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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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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核扩散、环境、人口爆炸及经济依存度日高等。
对美国而言，在地位不分轩轾的国家间，协调不同的价值观与迥然不同的历史经验，将是一种全新的经验，与上一世纪的孤立或冷战时期的霸主地位都会完全不同，这也是本书写作的主旨。其他主要国家同样面临适应新出现的世界秩序的难题。
在现代世界中唯有欧洲曾有过多国体系，发明民族国家、主权及权力均衡等观念的也是欧洲。这些观念左右国际事务近300年之久。但过去实践国家意志的欧洲国家中，目前没有一个足以在新国际秩序中担当大任。为弥补这种相对弱势，他们正设法缔造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目标令他们耗费不少心力。但即使得以成功，仍不会自动出现现成的行为准则，供统一后的欧洲在全球舞台上行事时作为依据，因为以往从不曾有这样的政治实体存在过。
有史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个特例。她很晚才步上欧洲的政治舞台，比法国及英国的统一晚了许多，而且欧洲传统的外交原则似乎都不适用。俄罗斯与欧、亚、伊斯兰世界等三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为邻，其人口中这三类民族都有，因此她从不是欧洲人观念中的民族国家。
随着历代君主不断并吞邻国的领土，版图不断扩大，俄罗斯的规模与欧洲任何一国都不成比例。更何况每征服一处新领土，纳入一个强悍的非俄罗斯新民族，就会使国家特征大为改观；此即俄国觉得非维持庞大的军队不可的原因之一，俄军的规模往往与真实的外在威胁无关。
在强迫性不安全感及宗教狂热两相激励之下，在欧洲的要求及亚洲的诱惑两相拉锯之下，俄国在欧洲均势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情感上从不属于欧洲。征服与安全这两方面的需要在俄国领袖心中合而为一了。自维也纳会议后，俄国在外国土地上用兵的次数多过其他强权。论者常以不安全感来解释俄国的扩张主义，但俄国作家更常把其向外侵略说成是弥赛亚式的宗教使命。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懂得适可而止；一旦遭遇挫败，则愤愤不平、怨天尤人。在其历史上，俄国
几乎总是一个不断寻找机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的俄国发觉，自己置身于史无前例的疆界中。她必须像欧洲一样，花费一番苦心为国家重新定位。她是否会回归历史的循环，设法恢复往昔的帝国？她会否将重心向东移，更积极地参与亚洲的外交？她会根据什么原则及方法应对四周的动乱，尤其是动荡的中东地区？俄罗斯对世界秩序永远都很重要，而回答上述问题必然会带来的纷扰，对世界秩序也构成潜在的威胁。
中国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秩序。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局面维持了两千年之久，事实上这个正统也曾有动摇的时候。战争在中国发生的频率不亚于欧洲，但中国的战争通常因争夺帝位而起，其性质多属内战，而非国际战争，而且迟早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央政权出现。
19世纪之前，中国从未有能够挑战其领导地位的邻国，也绝对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国家兴起。外族侵入中国，推翻中国的王朝，到后来却完全被同化，使他们仍继续着中华文化传统。各国主权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不存在；外族被视为未开化的夷狄，对中国只有藩属的关系，这正是18世纪英国首位派往北京的特使所获得的待遇。中国不屑于对外派遣大使，但不排斥以夷制夷。不过这只是权宜之计，不像欧洲的权力均衡是外交常态。中国也未能产生欧洲常见的常设性外交机构。自19世纪中国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受辱的对象后，直至晚近——自二次大战以来——中国才在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多极世界中再度现身。
日本也曾闭关自守。在1854年由美国海军将领佩里以武力打开门户之前，日本甚至不曾像中国一样，令蛮族自相残杀以制衡其势力，或想出中原与藩属这样的安排。与外界隔离的日本以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自豪，借内战延续其军事传统，并深信其独一无二的文化可睥睨外来的影响，优于外来的文化，且最后必能战胜而非吸收外来文化，其内部结构便建立于此基础上。
冷战期间苏联是首要的安全威胁时，日本的外交政策能够认同千万里以外的美国。新的世界秩序及其多重的挑战，几乎一定会迫使一个有过如此光荣历史的国家，重新检讨其仰赖单一盟国的做法。日本对亚洲的均势势必更为敏感，此种感觉会超过对位于不同半球且须兼顾大西洋、太平洋、南美洲三方面的美国所作所为的感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对日本会形成与对美国颇不相同的重要性，也会导致日本采取更自主的外交政策。
至于目前已逐渐成为南亚主要国家的印度，其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仍留有欧洲帝国主义全盛时期的遗风，并掺杂着古老文化的传统。在被英国人征服以前，印度次大陆千百年来从未被当做单一的政治实体统治过。英国派出小规模的军队便完成了殖民目标，因为起初当地人认为这只是一批统治者取代了另一批统治者。然而大英帝国建立起统一的统治后，她却被本身所引进印度的民主政治及文化民族主义所动摇。然而就民族国家而言，印度仍算是后起之秀。她忙于解决庞大人口食粮的问题，在冷战时期曾半认真地投入不结盟运动。但她尚未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与其幅员相当的角色。
因此，事实上这些必须负责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最重要的国家中，没有一国有面对正逐渐形成的多国体系的经验。过去从未有必须从如此众多的歧义观点中，或是在全球牵涉如此之广的规模上，组合出世界新秩序的例子。也不曾有必须将历史的均势体系与全球民主意见及当代爆炸性科技相结合的先例。
回顾历史，仿佛每一国际体系都必然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一旦某个体系建立之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作了不同的选择历史会如何演变，或是当时究竟可不可能做其他的选择。
在国际秩序形成之初，或许有许多的抉择，但任一选择均会挤压其他选项的空间。由于愈复杂愈难保持弹性，因此最初的抉择尤为重要。国际秩序是稳定，如维也纳会议后的情势；或是动荡不安，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凡尔赛和约后的情势，取决于这一国际秩序对相关各方对于安全与正义的要求能够作何种程度的协调。
最稳定的两种国际秩序，即维也纳会议的产物及美国在二次大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占了观念一致的优势。参与维也纳会议的领袖，是对抽象事物有相同看法，对基本原则有共识的各国贵族；而塑造战后世界的美国领袖，则出身于极为一贯且历久不衰的思想传统。
眼前正在成形的世界秩序，则有待来自截然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领袖们加以建构。由于他们主掌着庞大而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不得不耗费更多心力于行政管理，反而无暇顾及大局；他们崛起于政坛所依靠的也不必然是主政者所应具备的条件，更遑论建立国际秩序了。目前唯一可资借鉴的多国体系范例是欧洲社会所建立的，因此可能遭致许多国家反对。
