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击柏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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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由于美国军方表示反对，罗斯福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难以作出抉择。与英国和苏联军方领导层不同，美国的将军们往往不考虑政治目的和战略动机。艾森豪威尔坚持自己的军事指挥员的角色，认为自己只是在军事指挥方面是盟军最高统帅，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他“进入欧洲大陆，与联合国其他成员一道采取军事行动，突入德国腹地并消灭其武装部队”。他将这一要求理解为：要确保盟军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击败德军。至于战后在政治上如何处置德国以及处理战胜国内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在艾森豪威尔和绝大部分美军领导人看来，既然美国集团军群此前一直驻扎在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南部，并且已经完成了在西欧海岸登陆的任务，他们就应当驻守在英军当时所处位置的南面。1944年8月，艾森豪威尔致电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展望未来占领德国的前景时说：“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在纯军事基础上解决占领区的问题。”他极力主张：“保持我军各部队目前的部署现状……除非我们接到相反的命令！”事实上，盟军部队接下来也的确这样去做了。英美两国领导人关于分区占领德国的大规模论争一直持续到1944年9月的魁北克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会见丘吉尔时作了让步，表示同意英苏两国的方案，其中包括同意由美国占领德国西南部和萨尔地区。　
但就在此时，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对于柏林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自从盟军一致同意彻底毁灭纳粹德国以来，根据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观念，“第三帝国”的首都柏林将是一个“重大战果”。此时，英美盟军和苏联红军正从东西两面夹击德军。无论是指挥官还是士兵都感到自己正置身于一场争夺柏林的竞赛中。与其他人相比，颇具政治头脑又很有人缘的蒙哥马利也许更想获得这项殊荣。在盟军尤其是英军中间，一种建立显赫战功的欲望正在迅猛滋长，他们在密切关注着苏军的意图。1945年3月27日，蒙哥马利致电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恳求艾森豪威尔允许自己单独对柏林发动一次“强有力的血腥突击”，遭到坚决拒绝。当时，艾森豪威尔考虑到在1944年9月“市场花园行动”中，盟军对阿纳姆采取的“狭窄纵深突击”战术的惨败，决定在向前推进时更加小心谨慎，继续坚持他的“宽大正面”战略，即在保证第21集团军群主攻地位的前提下，美军各集团军应以积极的助攻相配合，以使盟军全线推进到莱茵河西岸。此外，艾森豪威尔认为，柏林最终将会被苏军攻克。鉴于盟军当前的获胜速度以及德军即将溃败或投降的前景，柏林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大降低，西线盟军此时再把柏林作为主攻目标就丧失了意义。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艾森豪威尔的决策：首先，苏军以惊人的速度横扫波兰和普鲁士。由于德军1944年冬季在阿登山地突然对盟军发起大规模反击，苏联最高统帅部于是下令前线苏军提前对德军发起进攻，以减轻盟军的压力。在补给线和交通线异常困难的情况下，苏军依然大举穿过波兰西部，不到3周时间便突入德国心脏城市勃兰登堡，并于2月初沿奥得河成功建立了桥头堡。就在蒙哥马利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前夕，苏军的3个方面军已经占领那里将近两个月之久。3月11日，艾森豪威尔设在兰斯的司令部收到情报（后经证明不准确）称：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已抵达奥得河西岸的泽洛高地，距柏林仅有45公里。当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于苏军的作战计划和目标知之甚少。事实上，除了最高层的政治接触外，英美盟军与苏军之间并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以便进行联系和合作。鉴于这种情况，艾森豪威尔打算通过正规的外交渠道与他的苏联同行进行沟通，以便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　
事实上，在向“第三帝国”心脏柏林推进的问题上，即使像美英这样的两个最亲密的盟友也很难进行良好合作，更何况苏联红军与美英西方盟军这两个长期彼此猜疑、互不信任的伙伴。今天，尽管用冷战思维来解释当时的东西方关系显然不符合实际，但苏军与美英盟军结成的同盟的确是一场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联姻”，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感情。在2月4—11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双方的分歧尤为突出。由于胜利在望，同盟国政治高层不得不开始为战后的欧洲作打算，“三巨头”———约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就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法国在德国的占领区、赔款细则以及波兰新政府的问题展开了最后的争论。由于盟军和苏军仍在同德军进行激战，同时美英两国希望说服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于是只在一些最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例如三国军队如何在波兰部署等问题。　
强击柏林　第二部分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1）　　　
