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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外交-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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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中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这在奥匈帝国解体后形成的各国之间尤
其明显。到头来捷克（Czechoslovakia） 1500万左右的人口当中，有
300万德国人，100万匈牙利人，50万波兰人，有近1/3的人口既非
捷克（ Czech）亦非斯洛伐克（Slovakia）人。而斯洛伐克对于加入以
捷克人为主的国家也不是很有兴趣，由1939~1992年它两度脱离捷
克便可见一斑。新成立的南斯拉夫（ Yugoslavia）实现了南部斯拉夫
民族知识分子的愿望。但要建立南斯拉夫，就必须跨越欧洲史上的障
碍线。这条线曾使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使欧洲信仰分为罗马天
主教与希腊正教，语文分为拉丁与斯拉夫语系。它大约是穿越克罗地
亚（C。oatia）与塞尔维亚（Serbia）两国之间。在这两国复杂的历史
当中，它们从不曾属于同一政治实体。为建国所需付出的代价出现在
1941年后的一场惨烈内战，到1991年又历史重演。
罗马尼亚涌人了数百万匈牙利人，波兰得到数百万德国人及一条
分隔德国与东普鲁士的走廊。以民族自决为名的这个重整过程结束
后，受帝国统治的人民其人数几乎不下于奥匈帝国时代，差别只在于
他们是分散于更多、更弱小的民族国家内，而这些国家龃龉时起，使
这个地区更加不稳定。
劳合·乔治后虽觉悟到协约国将自食其果，但已太迟。他在1919
年3月25日致威尔逊的函件中说：
“我想不出将来有比这更可能掀起战火的原因了，世上
数一数二积极进取与实力雄厚的德国，居然被一群小国所包
围，而其各民族中有不少从未能建立稳定的政府，但每一国
中都有大批吵着要与祖国统一的德国人。”
但此时和会已进行得差不多，快到6月的闭幕日期了。同时在均
势原则已被废除后，也没有其他的选择可资重整国际秩序。
后来许多德国领袖声称，德国是被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所骗才同
意议和，他们在一步步地破坏和约。但这种说辞根本是自我安慰地自
说自话。德国在自以为有胜算把握时全不理会十四点原则，并且在这
些原则宣布后不久，强迫俄罗斯接受罗马对迦太基式的和平，签订了
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件，违反了十四点当中的每一点。到最后德
国休战的唯一原因纯属实力上的对比，由于美国已参战，德国战败已
是指日可待。当德国要求停火时，它已是强弩之末，其防线已逐渐瓦
解，盟军也即将长驱直人。威尔逊的原则其实使德国得以幸免于更严
厉的报复。
史学家对为什么凡尔赛和约注定会失败有更好的解释，其原因即
美国拒绝加入国际联盟。美国未能批准这个条约，无法保证法国与此
约相关的边界，当然令法国大失所望。但以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
气氛，即使加入国联或批准对法国国界的保证，也不会有多大差别。
不论是哪一种结果，美国都不会出兵反抗侵略，要不然美国也会把侵
略的定义定为不适用于东欧的情形，就如同英国1930年代的做法。
凡尔赛和约的祸害在于其结构。维也纳会议带来的百年和平，有
三大支柱为支撑，每一个都不可或缺：与法国怀柔修好；维持欧洲均