但过去建立在多国基础上的世界秩序，不论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或当代，其兴起及衰落是了解现今政治领袖所面临的挑战唯一可资借鉴的经验。研究历史虽不能提供我们即学即用的操作手段，但历史教训是类比式的，可帮助我们了解类似的情形可能有什么结果，而且每一世代必须自行决定，哪些情形确实可与历史相类比。
学者分析国际体系的运作；政治领袖则建立国际体系。分析者与从政者的观点大异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题，而政治人物所面对的却是客观环境塑造的问题。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时间追求确切的结论；但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却是时间压力。学者没有风险，如果结论错误，大可重新来过；政治领袖却只有一次选择，一旦出错便覆水难收。学者可掌握所有相关事实，其成败取决于个人学养；政治人物必须在眼前无法断定利弊得失的情况下当机立断，历史对他的评价将根据他如何明智地面对无可避免的变局，尤其是他如何维护和平而定。这正是为什么分析政治领袖如何解决世界秩序问题，检讨成败及其成因，只可说是一个开端，却决非研究当代外交的止境。
第二章 关键人物：
西奥多·罗斯福或是伍德罗·威尔逊
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界局势的漩涡
在20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当时有两项因素促使美国走向国际事务：一是国力日渐强大，一是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 TheodoreRoosevelt）与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人了世界局势的漩涡。两人均认识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
老罗斯福总统是分析均势的老手，他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需要，而且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对他而言简直无法想象。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要角，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映出美国思想中的真理，对旧世界外交官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这些原则主张，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来评断，国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
在欧洲均势外交的沙场老将看来，威尔逊这种外交政策根本是道德的观点，令人诧异，甚至显得虚伪。但历史无视当时人们对其所持的保留意见，让威尔逊主义流传下来。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14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一夕之间形成，亦非受单独一人之感召而形成。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实颇贴切地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仅在于强化新国家的独立地位。
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老显得很乐意在需要时运用人们嗤之以鼻的权力政治；他们的确特别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土。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实在不希望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宣布中立。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法国）与海上暴君（英国）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原始的不结盟策略，由此领悟到以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
但美国反对旧世界的传统尚未到达肯放弃领土扩张的程度；相反地自一开始，美国便专心一致在美洲开拓领土。1794年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对美国较有利的条约，解决了与加拿大及佛罗里达的边界问题，使密西西比河对美国开放贸易，并开始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建立美国的商业利益。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在1803年自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 the Louisiana Purchase），带来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庞大的界线未定地，还连带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及德克萨斯境内的领土，由此奠定成为一大强国的基础。
决定出售这片土地的法国领袖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此种一面倒的交易有其旧世界的说法：“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政治领袖不在乎法国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大肆扩张的作为毫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做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形下，詹姆士·麦迪逊（ James Madison）谴责战争是所有罪恶的渊薮，是税捐、军队及其他一切“使多数人受少数人宰制的工具”的罪魁祸首。他的继任者詹姆士·门罗（ James Monroe）却认为，从美国必须成为强国的角度替美国的西进政策辩护，就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大家必然看得出来，领土拓展得愈远，只要不超出合理的限度，则两级（联邦及州）政府行动的自由便愈大，它们在安全上及其他各方面愈完善，对全体美国人民愈有利。领土的范围，不论大小，均赋予一个国家许多特点。它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劣。简言之，便是决定国力的强与弱。”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e Washi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做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做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得出和谐，并据此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 Thomas 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一个人，即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决不亚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英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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