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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爱大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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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艾利斯（Betty Ellis）——莉比，或者如比尔经常叫的，莉——是他生命中最为痴情的一位女友，真心实意发自内心地深爱着比尔。无论怎样失望，她都能忍气吞声，一如既往地爱着对方。尽管算不上天生丽质，这个有着明亮双眸和宽厚嘴唇的瘦小女人总是能把自己乌黑的卷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讨人喜欢。虽然收入微薄，她依旧穿着得体，不比女装店马歇尔·菲尔德（Marshall Field’s）或泰波姿（Talbots）的广告女郎差多少。他们彼此都知道，莉比就是那种适合做医生太太的年轻女士。比尔在汉密尔顿兄弟会的弟兄艾迪生·沃德韦尔说，两人的感情相当成熟。“大学时，比尔和她有着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沃德韦尔回忆说，“拿贝蒂的话来说，大学时他们找寻了对方很久。但是比尔很少和人说他想怎么处理这段感情，或者有什么打算。”数年之后，比尔聊起和莉比的这段关系时，少了几分浪漫色彩，他说那只是两个命运的交错罢了。比尔写道：“我们时而会一起约会，随着见面次数的增加，我们越来越看不到什么未来。”
汉密尔顿对于男女交往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就拿每年举办两次的“αδφ”舞会来说，男女同学都会被严密地隔离开来。男生都住到二楼，把房间腾出来给女生们过夜，女伴民兵队还会守夜监视。毋庸置疑，把莉比这样的女孩约到花园，摆脱宿管及辅导员的监视，在月光下的花丛中接吻亲热，这样的念头不断骚动着比尔的心。沃德韦尔记得，有一次比尔故意想要试试汉密尔顿大学对于两性交往的限定——“二战”之前的许多大学都奉行着这种男女之间纯洁的社交礼仪。有次放假，趁着许多兄弟会成员都不在学校的时候，比尔起了个大早，在去莉比家接她之前，他做了个科学实验——把鸡蛋放在孵卵器中观察鸡胚的发育情况。当两人回到“αδφ”楼的时候，天已大亮，比尔决定去看看实验的结果。他拿出一只鸡蛋，在桌子上敲碎。一个看管兄弟会的糟老头正好撞见了这对年轻男女，看到手里拿着热乎乎鸡蛋的这两个人，他立马觉得事情有所不妙。“他一口咬定这两个人行为不检，”沃德韦尔说，“在他看来，比尔和贝蒂一定是一起过了夜，此刻正在起床做早饭吃。”当时这位教授并没有当面与比尔和贝蒂对质，只是事后他召集了兄弟会宿舍的全体成员，告诫他们，汉密尔顿的男生绝不允许留宿女同学。
对于老教授的训诫，比尔并没说什么。生活的磨炼让他喜怒不形于色，而是将所有的羞愧、尴尬以及其他情感统统压抑在心底，不流露出一丝一毫。然而，教授走开之后，比尔爆出一阵狂笑。
“老家伙真是明察秋毫，对规矩了如指掌啊。”比尔嘲弄着说道。
在认识比尔·马斯特斯之前，伊丽莎白·艾利斯经历了许多的失望和伤心。莉比1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这个年纪足以让她留下许多关于母亲的回忆，却又无法领会母亲所讲的那些生活道理。母亲的去世对于莉比和艾利斯全家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整个家庭从此一蹶不振。20世纪20年代莉比的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盖伊·艾利斯也消失不见了。他丢弃了莉比和她的两个姐妹——马乔里和弗吉尼亚——以及他们原本在密歇根格罗斯普安这个靠近底特律的漂亮郊区湖畔高地所拥有的安逸生活。盖伊·艾利斯去了佛罗里达，一个气候温暖的地方，那里正适合这个逃避责任的男子。