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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1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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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美关系迫切需要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严肃对话。把俄罗斯不纳入外交政策的正常考虑，对俄罗斯极不利。因为一旦他日她被引诱必须有所行动时，已无从退却，往往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美国领袖不应该害怕坦诚地讨论美、俄利益在何处有交集、何处又分歧。俄罗斯这些搞内斗的老手不是容易害羞的新手，其国内均势不会因务实对话而解体。他们能够体会了解基于互相尊重彼此国家利益的政策。事实上，他们可能更能理解类似的算计，而不是求助于抽象、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思想。
把俄罗斯纳入国际体系是新兴国际秩序的关键。它有两个成分，必须保持均衡：影响俄罗斯的态度，以及影响俄罗斯的算计。美国有必要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和技术顾问，以纾缓过渡的痛苦；也应该欢迎俄罗斯加入促进经济、文化和政治合作的组织——例如欧洲安全会议。若是故意不理会俄罗斯帝国意图重新出现的事实，只会阻碍俄罗斯改革，而非帮助它。新兴共和国的独立毕竟都受到联合国承认，绝对不能默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有军事行动，而默认其地位降格。
美国的对俄政策应该配合长久利益，而不是随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起伏而动。如果美国外交政策以俄罗斯国内政治为最优先的考虑，势必受到她可能无法控制的力量之戕害，也失去所有判断的标准。外交政策应该以基本上仍在革命过程中的动作而调整吗？美国有本钱能够同时孤立俄罗斯和中国，而不畏她们重温中苏同盟旧情吗？在现阶段持不强人所难的俄罗斯政策可以使未来有更稳定的长期发展的机会。
支持我关于外交政策“精神病学派”的见解（详见本书第二十八章）的人士，倾向于认为此一论证“悲观”。他们说，德国和日本曾经翻然改变性格，为什么俄罗斯就不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民主的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经转向截然相反的方向，原本安于德国的民主意志的国家突然间面对着德国庞大的国力。
政治家经常借由对未来做出最有利的假设来回避其两难局面；但是他得面临一项考验：他是否有能力在发生事先未能预见、不利的突发事件时保护人民。俄罗斯新领袖阶层在企图克服两个世代的专制主义暴政的艰苦过程中，应该得到谅解；但是他们不应该得到过去300年来沙皇和人民委员在俄罗斯庞大的边界上所侵占的势力范围。如果俄罗斯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时要作为认真的伙伴，除了受惠之外，她就必须接受稳定的纪律。
美国的对俄政策已经极其接近她对其大西洋盟国的同等对待的地位了。虽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照威尔逊主义往往被界定为一种集体安全组织，而非联盟；事实上它代表着美国道德和地缘政治目标最能接近和谐的一个组织。（详见本书第十六章）由于其宗旨在于防止苏联控制欧洲，不论以何种理由来声明本身的正当性，它在地缘政治上的功效是防止欧、亚权力中心落到一个有敌意国家的统治下。
如果我们告诉创设大西洋同盟的先贤说，冷战胜利将使对其作品的前途之怀疑加剧；他们一定不能置信。他们认为冷战胜利后，天经地义，大西洋伙伴关系可以永续存在。冷战期间，以此目标号召，的确赢了很多次有决定性的政治斗争。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与欧洲借由常设咨商组织和统合的军事指挥体系结合在一起——这种结构的范围和持久在任何国家结盟史上都十分独特。
自从苏联阵营崩溃后，所谓的大西洋共同体就开始日薄西山了。降低对欧关系变得相当流行。目前流行强调扩大民主，美国似乎较少关注与她有相同的组织、对人权及其他基本价值有共同观点的社会，转而关注其他地区。创建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先贤，如杜鲁门、艾奇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人，对欧洲式的外交都有保留意见。但是他们也了解，若无大西洋盟友，美国在国际社会上，除了西半球之外，找不到太多道德一致或共同传统的友邦。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势必不得不执行纯粹的现实政治，而现实政治本质上与美国传统不能相容。
