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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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所束缚，也不像父亲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对年老的德皇有个人的感
情因素在内。他懒惰专制又不信任俾斯麦，部分原因也是俾斯麦的政
策对他而言是太复杂了。有一次他甚至说，每次只要在电文中看到俾
斯麦的名字，一定立刻批上“悉”字。他的疑心因其皇后而更为强
烈，出身丹麦的皇后，对俾斯麦强占其祖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永远无法原谅。
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将所有激昂的情绪推到顶点。又一次革命后
产生了大保加利亚国，十年前俄罗斯热切想促成而英、奥深以为忧的
发展终于成真。然而历史不乏完全出入意表的事例，现在又多出一个
例证，新的保加利亚全然不是俄罗斯主控下的产物，却是在一位德裔
贵族领导下统一的。圣彼得堡的朝廷为这俾斯麦所极不愿见到的结果
而迁怒于他。俄国朝廷十分震怒，认为在维斯瓦河以西处处都是阴谋
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则散发谣言指俾斯麦在幕后主使恶毒的反俄阴
谋。在这种气氛下，亚历山大三世在1887年拒绝延长三皇同盟。
不过俾斯麦还不打算放弃他的俄罗斯牌。他深知若听任俄国自行
其是，迟早它会走向与法国结盟。但以19世纪80年代的大势，英、
俄始终处在战火一触即发的边缘，俄与法结盟只会增加与德国对立的
危险，却无助于减轻与英国的敌对。更何况德国还有英国牌可打，特
别是现在格莱斯顿已卸任。不论如何，亚历山大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法
国是否甘冒在巴尔干卷入战争的风险。换言之，俄、德之间的关系仍


反映着双方国家利益仍有非常确切的交集，即使它是在缩小中，而不
仅是俾斯麦的一厢情愿，只是若缺乏他的外交技巧，这些共同的利益
无从正式地显现出来。
不愧是外交大师，俾斯麦设想出他最后一个主要的安排，即通称
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Reinsurance　Treaty）。德、俄相互保证除非德国
攻击法国或俄罗斯攻击奥地利，否则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
一方将保持中立。理论上，只要不主动发动攻势，德、俄现在都不必
担心腹背受敌。然而这多半要看对侵略者如何定义，特别是动员已越
来越被等同于宣战。由于这个问题从未被触及，德俄
再保险条约显然是存在着限制，更因为沙皇坚持此约保密，使其效用
越发缚手缚脚。
此约之必须保密最足以说明内阁外交的要求与外交政策民主化的
要求是多么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势复杂到这个条约居然含有两种层次
的秘密。更深一层的秘密是一条极机密的附加条款：俾斯麦保证不阻
挡俄国图谋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协助俄国增加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这
两项保证均非德国的盟国奥地利所乐于见到的，更甭说英国了，但
英、俄若果真因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而起冲突，想必俾斯麦也不致感
到不悦。
德俄再保险条约虽复杂，却维持了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不可或缺
的联系，也向俄国保证，德国虽会防卫奥匈帝国的完整，但不会协助
其扩张以致牺牲俄国的利益。如此德国至少延后了法、俄携手的时
间。
俾斯麦以其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促成节制及维护和平的苦心，在
1887年三皇同盟终止后，德军将领向他施压，要求对俄先发制人发动
战争时，他的反应中表露无遗。他在对国会演说时否定了所有的臆
测，并设法替俄国美言，避免刺激法、俄修好：
“我方不会扰乱与俄之和平，本席亦不认为俄方将攻击
我国。再者，本席不认为俄方正寻求其他盟国以便合力进袭
我国，或有意于利用我国在另一边或将遭遇之困难以便于其
发动进攻。”
然而，不论俾斯麦的手腕有多高明，作风有多稳健，他平衡均势
的做法注定即将要告终。他种种的折冲已复杂到即使是大师也难以为
继的地步。搭床架屋的各个同盟原旨在确保各国节制，最后却造成相
互猜忌，而民意的重要性日增，各国的弹性空间便缩小。
无论俾斯麦的外交多么高超，需要如此高度的操控正证明强大的
统一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造成何许的压力。即使是俾斯麦在位的日
子，强势的德国仍引起不安。事实上，俾斯麦的擘画立意固在提供保
证，日久却意外地造成不安，这有部分也归因于同时代的领袖难以理
解其环环相扣的本质。他们担心成为被操控的牺牲品，便想要左右逢
源。但如此做法反而限制了行为的弹性，而以现实政治取代冲突却主
要取决于行为的弹性。
欧洲文明的自戕
俾斯麦式的外交作风或许在他卸职后便人息政亡，但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代以任意而为的武器竞赛及更类似冷战时期势不两立的结盟，
而将传统的均势置之不顾。在近二十年间俾斯麦以其稳健弹性的作
风，保住了欧洲的和平，缓和了国际紧张情势。但他也付出遭后人误
解其伟大之处的代价，因为继他而起或后世仿效他的欧洲领袖，自他
的榜样中未能撷取更好的教训，只懂得增加军备，兵戎相见，最后是
导致欧洲文明的自戕。
到1890年，均势观念已发展至极限。起先，自中世纪大一统理
想的灰烬中产生的众多国家，使均势首次应运而生。迄18世纪，因