随着苏军和盟军的步步进逼，大多数德国人逐渐认识到德国走向最终失败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他们开始盼望能够早日结束战争，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落入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之手。在柏林，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现在讨论的并非如何投降的问题，而是如何与西方盟国达成某种条件的妥协，而后联手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　
从1933年希特勒上台开始，一直到1943年和1944年之交，纳粹政权鼓吹的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的美梦一直迷惑着大部分的德国民众，他们对于纳粹政权表现出空前的支持。事实上，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这个独裁政权都在对普通的德国民众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即使那些因为非日耳曼血统而受到歧视性对待的非主流的民族和团体———犹太人、吉普赛人、社会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平主义者和残疾人———也毫不例外。然而，纵然有许多人对于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不感兴趣或者持保留态度，但这个独裁政权在很短时间内还是创造了许多值得吹嘘的政绩，譬如就业率上升、消费品充裕等等。更为重要的、最能够迷惑德国民众的一个原因在于，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重新崛起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乃至世界大国，恢复了昔日的荣耀和尊严。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德国人对于纳粹政权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暧昧态度。　
截至1944年底，纳粹德国企图征服世界的迷梦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迅速走向破灭，他们一手发动的用来实现野心的战争全线溃败，大批德军不是客死异国他乡，就是丢盔弃甲向本土败退。如今的德国，面临着比纳粹政权上台前更高程度的羞辱和毁灭。1945年初，苏联和盟国军队从东西两线同时向德国本土发起进攻，德国军队遭受致命打击，经济也因为大片国土沦丧而陷入停滞。德国不但丧失了继续进行战争的能力，就连构筑行之有效的防御体系的能力也丧失了。1945年2月，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已经锐减为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在东线，德军兵力锐减到103个步兵师、32个装甲师和装甲掷弹兵师，他们却要对抗强大的敌人苏联，而对方仅预备队的兵力就是自己的数倍。在东线与苏军的激战中，德军阵亡295000人，被俘86000人，损失火炮和迫击炮15000门，坦克2995辆，机枪26000挺，摩托化车辆34000台，飞机552架。截至1945年3月底，德国在莱茵河西岸据守的最后一块领土迅速萎缩，最终在卡尔斯鲁厄西北部的兰道附近形成了一个微小的突出部。在东线，德军在库尔兰（今拉脱维亚）到东普鲁士之间布署了51个师进行据守，但他们很快便被苏军切断并团团包围。　
1945年1月30日，阿尔伯特·施佩尔———希特勒的总建筑师，军备和战争生产部长，纳粹领导层中最富才华、最有独立思想的官员———向希特勒提交了一份报告，就当前德国面临的形势坦率地指出：“（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鲁尔工业区遭到接连不断的轰炸，西里西亚如今也落入苏联红军之手，施佩尔据此判断，德国铁路、工厂和发电站储备的煤炭只够用2个星期。事实上，施佩尔并不是危言耸听。德国1945年的煤炭产量只有1944年的四分之一，钢产量只有六分之一。由于燃料极度缺乏，驻克雷菲尔德的一个拥有37架飞机的战斗机大队每三天只能起飞一次，作战半径仅有100公里。施佩尔还指出，他在1944年10月视察驻意大利北部的第10集团军时，发现当地驻军的150辆卡车竟然用牛来牵引。在报告中，施佩尔最后这样总结道：“在失去上西里西亚之后，德国的军事工业再也无法满足前线对弹药、军械和坦克的需求了……从现在开始，面对敌人庞大的资源优势，单靠士兵的英勇作战是不行了！”这时，许多德国大城市开始遭到美英盟军的猛烈空袭，尤其是柏林。这个城市几乎遭到全天24小时的不间断轰炸，美国陆军航空队在白天实施进攻，英国皇家空军则在夜间进行轰炸。　
一些头脑清醒的德军官员和柏林市民已经认识到，敌人在几周内很快将攻入这座城市。截至此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盼望的并非是德国国防军能够取得某种程度的胜利，而是希望由美英盟军而非苏联红军攻占柏林。因此，听说美英军队进入德国境内并向前继续推进时，柏林人的内心在感到绝望的同时，竟然有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期盼，这是一种非常微妙、复杂的情感。时年45岁的玛丽亚·库克勒是柏林城的一位家庭主妇，她告诉记者科尼利厄斯·瑞安，自己时刻准备走上战场阻击红军，一直坚持到美国人到来。除了普通的柏林民众外，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也抱着几乎同样的想法。其实，就连德国最高统帅部也不例外，他们普遍认为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将很快分崩离析。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2）　　　
