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击柏林-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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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清洗”运动，红军各级军官受到迫害，部队遭受重创，朱可夫幸免于难。1939年夏，朱可夫调任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军在满蒙边界附近同日军进行短期交战，围歼敌重兵集团，因此再次脱颖而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同年，他指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1943年7月，他在库尔斯克指挥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会战，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1944年夏，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亲自策划并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在白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一鼓作气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从此踏上了长途追击德军的征程，一直进逼柏林。1944年1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合力进攻柏林。　
进攻柏林的另一支先头部队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至少从出身上讲，朱可夫和科涅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朱可夫从普通一兵干起，历任各级军事指挥官，一直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而科涅夫最初在红军中历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安全事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才由一名政治主官改行为军事主官。科涅夫口齿伶俐，擅长政治和外交，在政治领域总能够应付自如。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朱可夫相比，或许更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把握全局的战略分析大师，而朱可夫则是一个战场上的战术家。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相似：都雄心勃勃，但相互嫉妒；都曾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此外，他们还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样事必躬亲，深受部属们的爱戴和敬重。　
早在1945年4月初莫斯科会议最终确定进攻柏林的方案之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与柏林城直线距离60公里的屈斯特林对于任何进攻都至关重要。希特勒将屈斯特林确定为要塞城镇，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配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要求德军守备部队死守到底。这个小镇共居住16800人，其中守军就占到了10000人，包括当地900名的“国民冲锋队”。事实上，这里部署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德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军兵种，如纳粹国防军、武装党卫军、防空部队和警察部队等，还配置了大批重型武器：102门火炮、30门高射炮、25辆自行火炮、50门迫击炮和10辆“卡秋莎”火箭炮（德军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时任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崔可夫上将曾经这样描述摆在苏军面前的困难：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2）　　　
屈斯特林坐落在由奥得河和瓦尔塔河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上。春季的洪水淹没了所有通向该岛的通道。由周边地区进出这里的惟一路径只是几条沟渠和几条呈扇形的通向柏林、法兰克福、波兹南和斯德丁的道路。毫无疑问，敌人早就严密地封锁了这些道路。德国人在这些沟渠内和堤坝上到处挖掘防空壕、堑壕和交通壕，修建碉堡，架设铁蒺藜，布设雷区。在战斗中，我方的突击分队设法接近敌军的防御工事，双方用手榴弹和反坦克火箭筒互相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路面非常狭窄，只要有一辆坦克被击毁在路面上，其他坦克就无法通过。　
无论如何，屈斯特林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军事目标。但它确实又是苏军对柏林发起进攻的最理想的出发地。　
2月初，苏军在屈斯特林两侧的基尼茨和格里茨分别构筑了一个桥头堡，对屈斯特林构成夹击之势。从2月份一直到3月上旬，朱可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多次尝试彻底合围该小镇，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但均未能获得成功。德军第2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2月9日以后）成功地维持着一条进出小镇的3公里～5公里宽的走廊。虽然该条走廊只在夜间供坦克部队通过，但它对于保持屈斯特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迅速陷落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22日，戈特哈特·海因里希接任德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官。也就在这天，苏军在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下，终于将屈斯特林团团包围。在战斗中，苏军共有116辆坦克被德国第9集团军击毁。　
