏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特征。
表18　外　贸　的　增　长
具有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国工业外汇的限制。中国扩大出口的最初尝试，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在1978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义上翻了一番多，尽管进口迅速增长，但到1981年贸易赤字已被消灭，并在1982年出现了大量顺差（表18和表20）。出口的增长是扩大制造品出口和油价上涨的结果。简言之，在油价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随之下降之前，石油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1/4（参见表19）。
表19　中国的进口结构
除了扩大出口外，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国门。最初，这些借款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援助性信贷的形式。1980年，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银行同意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贷款。①此外，中国还决定同意外方以合资和其他方式直接进行投资。同意合资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必须正式拟订合资法、新税收法以及能保证将外方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护外国投资者，使之能避免那种绝大部分投入的资金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场自由获得的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可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仍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以期在将来获得利润。但是，直接投资最多的却是香港，而且其投资主要投向与这块殖民地相邻的广东省。在80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语言和家族纽带的私人关系恐怕是更好的保护，比国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与政府做生意的不确定因素。
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的资金
表20　（所有数据均以百万美元计）
如表20中的数据所示，当中国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很小的时候，每年从旅游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中获得30—40亿美元。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82年超过110亿美元，1983年更超过140亿美元。尽管借款额增大，但中国仍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净贷方。由于调整政策，中国投资减缓，而外汇又如此迅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积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汇。由于有了积累起来的外汇盈余，再继续维持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率的指标，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工业增长
表21　（1981—1986年）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农业产量回升，随后，在1982和1983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是外汇的来源之一，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年的880万吨增至1982年的1610万吨，但1985年便减至仅为600万吨。①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约了10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包括投资分配——的政策。②例如，在1971—1979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倍。相反，在1980—1984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要高40％。③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较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有大型企业的那些部门中。在1982至1986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以上，是来自集体的而非国营的中小型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的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部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最大的自成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1981至1986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持续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年和1985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汇。在198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迅速下跌。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年已达200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而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价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格制度（包括汇率）有利于国货的销售，而不利于进口货的销售。企业仍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获得更大的利润。1985年，随着价格调整，中国也开始了货币贬值，这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1986年，尽管油价暴跌，但制造品的出口仍提高了45％，或许这使总出口提高了13％。1987年，中国的制造品出口再次猛增，进口削减了；尽管工业增长率提高了，但中国贸易的帐目再次接近平衡。
在迅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较大幅度地波动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在台湾，70年代制造业的增长率最低为—6。3％（1974年），最高为25。6％（1976年）。①同一时期的大韩民国，波动的范围在11。6％（1970年）和35。7％（1973年）之间。②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以前，往往在经过了工业的迅速增长之后，便因国际收支紧张而出现一个发展缓慢的时期。因此，中国工业增长率的起伏，应被视为迅速发展中的相当典型的伴生物。在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漫无计划和毫不协调，在两年（1958—1959年）中增长了110％，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结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工业运转周期与大跃进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工业年增长7。5％，③这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指标更加现实。中国无论实现还是超过这个指标，都依赖于外汇紧张状况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改革的全面进展。
改革工业体制
中国为克服能源和外汇方面的障碍以加速工业增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80年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意义最为久远的变化是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