一度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都在退化，部分原因是北约组织已经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然组织，不再需要多加照料。或许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去15年内崛起的新世代美国领导人，大部分出身南方与西部，而当地人士比起旧的东北部士族对欧洲的情感与人际关系看得淡。甚至，美国的自由派通常是威尔逊主义信徒，他们经常觉得受到民主盟国的羞辱，因为这些盟国只注重有关国家利益的政策，忽视集体安全与国际法；他们举波斯尼亚和中东为例，虽然有共同价值却不能取得协议去行动。同时，美国保守主义的孤立主义派——另一种形式的例外主义——又倾向于鄙视欧洲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相对主义和自私作风。
与欧洲的意见不合有点像家庭成员不愉快的口角。然而，几乎在每一项关键问题上，来自欧洲的合作远胜于其他地区。容我们公平地说，法国与英国都派出部队到波斯尼亚执行地面任务，美国则不然；可是公众舆论却制造出相反的印象。在海湾战争中，除了美军之外，最重要的特遣部队还是英国和法国部队。在一个世代之内，基于共同的价值和利益，美国两度派军到欧洲参战。后冷战世界里，欧洲或许不能集合起来支持新的大西洋政策，但是美国也不能在胜利时刻就抛弃三个世代以来的政策。盟国当前的工作是调整组成大西洋关系的两个基本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及欧洲联盟（旧名欧洲经济共同体），使之适应后冷战世界的现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依然是美国与欧洲之间主要的连接组织。北约组织成立时，苏联部队已在分裂的德国之易北河畔。一般认为苏联凭其传统兵力即可征服西欧；苏联军方不久亦大量扩张其核兵力。整个冷战时期，西欧的安全依赖于美国；后冷战的北约组织体制依然反映上一状况。美国掌握北约的统一军事指挥部，由美军将领担任北约盟国总司令；她也一再反对法国所提的欧洲防御自主的主张。
欧洲整合运动的起源有两个假设前提：一是除非欧洲能有单一的发言权，否则它会渐渐沦落到无关紧要的地位；一是绝对不容许分裂的德国可在两大集团之间游移，而玩弄冷战双方。本书写作之时，原本只有6个会员国的欧洲联盟，已增加到12个会员国，而且还在继续扩充中，可望在将来纳入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奥地利，甚至若干前苏联附庸国家。
这两个组织成立的前提，由于苏联瓦解、德国统一而动摇。苏联军队已不复存在，俄罗斯部队已往东后撤数百英里。在可预见的未来，俄罗斯因内部骚乱，进攻西欧似已不可能。同时，俄罗斯重提前帝国的倾向，又重新唤醒各方传统上害怕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心理，尤其令东欧的前附庸国家大为戒惧。紧邻着俄罗斯的国家的领袖，没有人跟美国一样有信心，肯把自己国家的安全寄托在俄罗斯的转变上。他们全都偏向于支持叶利钦，而非叶利钦的对手；但他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而不是能消除历史不安全感的人物。
统一的德国的出现，使得这些恐惧加深。了解这两个欧陆大国在历史上，不是瓜分其邻国，就是在邻国领土上征战。位于这两大强国之间的国家深深以安全真空为虑，因此更加渴望美国保护，这可以由她们争相加入北约组织为例证。
如果北约组织需要依苏联势力的崩溃而调整，欧盟也面临德国的统一的新现实。德国的统一威胁到欧洲统合的重心之隐性换位：即西德接受法国在欧洲共同体的政治领导地位，换取在经济事务上有最高发言权。因此，西德与西方的结合是透过两个途径：在北约组织内接受美国在战略事务上的领导，在欧盟内接受法国在政治问题上的领导。
在未来，所有的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保护，会更加积极热切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样式的孤立主义之引诱；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
只要继承阿登纳传统（详见本书第二十章）的科尔总理在职，这种趋势就不会充分表露出来。可是，他代表的是那一类领袖的最后人物。新起的世代对大战并无亲身经历或记忆，对于美国援助战后百废待举的德国重建，也毫无记忆。没有情感上的理由要服从超国际的组织，或接受美国、法国的观点。
战后世代的美、欧领袖之大成就是，他们认识到除非美国有机地介入欧洲，她日后迟早也得在更不利于大西洋两岸的情境下，不得不介入。这个情形在今天更加明显。德国已变得十分强盛，以致现有的欧洲体制无法凭一己之力在德国及其欧洲伙伴之间，取得均衡。欧洲即使挟德国之力，也不能凭一己之力处理俄罗斯的再次崛起或分裂瓦解，这是苏联解体后最有威胁性的两个结果。
德国和俄罗斯各以对方为主要伙伴或主要敌手，绝非各国之福。如果她们关系太密切，会使人产生德、俄共治的忧惧；如果她们争吵，欧洲可能因危机升级而被卷入风波。美国与欧洲有共同的利益，要避免德国和俄罗斯的国家政策失控而竞逐欧洲大陆心脏地带。没有美国，英国和法国无法维持西欧的政治均衡；德国会受到国家主义之诱惑；俄罗斯也将失去一个全球对话的对象。没有欧洲，美国在心理上，以及地球上、地缘政治上，都将成为在欧亚大陆外海的岛屿。
