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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功罪-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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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一月一一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二月五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像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一九四○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著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居住条件最好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洲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像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中国高等学校是一百○八所；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一百四十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七千五百六十人增至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学生从四万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增至八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第四○四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著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
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销，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著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著衣物，诧异之馀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么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许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于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国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杀暴行
在中国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三三一年，败魏，斩首八万；前三一二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三○七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三○一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三○○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二九三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二八○年，攻赵，斩首二万；前二七五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二七四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二六○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二五六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二三四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国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国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国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国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杀，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国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国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一二三三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一二五四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馀人，杀人无算。一二五五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馀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国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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