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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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多出来的10亿美元进行工业现代化。法国在赔偿上决不让步，就
是为使德国无法强盛。在被迫选择要让德国衰弱还是让德国有能力偿
付赔款时，法国选择了后者，却眼看着赔款反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最
后并得以恢复军力。
到1923年底史特瑞斯曼已可声称获得部分成功：
“我们所有的政治与外交作为，经英美两大强国刻意的
合作，意大利与其邻国（法国）的疏远，及比利时的举棋不
定，几方面加起来已形成法国终究无法抵挡的情势。”
史特瑞斯曼的估计正确。顺应政策已为法国及整个欧洲秩序带来
难解的窘境。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
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
驾其上。但若无公平待遇，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等的建军权利，那德
国决不会接受凡尔赛体系，顺应政策也会中断。顺应政策也使英国外
交官处境尴尬。英国若不答应给予德国军事平等，以作为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的交换条件，则对方大可恢复原先的不合作态度。但给德国军
事平等又会对法国不利。英国原可与法国结盟以制衡德国，但又不愿
卷入法国与东欧的联盟，或是要为某一块波兰或捷克的领土而与德国
交战。张伯伦在1925年曾套用俾斯麦对巴尔干的评语并表示：“为了
波兰走廊，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愿意或能够冒牺牲一兵一卒的危险。”
他的预言跟俾斯麦一样并未言中：英国后来确曾参战，就像20世纪
初的德国一样，而且正是为英国一向排斥的理由。
为避免两难，张伯伦在1925年想出一个主意，由英、法、比结
为有限的同盟，只保证这三国与德国的边界，它基本上是一个自西侧
反抗德国侵略的联盟。但当时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已进展到他几
乎能否决盟国决议的地步。为阻止德国被当做潜在的侵略者，他宣称
没有德国参与的条约就是反德条约。
张伯伦有些相信，德国怕遭到包围是促使它在战前之好战政策的
原因之一，于是退而提出一个怪异的协定组合，想把传统盟约与新的
集体安全政策混合在一起。为保留原始提议的结盟构想，在瑞士洛迦
诺（　Locarno）签订的新约保证法、比、德的边界不应受到侵略。为符
合集体安全的原则，条约中不设定任何假想敌或受害者，只保证对抗
来自任何势力对任一方向的侵略。未来开战的理由不再是针对某个国
家的侵略行为，而将起于有任何一国违反了法律规范。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战败国德国的外长史特瑞斯曼已取得主
导地位，超越了战胜国的白里安与张伯伦。以放弃对西部边界的翻案
为条件，史特瑞斯曼获得白里安与张伯伦默认，凡尔赛和约有关德东
边界的部分需要修正。德国接受其“西边”与法、比的边界，及莱茵
区永久非军事化；英、意对此安排提供保证，承诺将协助逐退不论来
自何方的越界或进入莱茵区的入侵行动。但史特瑞斯曼拒绝接受与波
兰的国界，而其他签约国也不愿提供保证。德国与东欧邻国签署仲裁
协议，保证和平解决一切争议。但英国连这样的保证也不肯为其背
书。最后德国同意加入国际联盟，从而承担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
端的一般性义务，理论上这也包括东面的未定界。
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
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
洛迦诺与其说为欧洲带来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


各民主国对德国正式承认其西边国界所产生的笃定感，显示出新
旧国际秩序观点混杂，造成观念混淆与失去戒心的程度。因为此一承
认所隐含的意义是，战胜国胜利后虽订立凡尔赛和约，却无法强制失
败者遵守其和平条件，德国却争取到可选择只遵守它愿意遵守的条
款。自这一层意义来说，史特瑞斯曼不肯承认德国东边的国界已代表
不祥之征兆；而英国连仲裁条约都拒绝保证，造成国际承认的欧洲国
界分为两类，一是德国接受且有其他强国作保者，二是德国不接受其
他强国也不保证者。
使情况更复杂的是，欧洲现在有三种层次的承诺存在。第一层是
传统盟约，辅以幕僚人员谈判及政治磋商的旧式运作。如今此种方式
已不流行，仅有法国与东欧新兴弱国间是此种安排，但英国拒绝加
入。一旦德国侵略东欧，法国必须在两个不情愿的选择中做一抉择：
放弃波兰与捷克，或独力抵抗德国，后者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即挥
之不去的梦魇，而且这么做的可能性亦不高。第二层是类似洛迦诺这
类的特殊保证，显然其约束力被视为低于正式的联盟，这正是为什么
它在英国下议院从不曾受到阻力的原因。最后一种便是国际联盟对集
体安全的保证，但在实际上它已被洛迦诺公约所抵消。理由是，倘若
集体安全真正可靠，则洛迦诺便属多余；若洛迦诺有其必要，那就等
于国际联盟连其主要创始会员国都保障不了。
由于洛迦诺式的保证或者是全面性集体安全的概念，都没有设定