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事不断，以防一国独霸的局
面及欧洲再出现帝国。均势维护了各国的自由独立，却无法维持欧洲
的和平。
均势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达到巅峰。这段期间该政策运
作顺畅，因为均势状态经过周详设计，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共识支持
（至少在保守国家间有此共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种共识逐渐消
逝，事态又回到18世纪的情形，现代科技和公众意见角色加重使得
一切状态更岌岌可危。连独裁国家都能诉诸来自外国的危机，以外在
威胁取代国内要求民主的共识，借此吸引民众支持。欧洲诸国的合并
使国际舞台的参与者数目变少，也削弱了运用外交联合取代本身力量
部署的能力，而维护法统的共识崩溃更使道德自制力受到侵蚀。
尽管美国憎恶均势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
策却又加以运用。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参与国际体系，而且还是当中的
首强，尽管身为军事超强国，却不能再如前人般恣意施为，因为在这
个年代，军力与意识形态不再有助于遂行帝国主义野心。至于美国目
前还占有军事优势的核武器，也将朝着可用军力相等的方向发展（许
多国家都握有核武器）。
因此，美国愈来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如19世纪欧洲的世界
中，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指望世界衍生出一个很像梅特涅
体系的东西，也就是以共识来强化均势局面，而当今世上，这种共识
的价值观就是民主。
然而梅特涅不必建立自己的法统以营造共识，当时，法统大体上
已经存在了。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民主却是很不普及的制度，而且各
地对民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自然而然会想用精神上的共识来维
持世界局势的平衡。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美国必定尽可能推动对全
球民主有使命感的精神共识。但是美国不敢忽略了均势的分析，因
为，当打破均衡局面时，追求精神共识反而会变成自行溃败的行为。
如果不可能以法统建立梅特涅式的体系，美国就得学习在均势体
系中运作的方式，不管今昔之间的均势有多么不同。19世纪的时候，
世界上有两种均势体系模式：一种是不列颠模式，以帕默斯顿与迪斯
累里为代表；另一种就是俾斯麦模式。不列颠模式是等均势局面遭到
威胁的时候才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俾斯麦的方法则是尽
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
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
奇怪的是，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和德国有过（不快）经验的情况
下，俾斯麦式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
如出一辙（译按：憎恶均势、不喜德国，却又处处借鉴）。帕默斯顿
与迪斯累里均势方法，需要各方不生事端的自制，以及在面对威胁时
毫不让步的使命感。所谓均势，几乎完全是在评估争端与威胁。美国
终将发现，要引导各国远离是非或威武不屈是相当难办到的事，更不
用想直截了当以武力介入国际事务。
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以事先防范来抑制各方势力，方式是用不
同国家集团间的共同目标来建立某些共识。而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
中，美国发现要实现大英帝国式的光荣孤立实在很难，要建立一个周
密且照应到世界每个部分的安全体系更是不可能。最有可能、最有建
设性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许多部分重叠的联盟体系，有些着眼于安
全，有的专注于经济关系。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以美国人的价值
观衍生出目标，同时能以此目标统合不同群体。
不论采取何种模式，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两种外交政策手段都
盛况不再。大英帝国由于与风险隔离，不再感到自己的能耐足以支配
局面；而俾斯麦被一位没有耐性的新国王解除官职，这位君王为自己
设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任务，想改进一位外交宗师的政策。在这过程
中，均势状态变得僵化，欧洲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
人相信均势可能达成。