中国70年代的城市工业体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苏联工业中官僚指令性体制的翻版。生产什么、投入的资金用于何处，均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企业直接从负责分配投入资金的国家机构获得投资。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资金的话，企业要么必须回到计划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额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同某些拥有某种特定投入资金的其他企业去进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的）交易。由于没有投资市场，因而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的资金。
投资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某种特殊企业的设立是为了对新型的有生产能力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当这些工厂完成后，它们便转化为生产性企业。基金直接来自与生产性企业毫不相关的政府预算。银行体系的首要作用不是作为提供投资基金的来源，而主要是监督企业对计划的服从情况。
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从一开始便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决策过分集中，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业效率日益低下的一个原因。80年代之前，解决这一弊端的主要办法是把决策权下放到省甚至县一级。但是，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基本特征却仍旧未被触动。关键的投入资金仍由政府机构按计划分配。在这些决定中，市场几乎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年，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已开始了改革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试验。这些最初的改革尝试涉及这样的措施：允许企业之间在分别拥有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市场的垄断权之前，在全国其他地区展开竞争。①另外，他们还试图重新利用奖金来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员，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计划只重视生产总值指标的做法，而更加重视利润指标，以此从内部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些早期的变化丝毫未改变中央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的作用。市场力量的作用增加了，但仍明显服从于计划。扩大市场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些成员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在阻止1982和1983年激进的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某领导人在这场论战中再次充当了中心人物，不过这时他是站在阻挡进一步变革的那些人一边的。他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相信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应占主导地位。②并非是陈云的观点改变了，事实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激进的改革集团获得了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地位。这个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他于1980年出任总理。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这些更激进的改革者起草的。③这个文件为掩饰其全部意图使用了隐晦的语言，但事实上，它号召大力摆脱官僚指令性体制，各经济部门都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方向发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年），围绕着适当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而出现的政治斗争时起时落。主张市场化的那些人在1986年占了上风，只是在1987年胡耀邦被免职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时，他们才遭受到挫折。然而，到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两名被认为是支持继续发挥官僚指令性体制作用的成员，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改革已回到正轨。
不管支持这个改革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在1984年10月的文件公布之后的那几年中，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强了，但市场力量的扩大并未触及中央计划和指令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就须有五个重要的因素：1。首先，工业的投入与产出必须与市场的购买与销售相适应。早在1985年上半年，对429个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市场销售量从1984年占总销售量的32。1％提高到43。8％。由市场提供给这些同样的公司企业的物资投入，也从16。4％提高到了27。3％。①这些百分比是大大提高了，但具体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2。企业管理人员必须依据市场规律行事，否则，市场力量将不能使企业产生有效的结果。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不再像典型的苏联指令性模式中那样，全然不顾市场机制，一味提高生产总值，这一点已毫无疑问。企业首次同利润挂钩，这些利润可用来支付奖金、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人福利。②但是，对一个有效的市场来说，关键在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售价，而不是通过从政府寻求资助来提高利润。
然而，中国的企业仍严重依赖官僚体制提供各种资助。例如，随着最近的一项改革，税率应按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但在实践中，仍忽视了规定的税收，而这却可使企业免遭损失。③尽管银行试图提高提供贷款的条件，但企业仍然很容易以高额补贴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批准破产法的工作正在做，但到1987年，这个法律仍处于试行阶段。尽管小型的集体公司往往可通过或不通过破产法便被允许破产，但事实上，仅有一家沈阳的国营公司被许可宣告破产。
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对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征兆做出了反应。与利润挂钩，使他们比在7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但企业管理人员成功的关键，仍取决于他们迎合高层经济官僚的愿望的能力。
3。改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价格能反映出经济中真正相对短缺的情况。如果价格不正常，投入和产出都不会投到或产自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在诸如中国这样的体制中，绝大多数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因此，进行价格改革极其困难。国家每改变一次价格，都会造成赚方（产品获得更高价格者）和赔方（必须支付更高价格者）。赔方竭尽全力，抵制这个价格改革。由于就中国情况而言，赔方中有许多是为能源及其他投入物资支付更高价钱的大企业，因此，它们可以向制定价格的官僚机构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在80年代初期，物价改动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物价仍稳定在20年前制定的水平上。
然而，随着可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获得工业投入与产出，中国人发现在市场上价格波动所受的抵制越来越小。结果发展出了一套双轨价格体系。官僚机构分配的货物仍然按照国家制定的旧价格支付，而同种产品在市场出售，其价格就要由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决定。因此，物价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在起辅助作用的市场上物资的范围，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固定的。而事实上在1986和1987年也正是这么做的。市场最终能否制定所有的价格，抑或国家能否继续在价格制定上起主导作用，这仍是争议颇大的问题。
4。扩大市场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促进生产率的加速发展。但市场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市场能感受到竞争的力量。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