一个假想敌，因此便无法预做军事规划。即使有可能采取协同军事行
动，虽然国际联盟时代并无这种例子，但其官僚化的运作方式，包括
调查真相及各种其他的协调过程，必然也是旷日费时。
所有这些史无前例的外交安排，令感觉备受威胁的国家益发不
安。意大利变得必须保障莱茵河沿线的边界，但过去意大利向来不把
这条河纳入国家安全的考虑。意国参与洛迦诺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跻身
一流强国。一旦达到目的，就没有理由再冒实际的风险。十年后莱茵
河边界受到挑战时，它的表现充分证实这一点。在英国眼中，洛迦诺
代表首次有一主要强国，同时保证一个原本的盟国及一个刚遭击败的
敌人，而且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
洛迦诺并不代表法、德之间的和解，只是对战争的军事结果加以
肯定。德国在西线遭到挫败，在东线却击败俄国。洛迦诺等于是承认
这两种结果，并为德国日后进攻东欧埋下祸根。
1925年洛迦诺被誉为迈向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事实上它却为凡尔
赛国际秩序敲响了丧钟。自此之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差别日益
模糊，若是战胜国能因此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或战败国能够真心接受
经过修正的和平安排，则这种演变值得庆幸。可惜两者均未发生。法
国一年比一年觉得气馁，无力感日增。德国的民族主义风潮也日胜一
日。战时的盟国全都不肯负起责任——美国逃避和平规划者的角色，
英国放弃传统平衡者的角色，法国也未能担负起护卫凡尔赛和约的任
务。唯有史特瑞斯曼，一位战败国的领袖，有长期的政策，并不遗余
力地将其国家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现在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唯一的希望，全在于洛迦诺协约所带动
的激昂情绪及它所引起的期待，一如“洛迦诺精神”这句口号所展现
的，或许能克服其结构上的缺失。而且正好与威尔逊宣扬的理念相
反，促成这种新气氛的不是全世界的舆论，而是三位外长，张伯伦、
白里安及史特瑞斯曼，因他们所属的国家彼此猜忌对立才引发战争，
使和平难以巩固。
凡尔赛秩序没有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必须靠各国政治家的私交
来维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主导外交政策的是贵族，在他们
的圈子里，大家对抽象的概念有共同的认识。他们彼此多半能相处融
洽，但不会认为私人情谊能够影响他们对本身国家利益的评估。任何
协定决不会以当时“气氛”作为签署的理由，也不致为了维护某人在
位而做出让步。领袖们也不以称呼对方的名而不称姓，以向其人民显
示彼此关系之良好。
这种外交形态在一次大战后起了变化。从此将外交关系个人化的


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白里安欢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特别强
调史特瑞斯曼的人品，史特瑞斯曼也投桃报李。同样的，因听说张伯
伦对法国有个人偏好，促使史特瑞斯曼在张伯伦于1924年继较亲德
的寇松爵士后出任外相时，加快执行其顺应政策及承认德国的西界。
奥斯汀·张伯伦系名门之后。父亲是才干过人、足智多谋的约瑟
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20世纪初时曾主张与德国结盟。
日后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则是其
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斯汀在数任英国联合政府中均握有极大的权力。
但他与父亲一样都未做到最高的首相位置；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
英国保守党唯一一位未做过首相的领袖。有一说法指他“每战必与，
每役必输”。麦克米伦首相（　Harold　Macmillan）对他的评语是：“此
人口才一流，但气势不足。条理分明，但不够锐利。他倍受尊敬，但
无法令人生畏。”
张伯伦主要的外交成就便是促成洛迦诺协约。他亲法的立场众所
周知，还曾说过他“像女人一般爱恋法国”的话。史特瑞斯曼害怕会
有英法同盟出现。史特瑞斯曼是基于这种顾虑乃发动最后签订洛迦诺
协约的过程。
事后看来，对欧洲疆界线双重标准的缺失便很清楚。但张伯伦认
为这已是将英国的战略承诺大为延伸，已到达英国民意能接受的底
线。英国在18世纪初之前，均是以英吉利海峡为其安全国界。整个
19世纪，这个安全界线移到了低地国家。张伯伦则试图再移向莱茵
河，但后来德国于1936年越界时，英国并未起而捍卫。至于保障波
兰，在1925年时英国政治家尚没有这种见地。
白里安则是法国第三共和的典型政治人物。他以左翼激进分子起
家，后来成为内阁中固定的一员，偶尔担任总理，多半是任外长（曾
历任14届政府的外长）。他很早便警悟到法国相对于德国的弱势，因
此认为与德国修好是法国维护长期安全的上上策。凭他个人长袖善舞
的手腕，他希望能为德国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严苛的条款。
白里安这种政策在曾遭德军蹂躏的国度中不可能受欢迎。也很难
判断他这个政策是为消弭一个世纪来的仇视，还是为现实政治而不得
不如此。在危机发生时，法国人喜欢立场强硬不妥协的普恩加来，他