势；对正统观念的共识。对法国采取低姿态不见得能防止法国再次侵
略。但法国明白四国同盟与神圣同盟一定可以集结优越的实力，使法
国向外扩张的风险太大。另一方面，欧洲定期集会使法国有机会以平
等地位参与欧洲协调。最重要的是，大国拥有相同的价值观，使各国
既有的不满不致累积成想要推翻国际秩序。
凡尔赛和约不符合以上任一条件。其条款对修好而言太烦琐，对
彻底使德国屈服又不够严苛。事实上，要在令德国满意与害怕之间求
得平衡并非易事。德国既觉得备受战前的世界秩序所限，在战败后大
概也不会对任何可行的条款感到满意。
法国有三个战略选择：可以设法组成一个反德同盟；可以设法分
裂德国；也可设法向德国示好。但法国屡次想要结盟，均因英美拒绝
而未能成功，而俄国此时已不属欧洲均势范围。分裂德国也受到英美
反对，但法国在危急时又必须仰赖这两国的支援。至于向德国示好，
此时不是太迟，就是太早，太迟是因为凡尔赛和约已成，示好有违条
约精神，太早是因为法国民意尚不能接受。
矛盾的是，凡尔赛和约虽不乏惩罚性条款，法国的脆弱与德国的
战略优势反而因此加剧。战前德国在东西两面均有强国压境，不论向
东向西，只要向外扩张一定会遭遇强邻，或是法国、奥匈帝国，或是
俄罗斯。但凡尔赛和约签订后，在东欧已无制衡德国的力量。法国国
势衰弱，奥匈帝国解体，俄罗斯一度消失于欧洲社会，因而已无可能
重建旧的均势，更何况英美两国不肯保证凡尔赛和约的执行。
早在1916年，英国外相贝尔福爵士（ Lord Balfour）便预见到至
少一部分欧洲未来将面临的危险。他当时即提出警告，若波兰独立，
可能使法国在再度遭逢战争时无力反击；若“波兰被变为一个独立王
国，形成德俄间的缓冲国，法国将在下次发生战争时任德国宰割，因
为俄国若要援法便不可能不违反波兰中立。”这正是1939年时的难
题。法国为围堵德国，就需要在东欧有一盟国，以迫使德国必须两面
作战。俄罗斯是唯一强大到能牵制德国的东欧国家。但有波兰从中将
德俄分开，俄国要向德国施压就势必侵入波兰。波兰则太弱，不足以
担任俄国的角色。凡尔赛和约的建树却是使德俄继20年前瓜分波兰
后，再生同样的野心。
法国在东欧找不到大国暗中支持，便想壮大新成立的国家，以制
造德国腹背受敌的假相。法国支持东欧新兴国家，向德国或匈牙利所
剩的版图攫取更多领土。这些国家显然有其吸引法国误以为它们可制
衡德国的可取之处。但它们绝无可能取代过去奥地利及俄罗斯所处的
地位。它们都太弱，又陷于内部纷扰与彼此敌对而无法自拔。它们的
东面环伺着革命后的俄罗斯，也正为其领土损失而喧嚷不已。一旦俄
罗斯恢复实力，它对这些小国家的威胁性不下于德国。
于是欧洲的稳定全恃于法国。先前是结合了美、英、法、俄的力
量才使德国投降。如今这四国当中，美国再度倾向于孤立主义，俄国
由于其革命及所谓的东欧诸小国“防疫（ cordon sanitaire）”妨碍其向
法国施援，而与欧洲相隔绝。法国为维护和平便需扮演全欧的警察。
然而法国不仅没有采取如此干预性政策的意图与实力，而且就算有意
这么做，也会发现自己孤单无援，被英美两国所遗弃。
不过，凡尔赛和约最危险的弱点是心理上的。维也纳会议所建立
的国际秩序，有符合均势要求的保守势力团结原则为后盾，而实际上
最有能力维持维也纳和解的各大国，都认为和约内容很公平。但凡尔
赛和约却注定短命，因其标榜的价值观与执行和约所需的诱因相互冲
突：有能力维护和约的国家大多认为其内容在某一方面有欠公平。
一次世界大战的矛盾之处在于，作战的目的是为遏阻德国势力兴
起及可能称霸欧洲，且民意曾高涨到难以建立与敌人和解的和平。然
而到最后，威尔逊的原则却使盟国无法达到能够压制德国的和平，各
国也不认为和约很公正。根据抽象原则执行外交政策的代价，便是无
法处理个别案例的特殊情况。由于集会于凡尔赛的各国领袖，既不愿
意根据战胜国必然有的权利，也不肯依照均势原则对各国实力的评
估，来削弱德国实力，他们便只有将要求德国裁军解释为各国全面裁
军的第一步，将要求赔偿解释为对战争本身的补偿。