对于莉比来说，父亲就如幽灵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莉比和她的妹妹最后住到了隔壁史蒂夫叔叔家，这对富裕而善良的邻居夫妇虽然和她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出于同情还是在自己家腾出了一个房间来收留她们。在中学毕业之前，经济大萧条的爆发给伊丽莎白和她的新家笼上了一层厚厚的乌云。随着1929年证券市场崩盘，史蒂夫叔叔原本相当可观的资产瞬间大幅缩水，深受打击的他最后选择了自杀。经历了自己家和养父母家的悲惨变故之后，莉比一心想要找个可以战胜残酷命运并勇敢面对生活的男人。
等待了大约5年，马斯特斯终于向莉比求婚了。在罗彻斯特医学院的第4个暑假，他们在莉比的家乡底特律低调地举行了婚礼。“他说自己在成名之前有许许多多的学习和工作要做，所以对于这段婚姻不可能太上心，”莉比的表弟小汤森德·福斯特回忆说，“他的确让她一度气馁，但在她的坚持之下，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这对新婚的小夫妻在罗彻斯特医学院及附属医院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马斯特斯回忆说：“尽管并不宽裕，但我们还算是衣食无忧，过着幸福的生活。”随着毕业的临近，马斯特斯开始考虑要去哪里完成自己的实习。因为学医的关系，马斯特斯在如火如荼的“二战”期间被免除了兵役。他想选择妇产科完成自己的临床训练，想要弄懂人体生殖系统的解剖和生理。当然，这只是他长远计划的第一步。“在当时极其保守的妇产科，我并不清楚自己能学到什么关于性的内容。”在回忆录中马斯特斯写道。这一次，他又向自己的老导师科纳博士寻求意见。1943年2月与科纳通完电话之后，马斯特斯最终决定将性研究作为自己将来的方向。
科纳提议说：“好的，为什么不去找找维拉德·艾伦？”
马斯特斯回复说，自己“并不拔尖的成绩”恐怕无法加入华盛顿大学艾伦的项目小组。当时，艾伦是全国生殖内分泌领域绝对的权威之一。马斯特斯也由衷地想去圣路易斯做艾伦的实习生，但对于自己是否能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没什么把握。
艾伦曾在罗彻斯特大学担任科纳的首席研究员，当时他们研究的课题是激素对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影响。他们通过测试兔子的黄体——月经周期中卵泡所释放的一种血性组织——发现了孕酮，一种在排卵期和怀孕期间大量存在的激素。艾伦通过证明人体中存在着另外一种性激素——雌激素，从而在科纳博士一人称霸的学术界博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后来，艾伦离开了罗彻斯特，前往华盛顿大学的妇产科担任系主任。年长马斯特斯大约12岁的艾伦，尽管有时略显乏味，但在人们眼里向来是一个技艺精湛、风度翩翩的优秀外科医生。前往圣路易斯就职的他是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医学院系主任。尽管各奔前程，但艾伦一直都和自己最信任的杰出老同事科纳保持着联络。
“比尔，你赶时间吗？”科纳在电话里问马斯特斯，“你等我5分钟，我会再打回给你。”
几分钟之后，科纳带来了好消息。“实习医生的职位现在属于你了。”他得意地宣布了自己幕后工作的成果。
马斯特斯惊呆了，被科纳的行为深深感动，他竟然真的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且还如此看好自己的能力和前途并愿意伸出援手。后来他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热泪盈眶，一边憧憬着自己的美好前程，一边回忆着乔治·科纳博士的宅心仁厚。”
1943年夏天，比尔和莉比·马斯特斯搬到了圣路易斯。这对年轻夫妇计划着自己的新生活，开始组建自己的新家庭。通过这次实习机会，科纳不仅给马斯特斯的医学生涯带来了飞跃，同时也对他研究人类性行为的想法表示了肯定和支持。如果像科纳这样睿智且博学的人都能认同自己科学研究计划的价值，马斯特斯知道，自己一定可以说服全世界。