坚持必须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当危机演变到不可收拾时，如占领鲁
尔区之后，白里安就会再度出山。如此变换频仍的缺点就是，法国无
法有始有终地贯彻这相反两种政策中的任一种：法国已没有足够的实
力执行普恩加来的政策，但法国民意令白里安没有太多的筹码可与德
国达成永久的和解。
且不论白里安真正的动机为何，他明白法国若不主动修好，也会
在英美压力及德国日益强盛的逼迫下这么做。史特瑞斯曼虽强烈反对
凡尔赛和约，他却相信缓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可加速裁军条款的修
正，并成为改定德国东界的基础。
1926年9月27日，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在法国近日内瓦的侏罗
山脉（　Jura　Mountains）中，一个穷乡僻壤的村落施瓦希（Thoiry）会
面。当时德国刚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白里安以一篇亲切且热忱感人的
演说表示欢迎。在此有利的气氛下，两位外长研拟出一套整体协议，
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留下的问题。法国将归还萨尔区，凡尔赛和
约要求的公民投票不会举行。法军在一年内会撤出莱茵区，盟国军委
会将退出德国。德国方面则会为萨尔区的矿产支付三亿马克，并加速
偿还对法国的赔款，实现道威斯计划。白里安等于是想以凡尔赛和约
最为德国不满的条款，来交换对法国经济复苏的援助。协议内容显示
出双方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德国得到的是永久性、无法收回的好
处；而法国所获得的不过是只此一次、暂短的金钱上的收益，而且有
一些是重复德国已做过的保证。
这个协议在巴黎与柏林都遭到反对。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形式
的遵从凡尔赛和约，不论实际条件多么有利，一定是反对到底，而白
里安则被指责抛弃了莱茵河的缓冲区。发行公债筹措德国额外的支出
也成问题。于是白里安在11月11日突然中止谈判，宣称“施瓦希构


想尽速实施的希望因技术性障碍而破灭”。
这是两次大战期间德法最后一次尝试达成全面的协议。至于即使
这个协议得以付诸实施，后来的历史是否就会大为改观，也不得而
知。因为洛迦诺式外交所引发的基本问题，即和解究竟会促使德国接
受凡尔赛国际秩序，还是会助长德国威胁这个秩序的问题，依然无
解。
洛迦诺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英国相信和解是唯一可
行的方式。美国也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与德国和好。战略或地缘政治
分析已不流行，各国虽对正义一词各有迥然不同的定义，却都把它挂
在嘴上。一连串肯定国际联盟一般性原则与呼吁的条约陆续出炉，部
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不胜其扰，也有部分条约是出于想要逃避
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
后洛迦诺时期，只见法国一步步自凡尔赛和约的安排中退却，虽
明知其不可，但在英美不断施压之下也只有一再让步。这段期间资金
不断涌入德国，大半是美国资金，加速了德国工业的现代化。专为监
督德国裁军而设立的盟国军委会于1927年裁撤，其功能转移给无法
进行履约查证的国际联盟。
德国暗中重整军备的脚步加快。早在1920年，当时的工业部长
拉塞诺就曾安慰军方，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裁撤重武器的条款，主要
只会影响到反正很快就要淘汰的武器。他指出，研发现代化武器及建
立快速制造这些武器的工业产能，不会受任何阻碍。在1926年，洛
迦诺公约获批准后不久，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正在施瓦希村会面时，
一次大战最后三年的德军总司令、刚当选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
（　Marshal　von　Hindenburg），在参观陆军演习时说：“今天我看到德国
军队的传统精神及战技标准，保存得完好无缺。”果真如此，则一等
德军规模所受到的限制去除，法国的安全将立即陷入危机。
等到裁军问题成为国际外交的主要课题时，这个威胁更是近在咫
尺。德国要求政治平等，处心积虑地为将来坚持军事同等待遇创造有
利的心理环境。除非能获得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法国拒绝裁军；而唯
一能够提供保障的英国，对德国东界不肯加以保证，对其西界也不愿
逾越洛迦诺公约的范围，由此可见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力不及盟约。
为避免、至少也要延后，德国正式平起平坐的日子，法国开始玩
起国际联盟裁军专家所爱玩的制定裁军标准的游戏。它向国联筹委会
（　the　League　Preparatory　mission）提出一份分析报告，比较实际军
力与潜在军力，有训练的后备军人与人口趋势，现有武器与技术更新
的速度。然而这种种辛苦设计的论点都无法规避一个关键性问题，即
只要采取平等的军备标准，不论标准多么低，法国的安全都受到威
胁，因为德国有超强的动员实力。法国越是愿意接受筹委会的前提，
为自己制造的压力就越重。到最后，法国的种种运作反而主要只是加
深了英美的成见，认为法国才