Ｈ·Ｒ·特雷弗－罗珀，第一个撰写“第三帝国”覆亡历史的盟国历史学家，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深刻体会到他对于共产主义和苏联人的刻骨仇恨。当然，德国对于西方国家以及那些阻挠其实现霸业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同样非常憎恶，但客观地讲，无论出于荒谬至极的种族理论还是地缘政治的现实需要，纳粹德国对于苏联人都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仇恨。纳粹德国高层一直认为，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一步一步地堕落成一个官僚化、犹太化的国家。他们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英法美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就不能认识到，共产主义苏联其实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可怕的威胁。不过，纳粹德国高层深信，由于苏联和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之间的反纳粹同盟将很快崩溃。届时，西方盟国由于担心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造成的后果，一定会主动上门与自己媾和。1月27日，朱可夫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渡过奥得河，距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就在同一天，希特勒召开例行性的元首会议，会议记录准确记载了这出闹剧中的一个场景：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于苏联人的这些进展会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苏联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苏联人步步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于苏联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照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一份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是这样把自己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一根游丝之上的，但直到最后他们仍然不能明白，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同自己一道去击败苏联。　
英国人的电报始终没有到来。相反，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和纳粹党高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拿着自己拟订的和平方案与英国人或美国人私下进行沟通。当然，此类事件并非史无前例。早在1941年5月份，当时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鲁道夫·赫斯就曾经单独驾驶“梅塞施米特”110型战斗机飞往苏格兰，希望与英国进行和平谈判。随着战场形势在1942—1943年期间的逆转，到了1945年春天，苏联红军已经兵临柏林城下，堵住了城市各个出口。在此情况下，此类行为更是层出不穷。就在元首会议举行前两天，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将军拜会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请他设法马上同西方盟国进行接触寻求停战，以便集中剩余德军全力对付东线苏军，解救柏林。然而，这位外交部长立即跑到希特勒跟前告密。古德里安不但因此遭到希特勒一通臭骂，还被指控犯了“叛国罪”。与此同时，施佩尔也在绞尽脑汁地寻求有效途径，力争在德国被苏联人彻底摧毁和占领之前结束战争。2月中旬，几近绝望的施佩尔甚至策划了一项计划，密谋刺杀希特勒、戈林、希特勒的私人秘书马丁·鲍曼以及纳粹党务部长罗伯特·李，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当然，这种在最后一刻试图结束战争的努力都失败了。相反，盟国方面却口径一致，坚决要求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有人认为，西方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战争。事实上，就在战争最后阶段，“第三帝国”最高领导层无论在军事指挥方面还是局势判断方面，都表现得极为低劣。希特勒，这个曾在1941年11月攫取了德国军队全部指挥权的赌徒，一直把自己视为一个天才的、大胆的战术家。在军事研究和指挥领域，他一再拒绝职业军事家和专家们的建议，很少考虑自己的想法在现实中是否切实可行。1944年12月，希特勒不顾将军们的警告，下令在比利时的阿登山地和卢森堡北部发起反击，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导致西线大批德军陷入绝境。但是，更加令人担忧的却是东线德军的危险处境。希特勒当时还曾试图在东线发起一场猛烈反击，德国陆军总参谋部就此事向希特勒发出严厉警告，认为根据他所要求的进攻规模，将把大批后备部队和坦克投入到一个注定失败的战场上，从而无法及时增援正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据守波兰和东普鲁士的德军部队。据古德里安的情报处长莱因哈特·盖伦分析，苏联人随时可能发起一场大型攻势，兵力规模预计达到225个师和22个装甲军。当时，希特勒在看到这份报告后大发雷霆：　　　
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3）　　　
谁在这里胡说八道？简直荒谬之极！无论他是谁，都应当把他关进疯人院，让他彻底闭嘴。　
就在这时，古德里安也发火了（这种场面在最后几个月里经常出现），尖锐地回敬道：　
如果你打算把盖伦将军送进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事实上，无论是盖伦还是古德里安，均不需要接受精神治疗。在整个苏德前线，苏联红军拥有600万人之众，而德国及其仆从国的军队仅有200万人。1945年1月12日，古德里安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科涅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就有163个师之多———从其所在的桥头堡出发，渡过维斯瓦河，于1月17日占领华沙，随即向西里西亚煤田扑去。1月27日，朱可夫的部队抵达奥得河，还在西岸的吕本建立了一处桥头堡。截至2月底，他们已经沿着奥得河构筑了一条150公里长的阵线。　
灾难接踵而至。随着美英盟军在西欧开始反攻，防御西线的德国驻军一触即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