Alfred Charles Kinsey（ 1894。06。23—1956。08。25），美国生物学家及性学家，是20世纪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贡献包括让自慰成为常态行为并减少自慰的恶名。——译者？？？？
第六章 生育专家
纹丝不动地躺在手术台上，失去胎儿的同时，这位年轻女士自己也躺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即将死去。由于植入性胎盘（placenta percreta），她还在不停地流血，这是一种胎盘穿透子宫壁并侵犯周围器官的罕见疾病，不仅会造成胎儿的营养不良，而且常常危及母亲的生命。在妇产科医院的4楼手术室里，3名年轻的医生竭尽全力，却依旧无济于事。他们施行了剖腹产以去除剩余的胎盘，在宫腔里塞满了纱布用以止血，却依旧不见效果。如果没有其他措施，他们知道，这位孕妇不久就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世了。
“这是我遇到的最糟糕的病例，”那天晚上的一名住院医师恩斯特·R·弗里德里希回忆说，“我们输了大量的血。如果还不能止住出血，那她就要血流过多而死了。”
绝望之中，他们呼叫了华盛顿大学医学院——这所拥有自己附属医院的著名教学机构——的值班医生。尽管已是圣诞节深夜，一位高年医生不久就赶到了手术室，让在场的住院医师松了一口气。比尔·马斯特斯冲进手术室。“在走廊里他就已经脱掉了衣服，换上护士扔给他的手术服之后直接就进了手术室。”弗里德里希说，“马斯特斯医生进来后，看了看问题，立马就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并没有和我们讨论，一刻不缓地做了他必须做的事，解决了我们的麻烦。”
马斯特斯凭借着自己精湛的外科技术和对复杂的女性生殖系统的理解，以及果敢的做事风格，在生死线上挽回了这名女子的生命。弗里德里希如释重负，拿起本来是为圣诞晚会准备的小相机，抓拍了一张这位实现惊天逆转的医生的照片。“我们几乎都踩在血泊之中，”他回忆道，“照片里，有些人简直是满身鲜血。”正是这样的英雄事迹铸就了一个医生的名望，作为一名外科医生，顶尖的表现让马斯特斯不仅赢得了同僚的尊敬，也让手下的医生对他感激万分。
1950年的时候，威廉·马斯特斯已经为人类性爱研究——这个曾经被乔治·科纳所排斥的研究——作好了充足的准备。获得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系助理教授职位的他，在这个中西部顶尖的医学院里事业如日中天。年仅35岁却有着一张老成面孔，他很快就成为了系里的二把手，仅次于主任维拉德·艾伦。马斯特斯和妻子莉比也把家搬到了更为舒适的克莱顿，后来又在拉杜——圣路易斯一个富裕的郊区——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期盼着在那儿定居生活。他也积累了一群令人羡慕的病患关系群，每一次怀孕分娩之后，他们都对他倍加尊敬。在同事眼里，马斯特斯是一位完美的外科医生、教师，以及生育这一新兴领域的专家。
尽管只有6英尺来高，但因为大学时代踢过足球并且工作后坚持晨跑的缘故，比尔有着一副宽阔的肩膀和充足的精力。他总是穿一件刻板生硬的衬衫，系着领带，看起来就像是个斗士。他的斜视似乎只是在打量周围的情况。课堂上的他不苟言笑，总是夸张地抿着嘴巴。马斯特斯的下属迈克·弗赖曼医生说：“如果他向你露出笑脸或听见他的笑声，你会有一种被他认可的感觉，就好像父亲拍拍你的头然后对你说，‘真是个好孩子！’”那个曾经毫无自信、害怕回家的预备校少年，如今早已破茧而出、今非昔比。“他是个极端自傲的男人，所有衣服都是私人定制的。”20世纪50年代分配给马斯特斯的另外一名学校职员弗朗西斯·赖利医生回忆说，“那就是马斯特斯的本性。他每隔两天会换一次白大褂，习惯用白色外壳的圆珠笔，从不用其他颜色的笔。他是个独来独往的男人，不能说寡言少语，但怎么也算不上话多的人。”有些人甚至觉得马斯特斯有点狂妄自大，尽管大家都不敢当面跟他提出这一点。同期的一位妇产科住院医师尤金·伦齐医生说：“他不仅觉得作为医生，自己比别人更优秀，而且作为一个人，情况也是如此。他绝对是个自我主义的人。”谈起马斯特斯在学校到处招摇的那辆有型的名爵黑色敞篷跑车时，伦齐和赖利异口同声地说道：“他绝对是个非常自我的人。”即使是下雨天，比尔也从不关上车篷，任雨水肆意地落在自己身上。
