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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20世纪后半叶的在台知识人-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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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讴歌者到诤友
殷海光大学毕业后，曾于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1945年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却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抗战，远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但在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抗战结束初期，殷海光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注意，经徐复观的引荐，他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
殷海光不是当兵的料，他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
前面说过，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不久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担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这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者转变为国民党的诤友。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他的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由于殷海光如此右倾，他年轻时为左翼青年所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祖国大陆的李慎之。
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
“反动学生”这顶帽子扣在殷海光头上似乎过重了点，其实严格说来，殷海光在祖国大陆时期纯粹是“书生论政”。1946年，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殷海光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同一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不久又兼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的真相，渐渐对国民党统治产生的疑虑，成为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远因。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殷海光怎敢在党报写如此“放肆”的社论？他不知道严重的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殷海光在良心与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
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和支持，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
在到台湾之前，殷海光就明白“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到了台湾之后，他更目睹“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是无根的人，为了苟且偷生，他们只有依附权势”。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并曾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祖国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因全面败退而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
3 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向
殷海光思想立场的真正转变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间，他通过标举西方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英雄来拷问自己，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媒就是他对哈耶克的“发现”。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
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度过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
回到现实面，逃到台湾后的殷海光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刚开始还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陈腔滥调，遇事敷衍。他自觉不能扭转风气，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谓“流俗”，就是通过溜须拍马，混个一官半职，然后离开台湾一走了之。良知和个性让殷海光做不来这种下三滥的举动。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
4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离开政治圈也是他的愿望，他看中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据时代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台大气象一新。同年8月，殷海光只身来到台湾大学，径直到校长室找到傅斯年，欲谋求一份教职。正好学校需要一个教逻辑的教师，当下一拍即合。1949年，殷海光担任台大讲师，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
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傅斯年也给惊动了。当傅校长问他为什么打分这么严苛时，殷海光振振有词，“我不过分，这是照卷子给的分数”，而且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以及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据刘福增回忆，殷海光的演讲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严肃的固然叫好，轻松的更是叫座。有一次，台大的大学论坛社请他讲“恋爱的分析”。一时间，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主讲人都无法走进去。后来，同学只好把殷海光高抬“pass”到讲台，玻璃都被挤破了几块。
演讲一开始，殷海光指着“恋爱”两字说：“这是吃荤的。”又指着“分析”两字说：“这是吃素的。”接着说：“‘恋爱’是各位所喜欢的，‘分析’是我所感兴趣的。”在这个演讲最后，他引了杜秋娘的诗句说：“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在演讲前后，学生们像迎神一样在教室外大放鞭炮，欢笑不已。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总结：“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另一位学生张灏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说法：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5 创办刊物，倡导自由
虽然身在台大，但是殷海光的政治热忱始终未歇，他仍然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他想修己及人，但更渴望兼济天下。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自由中国》鼓吹民主、自由，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自由中国》杂志于1949年春在上海筹办，同年11月在台北正式创刊。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被推举为发行人，雷震任社长。《自由中国》杂志虽标榜“自由”，但其“官方”色彩极为浓厚，有人甚至将它看作国民党在困境中试图以新形象来争取内外支持的宣传刊物。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自由中国》和徐复观在香港主持的《民主评论》共同构成了祖国大陆之外中国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两个发言平台。
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因胡适不在台湾，而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
他看到蒋氏父子败退到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
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政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政策”。
1954年，殷海光以访问学者名义赴哈佛大学研究讲学一年。一年后殷海光回到台湾，一面在台大任教，另一方面为《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撰写了大量的政论文章，他坚持以笔的力量来对抗言论思想禁制。
1957年，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祖国大陆和平统一。
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其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丑事。殷海光是台湾大学教授，曾给美国一刊物写过一篇批判国民党的文章，尖锐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的本质。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成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之一。他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因经常狠批时政以致最终引起当权者的不满。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蒋介石面对这波要民主的笔阵仓皇失措，他在大骂一通胡适、民主党派领导人等这些在祖国大陆时期的老知识分子以后，话头一转，指向了台湾：“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反动分子，像过去大陆的所谓民主人士，假借其民主自由的口号，来摇惑人心，扰乱社会，企图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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