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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下了美国飞机-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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湔ā�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美国又来打，那个时候，要是没有毛主席下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在朝鲜战场顶一顶，现在是什么形势都很难说。美国人也承认，平原以北有一个“米格走廊”，原来美国人没有料到我们会有空军，和他对着干，他就讲到清川江以北都要特别注意。美国空军司令范登堡说过一句话：没有想到一夜之间中国成了空军大国。这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我们在东北老航校，美国你不知道。现在的美国人也纳闷，抗美援朝的时候，中国怎么一下子突然出了空军？他纳闷。我刚才讲了，因为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威望大，全国一发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捐献三千六百多架飞机，小孩写信，把买糖果的钱都捐了，现在行吗？不能低估这个因素。我们那个时候的飞行员确实有高度的觉悟，没有这个是不行的。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我感觉咱们应该转变一个观念，不能把小米加步枪套到现在，有的人还主张小米加步枪，这是不行的。现在中国这么老大，哪个国家从地面上进攻我们，你没有相应的手段对付人家不行。现在武器这么先进，洲际导弹，破坏政治经济军事要地，飞机发展几百公里发射导弹就可以了，像我们那时候不是那么一回事。过了这么多年，您能不能总结我们志愿军空军能够在朝鲜战场上打出这样好的成绩，除了您刚才第一讲的无私无畏，或者就讲讲您的体会。王海：现在回过来讲，当时党中央有一种高瞻远瞩，决策正确，就是预见到未来军队必须要有空军，所以决定给日本航空队做工作，让他们来，这对以后空军建设非常重要。另外，毛主席党中央决定派空军参战，非常英明。空军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空军的领导干部都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军区空军、军的领导大部分参加过抗美援朝，当然现在退下来了，以前包括师的干部也有抗美援朝的，抗美援朝锻炼了一大批空军干部。从现在来看，在未来战争当中更要重视空军的作用，未来战争，不管武器怎么样发展，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就什么也谈不了。现在有制空权、制海权，我的主张应该发展空军、海军和导弹部队，陆军可以少一点，中国这么大，也不需要占领地盘。比如说我们海军很强大，有几艘航空母舰，台湾陈水扁还敢搞台独？无非你的军事不过硬。我们看历史，党中央从1938年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当时，由于历史条件不允许，没有搞成，但是有预见性。再一个，当时不论是从陆军到空军来的人，还是从别的地儿来的人，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觉悟很高，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为这个民族争荣誉的想法。我们当时就是为了争这一口气，就是不服美国人。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但是和我们那个时候比相差太大了。那个时候让空军参战，确实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策。王海：对，但是代价很大，最后，我们一个师都没有飞行员了。我回过头来看，这个代价也值得。开始是两个师，以后去了好多师。不经过锻炼锻炼，我们幸存的人为以后的空军建设还是出了一点力量，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不能忽视这个。我给他们讲，咱们尊重历史，日本的天皇发动战争，一些日本人士对我们早年建设空军应该说做了贡献，发动战争也不是普通日本人发动的。第二我们感谢苏联，我还没有退下来的时候，苏联老红军代表团来访问，是我们邀请他们来的，年龄最高的八十二岁，其中有一个是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武汉打过日本人，还有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机场，是一个副团长，来的时候也是中将，也有八十多岁。我和林虎副司令负责接待他们。我给他们讲，我就讲了三句话。我说：我们中国空军永远不会忘记您们对我们的帮助。第一，是您们教给我们技术；第二，是您们带领我们打仗，我们一开始去的时候是他们带领我们打；第三，我们中国飞行员本来都不喝酒，您们每天晚上教我们喝——那个时候也是太累了，在抗美援朝中，最多的时候我一天起飞三次，我专门实验过，上天三次掉了一公斤肉，开始我们飞行员不喝酒，和苏联红军在一个食堂吃饭，我们不会喝他们就逼着我们喝，我们学会了。我给他们讲这三件事，他们都笑了，都是老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住同一个机场，阔日杜布他们在东头起飞，我们空三师在西头起飞，我们经常见面。