周五的傍晚，华盛顿大学妇产科的所有老师和住院医师聚在一起进行手术讨论以及病例分析。护士和医学生都不允许参加这种畅所欲言的开放讨论。在讨论时，马斯特斯总是喜欢搅和，常常提出些魔鬼般的主张。“他会站起来说，‘不，要是我的话会怎么怎么做’，他这么说只是为了挑衅，为了证明医学中没有什么是绝对的，总有别的方式方法去处理同样一个问题。”前住院医师马文·雷纳德说。和那些最顶尖的执业医师一样，马斯特斯喜欢挑战医学传统。“在妇产科医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希望见到的人就是比尔·马斯特斯，”前住院医师罗伯特·戈尔说，“他的判断极为出色，他就是连接新旧两个时代的一个桥梁。”
某个周五，关于剖腹产的问题成为了讨论会上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关于为什么短短6个月之内剖腹产的比例从3％一下跳到6％这个问题。如今，剖腹产手术——避免自然分娩的诸多并发症风险而通过手术方法取出胎儿的手术——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医院剖腹产的比例甚至超过了25％。但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老产科医师更倾向选择阴道分娩，无论漫长的产程如何折磨着母亲。20世纪30年代——那个没有青霉素、没有血库，麻醉也极为不安全的年代——所训练出来的老医生，总是告诫自己的下级医生说不要贪图剖宫产的痛快，究其原因可能是他们并不习惯这个手术。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讨论中，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更好地处理分娩无力——通常这种痛苦的情况可能持续36小时以上，让人看不到尽头。医生们详细解释了对于产程超过1天的病例自己的处理方法。有人最后问道：“马斯特斯医生，你会怎么做？”
马斯特斯歪头一笑，回答极其简单。“我从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平和又响亮地说道，“要是我，早就把孩子从肚子里剖出来了。”
尽管他的技术有口皆碑（拿着手术刀的他简直就是如鱼得水），但马斯特斯绝不是下班之后的花花公子。作为主力男医生的一员，下班之后他很少会出去喝酒放松，也不喜欢参加周日早晨的高尔夫聚会。他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妇产科医院，完全就是一个日夜不休的研究员和临床医生。对于傻里傻气的人，马斯特斯没有半点耐心，这一点其他医生护士以及病人都可以证明。如果预约的病人迟到10分钟以上，马斯特斯就会拒绝接诊，他必须重新再约时间；如果第2次依旧迟到，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列入永久的黑名单。作为不孕不育这个新兴领域的专家，马斯特斯坚持夫妻双方一起前来就诊。“对于这一点，他要求非常严格。”在50年代担任马斯特斯手下的艾拉·高尔医生回忆说。
然而，在看似粗暴的外表下面，马斯特斯却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对于那些面临生命危险的女性来说更是如此。在迈克·弗赖曼刚开始临床实习的时候，有一次他跟着马斯特斯查房，在一间检查室里他们为一位黑人老妇女做常规的妇科检查。20世纪50年代的圣路易斯，种族隔离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妇产科医院甚至设有独立的“黑人”（Negro）病区专门收治有色人种及其孩子。弗赖曼对那节体检教学课记忆犹新。这位瘦小的女人是个寡妇，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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