盟国如此解释要求德国裁军的理由，是破坏了维持和约所需要的
心理准备。因为从一开始，德国便可因此抗议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并
要求重新武装或其他国家也裁军到与它相同的水准，而德国也的确如
此抗议。在裁军过程中，凡尔赛和约的相关条款反令战胜国自觉理
亏。在每次裁军会议上，德国一定采取理直气壮的高姿态，通常英国
会表示支持。但法国若同意在裁军上对德国一视同仁，那想要护卫东
欧各国的独立便不可能。因此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势必导致不是法国就
是德国必须裁军。而不论是哪一种情形，法国均不具备足够的力量保
卫东欧，最后甚至是自身难保。
同样的，禁止奥地利与德国合并，而在捷克境内又有一大群德裔
少数民族，波兰境内也有一支人数较少的德裔少数民族，这些都违反
民族自决原则。所以德国追求民族统一的运动有凡尔赛和约基本原则
为后盾，更增添民主国家的罪恶感。
造成最大心理负担的是和约的第231条，通称的战争罪（War
Guilt）条款。这一条指德国需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负全责，并对此
提出严厉的道德谴责。和约中大部分的惩罚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及
军事，完全根据德国是罪魁祸首的前提而来。
18世纪主持议和的人一定视“战罪条款”为荒谬不可思议。他
们认为战争是利益起冲突的必然结果，与道德无涉。在十八世纪战争
结束后所签订的条约里，战败国付出一定的代价，但不致受到道德批
判。而威尔逊及参与凡尔赛和约的人士则认为，1914~1918年战争的
起因必须归罪于某个坏蛋，并且必须加以惩罚。
但是当仇恨消退后，有识之士逐渐发现，战争爆发的责任归属要
复杂得多。固然德国必须负一大部分责任，但只处罚德国是否公平？
第231条款是否恰当？一旦大家开始产生这些疑问，尤其在1920年
的英国，欲执行和约中惩处德国的条款的意愿，就渐渐动摇。良心不
安的议和代表们，对他们完成的和约是否公平不再有把握，便失去执
行此约的决心。对这一点德国当然没有责任。在德国大众的口里，第
231条款被称做“战罪谎言”。建立均势已有实质上的困难，如今又
有建立道德均势的心理障碍。
由此可知，研拟凡尔赛和平方案的各国代表最后得到的是反效
果。他们想削减德国的实力，却反而增强了德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从
长期来看，德国在凡尔赛和约后的地位比战前更大大有利于主宰欧
洲。一等到德国摆脱裁军的束缚，而这是迟早的事，它注定会变得空
前的强大。尼科尔森（ Harold Nicolson）曾有这样的结论：“我们初来
巴黎时，对即将建立新秩序满怀信心；离开时，则已觉悟，新秩序不
过比旧秩序更加纠缠不清。”
第十章 胜利者的困境
集体安全的观念
凡尔赛和约的监督执行建立在两个相互抵消的基本概念上。其中
一个概念因太过广泛，另一个则因太过狭隘，均告失败。集体安全概
念就是太空泛，不适用于最可能扰乱和平的特殊情况，取而代之的英
法非正式合作协议又太分散欠缺决心，不足以对抗德国大规模的挑
衅。不到五年，两个战败国又在拉巴洛（Rapallo）携手。德国与苏联
合作日益密切对凡尔赛体系是重大打击，但已丧失斗志的各民主国一
开始并未意识到其严重性。
一次大战结束时，多年来有关国际事务道德与利益孰重的辩论似
已终结，而且是法律及道德占上风。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许多人期
盼世界会变得更好，并尽可能远离被他们视为曾夺走大批年轻人生命
的“现实政治”。虽然当时美国正逐渐退回孤立主义，它却是这个过
程的催生者。威尔逊描绘的美景是，即便美国退出，欧洲仍应遵行他