一周后，屈斯特林完全落入苏军之手。自2月份以来，苏军多次用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对这个小镇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多次尝试进攻，其中有两次还动用了充气艇。3月8日，苏军攻克工业小镇新施塔特，俘虏了大批德军。残余德军在撤退途中，炸毁了横跨瓦尔塔河的通往重兵把守的旧施塔特的桥梁。3月27日，德军发起反攻，企图解除苏军对旧施塔特的包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天，苏军搭乘橡皮艇和驳船横渡洪水泛滥的瓦尔塔河，从东南部攻入旧施塔特。德军指挥官莱尼华斯致电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请求其准许自己放弃该小镇向后方撤退。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解除古德里安的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同时下令逮捕莱尼华斯，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迫于希特勒的压力，防守新施塔特的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坚守了一天时间，与苏军在奥得河上的这个要塞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随后，德军指挥官们在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命令———除非士兵自愿放弃阵地，否则不得擅自撤离阵地———之后，在私下里达成一致，决定放弃该阵地向后方突围。3月29日晚23时，上述德军开始突围。1318名德军，包括莱尼华斯本人和118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内，成功突破苏军6道阵地，回到己方一侧。剩余的135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向苏军缴械投降。最终，为了防御和救援屈斯特林小镇，德军大约5000人阵亡，9000人负伤，6000人被俘。苏军5000人阵亡，15000人负伤。但无论如何，朱可夫最后还是在奥得河西岸夺取了一个进攻柏林的最佳落脚点。　
就在苏军攻克屈斯特林的当天，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同斯大林一道商讨进攻柏林的作战方案。4月1日，朱可夫和科涅夫会见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成员。　
“究竟谁将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斯大林巧妙地询问。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红军最迟在5月1日攻入柏林，他强调指出，这一天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盛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因此，必须在4月16日之前发起进攻，力争在12～15天内结束。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Ａ。Ｉ。安东诺夫将军介绍了柏林战役的基本作战方案，决定在一个宽大正面上对柏林实施大规模攻击：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柏林，粉碎德军逃往南部阿尔卑斯山脉防御工事的企图；同时，加大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境内德军的压力，防止其回师柏林解围；苏军攻城部队将首先突破德军外围防御，将其分割包围而后逐个歼灭。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经验，必须在柏林外围歼灭德国第9集团军，从而避免出现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的巷战。一旦突破柏林的外围防御，苏军将很快攻克整座城池。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3）　　　
这套作战方案和朱可夫早先同斯大林讨论的方案非常相似。1944年11月，斯大林特意指定由朱可夫指挥的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担负攻克柏林的光荣任务。当时的作战方案详细列出了各参战部队作战区域的分界线，惟独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提供了一条进攻柏林的笔直的路线。安东诺夫和其他国防委员会委员认为，柏林是一个大型城市，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防御体系固若金汤，进攻柏林的战斗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激烈的巷战，因此，仅仅依靠一个方面军的兵力恐怕难以拿下。科涅夫极力赞成这种意见。他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被赋予的任务是，肃清柏林南部地区，摧毁在科特布斯附近的德国第4装甲集团军，然后朝西北方向推进，前出到易北河和德累斯顿。他极力反对早先制定的不让他的部队参与进攻柏林的方案，极力要求自己至少应该有1～2个坦克集团军直接向柏林西南郊区进军。在听取了各种不同意见之后，斯大林看了一下地图，默默地擦掉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从吕本到波茨坦之间的进攻界限，给科涅夫留出一个通往柏林的65公里宽的突破口。随后，他抬起头看了一下自己的爱将们说：“谁先突进到柏林，谁就攻占柏林！”紧接着，他要求科涅夫拿出一个机动灵活、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确保近卫坦克第3和第4集团军能够从南部郊区向柏林市中心发起进攻。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斯大林风格的方案———让手下的指挥官们在作战过程中相互竞争，激发他们的潜力和灵感———或许也是惟一合理的军事方案。　　　
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1）　　　
4月16日黎明前数小时，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苏军首先进行了战争开始以来最为猛烈的炮火准备，但落在德军阵地上的炮弹并未造成太大的杀伤。由于准确预测到了苏军可能采取的行动，海因里希将军早已下令德军从前沿阵地上撤了下来。　