本来苏联解体，我请示中央军委让他来访问一下，军委同意了，他已经答应了，但是得了高血压，去世了。去世了以后，他的爱人带着他的儿子，俄罗斯空军副司令兼参谋长马罗科夫上将的夫人陪着她来，我叫林虎陪着她，到抗美援朝在丹东活动的机场，在沈阳参观一下。我在航校的时候，抗美援朝战争还没有爆发，我还在学速成班，他就随着苏联青年代表团到中国来访问，那个时候他的职位是中校，在大礼堂给我们做了一上午报告。听他的报告很启发，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下六十三架飞机，后来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是上校师长，回去以后当了国防部长。苏联解体的时候，他儿子是海军中校，退役了，一个月退休费三百美元。那个时候很困难。王海：很困难，我们研究以后，三个人每人拿出一万块钱买了一堆东西，什么羽绒服、鞋，一大堆，一万块钱在当时的中国能买好多东西。您个人击落击伤飞机多少架，您们大队击落击伤多少？王海：我们大队一共击落击伤二十九架飞机，我击落击伤九架，孙生禄击伤击落七架，焦景文击落击伤四架，冯全民、张滋、鄢俊武、刘德林、马保堂都有战绩。我立一等功，一个特等功；我们大队立了一等功，但是牺牲了四个飞行员。出了两个一级战斗英雄，两个二级战斗英雄，孙生禄牺牲了，还有焦景文，张滋是一等功臣，以后在南空当副参谋长，当时也是我们大队的中队长，都立过功，都击落过敌人的飞机。所以我们大队牺牲了50％的飞行员，换来的成绩是击落击伤敌机二十九架。
第一部分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1）
击落敌机最多的飞行员——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赵宝桐采访录赵宝桐，1928年生，辽宁抚顺人，1945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飞行大队大队长，击落击伤敌机九架，一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我们请金凤阿姨先说吧。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认识赵宝桐同志的？金凤（赵宝桐夫人）：1950年10月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因为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人民日报》就成立了一个抗美援朝组，同时每一天出一个抗美援朝专刊，我就是抗美援朝组的记者。到了1952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这年八一建军节，全军要召开第一次运动会，我们了解到志愿军要派一个代表团来参加运动会。因为我们经常跟总政联系，从总政了解到名单，都是志愿军功臣、英雄。赵宝桐：当时派了一个体育代表团，还有一个观礼代表团，带队的就是杜平。金凤：杜平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后来是南京军区政委。那么《人民日报》就要报道这个事情，当然我们要采访写一写志愿军的战斗英雄，在这以前我已经写过一些。这次一看，不一样，有三个空军的战斗英雄，就是张积慧，赵宝桐，刘玉堤，这个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年我们《人民日报》已经发了三个志愿军的空军英雄，三篇通讯，都是我们编发组稿的，是抗美援朝组组织的。我们又当编辑又当记者，第一篇写张积慧，第二篇写赵宝桐，第三篇就是写刘玉堤。这三个人的事迹我也很清楚。后来我们一研究，考虑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他们一到北京，就会受到各届媒体的包围，我们得抢先一步。于是就派我到天津去迎接他们。大概是七月二十多号，因为八月一号运动会就开幕，我提早了六天，或者是一个礼拜，具体的时间不是记得很清楚。我提早到了天津，找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火车到了，我就上火车，先见杜平同志。这次先采访空军，因为陆军战斗英雄过去报道不少。顺便说一句，这次回来的观礼代表中就有迟浩田同志，他当时是陆军的战斗英雄。当时我没有采访他，我们每一次采访重点，总要有一个新的不同的重点，这次采访三个空军。杜平同志带我到车上见的就是他们三位：张积慧、赵宝桐和刘玉堤。您当时第一眼见到赵宝桐是什么印象？金凤：我觉得他很年轻，我当时也很直爽，我说那么年轻啊！他那时候二十四岁吧，我也二十四岁，我一看，刘玉堤显然比他大，后来我们叫他大刘，刘玉堤比我们大五岁吧，张积慧好像也比我们大一岁吧？赵宝桐：一样大。金凤：一样，同年龄，一看张积慧特别年轻。二十四岁，脸红红的。赵宝桐：挺可爱的吧。金凤：就是这个印象。第二个印象是很腼腆，不怎么爱说话。刘玉堤就比较老练了，因为他是老大哥了，你想，大五岁了，人家抗战时期就参军了，资格也比较老，年龄也大一点。赵宝桐：“三八式”。金凤：“三八式”的，张积慧是初中生，上过初中，文化可能高一点，也就是稍微高一点。张积慧好像特别年轻，比较腼腆，当然我得抓紧时间，天津到北京，火车也就是两个多小时。是不是，但是我对他们三个人的情况都知道，已经编过他们的稿子，战斗经过我都知道。大概上火车就采访，到了北京，迎接的人很多，红领巾很多，给他们献花，根本没有我采访的时间。我说第一天采访非常重要，否则的话，就没办法了。到北京后，他们就住在西单旅馆。当时没有什么，大家条件都很简陋，西单旅馆可能大一点，各报纸的记者都来了，一大堆记者，中学生，红领巾把他们三个人团团围住，我心里想，我幸好提前采访，要不这个时候他根本回答不了问题，大家都来，这能写什么呢？我并没有单个采访他。