所倡导的方向，通过集体安全来维持稳定，放弃传统追求结盟及均势
的做法。
此后在美国的说法里，美国所加入的盟约——如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NATO） 通常都被说成是达成集体安全的工具。然而这并非
盟约（ alliance）这个字的原始意义，因为基本上，集体安全与结盟是
正好相反的两个概念。传统结盟是针对特定的威胁，由特定国家因同
样的国家利益或相互的安全考虑而结合在一起，定有明确的权利义
务。集体安全不以特定威胁为对象，不保证个别国家的安全，对各国
一视同仁。理论上其宗旨在对抗任何可能危及和平的威胁，不论是哪
一国发动或威胁的对象是谁。盟约一定有一假想敌；集体安全则是维
护抽象的国际法，就如同一国的司法体系维护其刑法一样。它也像国
内法一样不会先假设有某个罪犯。对盟约而言，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其
利益或盟国的安全遭到攻击。而集体安全则假定“和平”解决争端原
则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违反这个原则便构成开战的条件。因
此军队的集结必须视个案情形，由对“维持和平（ peacekeeping）”具
共同利益的各国出兵，每一次的组合可能都不一样。
结盟是为了建立比分析国家利益更能预期更为明确的权利义务。
集体安全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反。它是待事情发生后，再视情况决定如
何适用其原则，因而无形中十分需要仰仗当时的气氛及各国的意愿。
唯有在全体国家至少是与集体防御有关的各国，都对眼前威胁的
性质有近乎一致的看法，且均不考虑各自在此问题上的国家利益，而
愿依事件本身的是非对错决定使用武力或实施制裁，此时集体安全才
能发挥作用。只有在这些条件齐备的情形下，国际组织才能进行制裁
或担任国际事务的仲裁者。1918年9月大战接近尾声时，威尔逊对集
体安全的看法是：
“国家目的逐渐退居次要，文明人类共同的目的已取而
代之。各地老百姓的智慧变得比高高在上深谙权谋者更为单
纯率直且一致，在上位者却仍陷溺于争权夺利的游戏而且不
惜一切代价。”
以上这一段话反映出威尔逊和欧洲传统对国际冲突起因的解释，
两者间有着基本的差异。欧洲式外交是假设国家利益原本就易于起磨
擦，因此把外交视做调和各国利益的手段；但威尔逊却认为国际争端
是起于“观念不清”，而不是反映着利益真正有所冲突。在现实政治
的实际运作上，是由政治家负起责任，以维持赏罚间的平衡使得个别
利益与整体利益结为一体。而威尔逊却认为政治家必须将普遍性原则
应用到每个个案上。而且他往往视政治家为引起冲突的原因，因为他
认为是政治家莫测高深且自私自利的算计，扭曲了人类爱好和谐的
本性。
出席凡尔赛议和的政治家，大多数人的言行都辜负了威尔逊的期
望。他们个个强调国家利益，留下威尔逊独自一人为整体的目的辩
护，其实美国在此次和会的领土议题上没有（欧洲观念中的）国家利
益。先知们在遭遇现实的阻力时，都有尽力宣扬其预言，不轻言放弃
的本性。威尔逊在凡尔赛遇到的阻碍，并未使他对自己的新理念是否
可行产生怀疑。反而这些障碍加强了他坚持到底的信念。他深信国际
联盟及国际舆论的力量，会改正和约中许多不符合其原则的条款。
的确，威尔逊理想的威力展现在对均势政策发源地英国的影响
上。英国官方对国联盟约发表的评论中说：“最终极最有效的制裁必
为整个文明世界的舆论。”塞西尔爵士（ Lord Cecil）在下议院则主
张：“我们所依恃的是民意，若我们对民意的看法错误，那就没有对
的事了。”
皮特、坎宁、帕默斯顿及迪斯累里的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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