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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全二册-出书版)-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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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一点都不苛刻,充分显示了一位胜利者博大的胸襟与宽容。
要说类似的事,以前也有过先例。壬辰战争开战之前,宗义智曾经把朝鲜使臣以“祝贺”的名义诓来日本,骗秀吉说是朝鲜来献降表,结果秀吉对朝鲜使臣表现得非常趾高气扬,气得使团直接回国,差点断送了日本的侵朝大计。
这种极其短视的小伎俩,只要稍加对质便会被揭穿,不知为何,日本人却对这个手法乐此不疲。回想起在二战末期,日军穷途末路之际还在大吹大擂,从上到下都做着美梦,不得不感叹,民族性这东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秀七条”提出以后,玄苏一脑门子官司,他不敢提醒秀吉您产生了错觉,也不敢把这七条直接扔到明使脸上,左右权衡了半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明使坦白说了。
谢、徐两个人一听秀吉的这七点要求,脸都白了。如果这七条他们点头答应,回到大明不再是杀头的罪过,而是要被千刀万剐了。
没等他们翻脸,玄苏赶紧又含含糊糊地补充了一句,说这七点不是最后通牒,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慢慢磨合嘛。谢、徐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表示兹事体大,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定夺的,还是回去禀告上峰,再给你们答复吧。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名护屋谈判就此告一段落。
送走了明使,玄苏告诉秀吉,明使已经答应了您的七条意见,现在要带回北京去盖章确认。秀吉听了大为欢喜,乐呵呵地到处写信炫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自大症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常识的判断力。
在谢用梓、徐一贯返回朝鲜之前,已经把谈判结果和“秀七条”说给等候多时的沈惟敬听。沈惟敬一听,登时傻了。
日本人在晋州的举动本来已让明、朝都对和议产生极大的疑惑,现在秀吉又提出这么一堆不靠谱儿的要求,一旦公布出去,铁定开战,到时候他这个游击将军的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他跟和议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必须让议和成立,无论用什么手段。
沈惟敬写信吓唬谢、徐两位,说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带回去说给宋经略听,肯定会惹下大祸。谢、徐赶紧问他该怎么办,沈惟敬是个老骗子,一屁三个谎,告诉他们回去什么也别说,只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恭顺如何如何畏惧天朝,剩下的事交给他来张罗。
这时候,日本派往北京的使者抵达了釜山。
这位使者叫做内藤如安,出身丹波内藤家,是小西行长的心腹之臣。因为他曾授赠“小西”苗字,官拜飞騨守,所以在明史与朝鲜史料里,被不熟悉日本风俗的史官当成了两个人,一个叫小西飞,一个叫禅守藤。
内藤如安跟沈惟敬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还跟着沈惟敬在顺安谒见过李如松。两个人这次在釜山一见面,彼此都先苦笑了好久。
内藤如安这一次被秀吉委派去北京,身负着两件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让万历把朝鲜割让四道的文书签了;再把明室公主迎回来。
秀吉不知道实情,小西行长和内藤如安怎么会不知道,这铁定是个有去无回的差事。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谓石破天惊。说白了就一个字:瞒!
瞒着秀吉,瞒着大明,两头都糊弄着。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但也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可那个时候沈惟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沈惟敬告诉内藤如安,你这一次去大明,关于秀七点一个字都别提,拣好听的说就行。内藤如安知道利害,连连点头。
可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晋州之战后,大明对日本已经失去了信任,如果日本仍旧在朝鲜保持驻军,就算内藤如安去了北京,也没人会相信。
内藤如安的上司小西行长是个惯于欺上瞒下的老手,他拍着胸脯允诺说太阁大人这边我来搞定,肯定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
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便自作主张,定下了一个要骗过中、朝、日三国的超级大谎言。
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等不及谢、徐二人返回釜山,先启程奔赴汉城。小西行长也在同一时间赶回日本,伙同玄苏一起,设法劝说秀吉先让几步。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带着三十名随从,在七月七日抵达汉城,。可内藤如安在汉城遭遇了冷遇,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这个人表面上是使者,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甚至还有人建议把他砍了祭旗。内藤如安被困在汉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惶惶不可终日。
但很快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就听到了好消息,不是一条,而是一系列好消息。

第七章 去与留

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
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
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
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
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
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
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
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 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
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
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
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
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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