海因里希将军非常了解他的对手。朱可夫对于这场由自己指挥的最大规模的战役并没有太大创新，他基本上沿用了苏联红军经常使用的一种进攻战术：首先出动战斗侦察部队探测敌人的兵力部署和火炮掩体情况，为随后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但是，这一战术意图却被他的机智高明的对手海因里希敏锐地捕捉到了，后者据此准确地判断出：一场大规模的战役将在未来48小时内打响。4月14日，星期六，在整整一天里，朱可夫的前沿主力突击部队———第47集团军、第3突击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的加强步兵营———对德国第9集团军阵地发起了数次佯攻，实施战斗侦察。在少量坦克和火炮的掩护下，他们向着5公里外的泽洛高地进发。在战斗中，他们成功地绘制出了一些布雷场地图，还摧毁了德军的一些火力系统，但是，无论是朱可夫还是他的下级指挥官都没有认识到：德军的第二道防线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德军并没有被苏军的佯攻所蒙蔽。据被俘的德军士兵交代，指挥官告诉他们，苏军在一两天内不会发起大规模进攻。　
人们通常认为柏林战役是在4月16日凌晨发起的，但实际上早在前一天的夜间就开始了。4月15日夜幕刚一降临，苏联空军第4和第16集团军的战机就开始猛攻德军第一道防线。20时30分刚过，海因里希将军，这位“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突然停住他在战地指挥部里的脚步，据一位随从参谋回忆：“他好象突然闻到了最准确的气息！”海因里希告诉他的参谋：“我断定攻击将在明天凌晨开始。”他给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将军下达了一个简短的命令：“立即撤退，坚守第二道防线。”然而，并非所有的将军们都赞同放弃前沿阵地的命令。许多人认为，在战斗即将打响前撤退的做法非常不恰当。对于这种抱怨，海因里希粗暴地反驳道：“在钢铁厂，一个人是不会把脑袋放在夹板锤下的，他会及时地把脑袋收回来。”在夜幕的掩护下，德军主力部队顺利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仅剩下一小股部队仍然留守在构筑有坚固防御工事的阵地上。　
几乎就在同时，苏军部队开始集合，聆听上级发表的战前动员讲话。在热情洋溢的演讲中，政治委员们将打倒德国法西斯的最终目标与发扬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联系起来，呼吁全体指战员在战斗中保持和发扬同志间的阶级友爱精神。最后，红军将士们在红旗下面轮流宣誓，表示将坚决为理想和荣誉而战斗。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瓦西里·崔可夫上将这样描述：“从下面看上去，列宁的脸就好像活在战士们高高擎着的红旗上，仿佛正在召唤我们与敌人进行最后的决斗。”　
在拂晓前的黑暗中，每个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着。当凌晨4时的钟声敲响时，根据朱可夫的命令，40000多门野战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同时发出了雷鸣般的怒吼声，数百万发炮弹和火箭弹（100000多吨）朝着德军阵地喷涌而去。参加过这场战斗的人们曾经这样描述：猛烈的枪炮声震耳欲聋，8公里外的森林和村庄几乎被钢铁碎片撕裂了，燃起了熊熊大火。在此期间，苏联空军进行了数百次的空中突击，与地面火力准备同步进行，持续了将近半小时。临近火力准备结束前数分钟，夜空中升起了数千枚五彩缤纷的信号弹。根据这一信号，红军女兵们操作的140多部间距为200米的高能探照灯一下子亮了起来，上千亿度的电光照亮了战场，不但把敌人照射得头晕目眩，也为苏军照明了攻击目标。朱可夫后来写道：“在我们面前，泽洛高地完全被照亮了，一幅充满魔力的画卷展现在我的面前，它是如此迷人。可以说，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感受……”《红军报》记者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的报道中这样描述战斗场面：“在空前猛烈的炮轰中，红军将士们的战斗热情空前迸发出来，他们高声呐喊着向前冲锋，不论手中拿的是什么武器，即使没有看到目标，仍在向四处扫射。”　　　
前沿突破　殊死搏杀泽洛高地（2）　　　
就在密集的火力准备继续进行的同时，苏军机械化部队和步兵接到命令开始进攻。数十万红军将士在呐喊声中越过奥得河，向泽洛高地发起冲锋。在奥得河东岸，等待渡河的苏军将士斗志昂扬。但在许多地方，由于桥梁和渡口堵塞，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等待。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开始使用所有能够找到的东西，譬如小船、桶、木块、树枝等工具，准备涉水过河。还有人背着武器和装备，直接跳进河里游向对岸。据戈尔波夫上尉回忆：“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的大个子直接游泳过河，他的身后竟然拖着一只小船。”尼古拉耶夫原本是一名医师，“他很有可能被留在后方的战地医院，但为了参加战斗，他什么也顾不上了。”　
除了零零星星的机枪声外，德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反击。因此一开始，进攻非常顺利。在首轮炮击结束30分钟后，崔可夫用无线电话向朱可夫报告：“近卫第8集团军已经拿下第一个目标！”站在崔可夫的指挥所里，朱可夫元帅完整地观看了从屈斯特林桥头堡发起的第一阶段攻击行动。对于部属们的初步成功，他给予了热烈的祝贺。　
但是，这位元帅的轻松心情很快便烟消云散了，恼火和挫败接踵而来。在距离泽洛高地两公里处，攻击行动陷入了困境。在回忆录中，朱可夫曾经表示自己并没有遇到太大困难，只不过是探照灯出了一点问题。当时，下级指挥官们纷纷向朱可夫报告，突击部队所需的光线太暗了。崔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光线太暗给许多部队的行动造成极大的不便，他们只能在奥得河谷地里停了下来，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卡图科夫的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一位指挥官安德烈·格特曼将军向尼古拉·波皮尔中将———朱可夫的参谋部成员、历史学家———抱怨道：“探照灯不仅未能迷惑敌军主力部队，反倒使我军坦克和步兵全部暴露在德军炮手的眼皮底下。”在其他一些地段，探照灯操作员得到的命令却是熄灭灯光，但这一命令立即又被高层指挥官的命令撤销。在这些互相矛盾的命令下，战场上出现了荒诞离奇的灯光闪烁的现象。　
同样，其他一些问题也影响了苏军的进攻速度，例如泥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