第7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


失去节制的德、俄两国
到20世纪末期，曾维护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
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
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不过其间有一重要的差别。在核武器时代，
避免战争可谓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甚至可说是唯一的主要目标。而
在20世纪初年，仍有可能一声令下战争就此爆发。事实上当时有些
欧洲思想家还认为，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的体质，如此天真的假
说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残酷地打破。
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
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
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这是在它们一手造成的
那场大灾难深植于欧洲人共同的记忆中之后，再也无法恢复的。帕斯
卡尔（　Pascal）在《思想录》（Pensees）中的警语说：“吾人受自设障
碍所蒙蔽，陷入深渊仍不自知。”
要归咎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
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以及
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不过各国对一战的爆发虽均难辞其咎，但
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
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有关均势会受到什么影响未曾引起太
多注意。前后两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战事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30
年战争时，德国人死伤的人数估计高达总人口的30％，18世纪各王
朝间决定性的战役与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多半都战于德国的土
地上。
因此统一后的德国几乎无可避免地要努力防止这类悲剧再发生。
但新德国不见得非要把它当做主要是军事问题来看待不可，俾斯麦之
后的德国外交家也不是非得以霸气来执行外交政策才达得到目的。因
为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虽是列强中最弱的一国，但统一后的德国
很快便一跃而成为第一，也因此令邻国十分不安。所以德国若想参与
欧洲协调，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格外地自制。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
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赤裸裸的实力，乃因为跟其他民族
国家比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架构。形成西欧其他现代
民族国家的各种理想，没有一种见于俾斯麦擘画下的德国，没有英国
所强调的传统自由，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全民自由，甚至看不到奥地
利的主张天下一家的善意帝国主义思想。严格说来，俾斯麦一手建立
的德国根本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他刻意将奥地利的德国人排
除在外。他的德国只是范畴加大的普鲁士，是别有用心的图谋，主要
目的是为增加普鲁士本身的实力。
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无目标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一直
是欧洲主战场的惨痛记忆，在德国人民心中种下了极度的不安全感。
俾斯麦所建立的帝国现在虽是欧陆第一强国，德国领袖们始终有一种
模糊的被威胁感，这表现在整军经武与好战的言论上。且军方参谋人
员总是以全部的邻国同时进攻作为战备的依据。为准备应对这最坏的
假想状况，他们反而弄假成真。因为德国若有实力足以同时击败所有
邻国的攻势，则压倒个别国家必然易如反掌。这些邻国眼见德国重兵
压境，自然会结合在一起互求保护，于是德国原意在求安全的做法反
造成不安全。
或许采取明智且节制的政策可延迟甚至改变即将到来的恶果。但
俾斯麦的后继者抛弃了他的收敛作风，越来越追求纯粹的实力，就如
同一句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德国要做欧洲外交的铁锤，而非处于挨


打的铁砧。德国仿佛已耗尽太多力量投入国家的统一，以致无暇思考
建国的目标何在。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
念。随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
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
俾斯麦曾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利用他复杂的同盟大局约束
众多的盟国，以避免各国间潜在的不和演变成战争。俾斯麦的后继者
对如此复杂的情势缺乏耐心与敏锐感。德皇威廉一世于1888年驾崩
后，其子腓特烈（其崇尚自由主义曾令俾斯麦忧心不已）仅在位98天
便因喉癌而辞世，由腓特烈之子威廉二世继位，这位君主的言行令人
颇感不安，欧洲最强国家的统治者岂可如此不成熟又反复无常。心理
学家曾解释他之所以会如此反复又粗暴，是因为天生有一只手臂畸形
的补偿心理，普鲁士皇室尚武传统浓厚，因此这对他而言是极大的打
击。这位好显威风的年轻皇帝在1890年罢黜了被视为功高震主的俾
斯麦。从此威廉二世的外交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丘吉尔曾讽刺但
传神地描绘出这位皇帝：
“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
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象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
是输人不输阵。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
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光：久而久
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
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
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他
企图推行他与幕僚人员所称的全球政策（　Weltpolitik），却从未深究这
个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空有口号没
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
胆怯与缺乏方向感。好大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
主义。即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