我就写了这三个人，我写了一篇《中国人民热爱志愿军空军》，写首都群众怎么欢迎他们，还写了群众怎么把他们三个人都抬起来了，往前走。我并没有单个写他，也没什么进一步了解，《人民日报》一发表，我认为任务就完成了。后来是这样子的。他们参加了全军运动会开幕式以后，因为空军第一次在战场上亮相，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空军，而且打败了美国人，不可抗拒的美国人——当时赵宝桐击落了六架，击伤两架，回到安东还击落了一架，这个成绩，是在当时最好的。张积慧的出名，是因为打了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是不是？刘玉堤比他还少一架。后来首都人民要求他们做报告，给各界人民做报告。学校啦，机关啦，工厂啦。实际上他们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准备要做报告。我当时在办公室里面，他就打来一个电话，说希望我能够帮他整理一个讲演稿。（刘玉堤的可能是总政宣传科长给他整理的，张积慧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部主任整理的）后来他找到我，我觉得义不容辞，为志愿军服务是应该的。这样的话，我下午就去了，下午跟他谈了两、三个小时，吃了饭接着谈，因为报告不能再把通讯上的事情简单地重复一遍，是不是，写得稍微仔细一点。顺便讲讲，关于他的通讯我就不知道谁写的，里面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比如，说他是抚顺矿工的后代，其实他家里是贫农，或者说是雇农，他父亲不是矿工，再一个说他告别他亲爱的母亲参军去了，其实，他母亲在他六、七岁的时候就死了，这两个细节就不对了。这就不是他了。跟他这样一谈，我就了解他的身世，他出生确实很苦，出生贫农，没有土地，他父亲做长工，打短工，他母亲在他六、七岁去世，他父亲在他十一、十二岁去世，他等于是孤儿，后来当童工，在抚顺什么厂？赵宝桐：石油三厂。金凤：石油三厂，是一个日本人的工厂，他十四、十五岁当童工了。赵宝桐：当了三年童工，后来又当了三年兵，最后才学飞行。金凤：他基本上是这样的。赵宝桐：十七岁当兵。金凤：1945年，他十七岁，实际上他还是跟的东北民主联军，他是工人参加，好像是还没有打过一仗。赵宝桐：后来到军政大学，东北吉林大学，到汉口，汉口毕业以后，又把我选到航大来，1949年来的。金凤：就这样，他叫我帮他整理，晚上谈了约两个小时，九、十点开始整理，就在他们的住地。我记得张积慧一个人住的小房间，他把小房间腾出来，让张积慧再找一个屋子住，我就在小房间写了六千字左右。次日早上给他看了，看了以后请杜平同志审阅，当时他说讲演稿文绉绉的，他自己把它口语化了一下，他讲的第一次效果怎么样？在中山音乐堂讲的。这样我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所以我……我也采访过张积慧和刘玉堤，写他们三个人，是一篇文章，没有单独写过他，就是这样子。赵宝桐：一直到现在也没单独写过我。大家都误解了。您们什么时候开始谈个人问题的呢？赵宝桐：从那就开始了。金凤：没有没有，那时只是了解多一点。后来就有个礼拜天，他要我带他到北京看一看，我觉得也应该的，应该嘛，我说上哪儿呢？就上中山公园。赵宝桐：划船。金凤：到中山公园去划船了。当时组织上知道，像他们这样的志愿军英雄一回来，就会受到女孩子的包围的。很多中学生、大学生，都非常崇拜英雄，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空军是最最可爱的人！所以我记得刘玉堤在招待所就宣布过，他说：我们俩兄弟都有女朋友，都有对象了，当着好多记者，还有一些学生宣布的。所以后来我跟他接触的时候，也是比较坦然，后来才知道他没有对象，那次划船的时候，他才说：其实我没有朋友，张积慧也没有，大刘是结了婚的。那是组织上怕我们受到干扰。我听了才明白，原来如此。他把情况先挑明，然后说：你老采访我，你是不是谈谈你自己？他想了解我。我说解放前我上小学、中学到大学，1948年到解放区《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分我当记者。他说：就这么简单？你跟我谈好几个小时，说你自己就这么一点算完了？你有许多男朋友吧？他反过来问我，我说没有。赵宝桐：有你也不说。金凤：什么叫有我也不说？我有过一个男朋友，1949年就吹了。当然有过，我上大学，解放前，我上上海交大，跟北京清华，那两个学校男生和女生的比例：交大十五个男生一个女生，三千学生，大概只有两百个女生；到清华，两千学生，也是两百多个女生。这个比例比较悬殊，当然也有男同学追求了，是不是？后来我告诉他，是有男朋友，后来因为性格不和，两个人脾气很倔强，很要强，很自尊，两个人脾气合不了就分手了。我告诉他，这个也没什么好隐瞒的。1949年分手后，一直就没有了，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指导思想，女同志结婚早了以后，一定要有个后代，我看一个“规律”，譬如男女同学同时参加工作，同时起步，你一结婚，自然而然，家庭负担，弄孩子，弄家务，学习时间没有了，不可能做重要的工作。所以，就没找男朋友，事业心很强。后来，这么一说，他没有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这个情况就挑明了。然后又有一次，又是下一个礼拜天，因为他在北京停留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样子，他说要去看电影，我记得礼拜天看的是一个朝鲜电影，片名叫《少年游击队》，我觉得还演得不错，当时在下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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