后冷战体制使得北大西洋同盟面临三组问题：一是传统同盟结构内的内部关系，二是大西洋国家对东欧的前苏联卫星附庸国家的关系，三是前苏联后继各国，尤其是俄罗斯联邦，与北大西洋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关系。
北大西洋同盟内部关系的调整，受到美、法之间对大西洋关系的观点的长期角力所主宰。美国以统合的旗帜掌握住北约组织。法国则高唱欧洲独立，促成了欧盟。两者见解不同的结果，美国在军事领域太过独霸而不去推动欧洲的政治身份，可是法国又太坚持欧洲的政治自主而不去推动北约组织的团结。
就知识层面而言，这项争议等于重演黎塞留观念和威尔逊观念的冲突——也就是外交政策是要求利益均衡，或是要确认基本和谐，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美国认为，北约组织统合的指挥本部代表着盟国的团结；法国则把它当成一面红旗。美国领导人不能明白，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希望保留必要时可置盟友于不顾的选择权，又何必非坚持独立行动的权利不可。法国则认为，美国对欧洲保持独立的军事角色不安，分明就是隐藏有独霸的企图心。
事实上，两国的国际关系观点都有其历史缘故。法国继承了欧式外交，其渊源可以上溯到300多年以前。每当英国必须放弃其保护权力均衡的角色时，法国就——姑不论是好是坏——继续坚持“国家理由”政策，也支持精确评估利益而非一味追求抽象的和谐关系。美国或许时日稍短，也同样持续力倡威尔逊主义。美国深信基本上的和谐关系的确存在，坚信既然欧洲和美国的目标一致，欧洲的自主若非不必要，就是太危险。
当前欧洲的两大挑战——把统一的德国整合纳入西方，以及建立大西洋同盟对新俄罗斯的关系——决不能照本宣科地运用黎塞留或威尔逊的方略去处理。黎塞留方式助长个别欧洲国家的国家主义，会导致欧洲分裂。百分之百的威尔逊主义则会挫弱欧洲的认同感。以反美为基础建立欧洲体系的企图，终将破坏欧洲的团结与大西洋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国也不需要担心在北约组织之内，欧洲认同感上升，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没有美国的政治和后勤支援，欧洲能在什么地区发动自主的军事行动。毕竟，产生团结的原因并不是统合的指挥本部，而是共同的政治与安全利益之意识。
美国与法国之间的争论、威尔逊主义与黎塞留主义之间的争论，都已被事件发展所超越。大西洋同盟与欧盟都已经成为稳定的新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石。北约组织是针对来自任何地区军事威胁的最佳保障；欧盟则是维持中欧、东欧安定的基本机制。我们需要这两个组织来把前苏联的后继国家及附庸国家，导入和平的国际秩序。
东欧的前途，与前苏联后继国家的前途，不是相同的问题。东欧受到红军占领，它在文化上和政治上都认同西欧的传统，波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国尤其如此。不和西欧及大西洋组织结合，她们将在德国与俄罗斯之间成为无主之地，任人控制。这些关联要有意义，上述四国就必须纳入欧盟以及大西洋同盟。经济、政治上要能活跃，他们需要加入欧盟；为了安全因素，它们仰望大西洋同盟的照顾。事实上，加入一个组织亦即隐含也是另一个组织成员的意思。由于欧盟绝大部分成员也是北约组织会员国，也由于我们无法想象在欧洲统合达到某一地步之后，它们会不理会一个会员国受到攻击之事实，所谓欧盟借必将导致北约组织保障的事实延伸。
到目前为止，因为东欧国家还无从加入这两个组织，这个问题还受到回避。然而，两者都还未容纳东欧国家加入的理由，就跟欧洲、美国政治传统迥异一样相当不同。欧洲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础，决定把欧盟往东延伸：它已接受了此一原则，并且准予东欧国家准会员国的身份，以待其经济改革成绩追上来（在此一过程中，使西欧经济避开竞争一段时间）。这也就是说，加人为会员国只是技术问题，过一段时间就水到渠成。
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会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实现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
基于此一精神，克林顿总统提出他称之为“和平伙伴”（Partnership for Peace）的计划。请前苏联的全体后继国家，以及莫斯科过去在东欧的全体附庸国家，都加入类似集体安全的一个体系。它把威尔逊主义以及本书第十六章所述华莱士对遏制的批评混合起来，运用集体安全的原则；把苏联与俄罗斯帝国主义的暴行的受害人等同看待，它赋予毗邻阿富汗的中亚各共和国与波兰相同的地位（波兰四度遭到列强瓜分，俄罗斯都插一脚）。和平伙伴并不是加入北约组织的中途站，但是它经常被人误认如此；它是代替品，就好像洛迦诺公约（详见本书第十一章）只是20世纪20代年法国极力追求却不得的英国同盟之代替品而已。
洛迦诺公约显示，在以共同宗旨为基础的同盟，以及不以对威胁的共同认知为基础、却以实现国内统治特定条件为基础的多边组织，两者之间没有别的选择。和平伙伴有在欧洲制造两组边界线的危险：一种受到安全保障的庇护，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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